第二节 资本计量上的争议

对资本概念理解不同，经济学家在资本计量问题上也争论不休。资本计量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微观意义上的企业资本计量问题，一是宏观意义或抽象意义上的总量资本计量问题。这两个方面，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从联系上看，微观企业的资本计量是宏观总量资本计量的依据和基础，脱离微观企业的资本计量来研究总量资本的计量，总量资本的计量只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可能出现与现实的巨大差异，对现实经济研究并不具有指导意义。从区别上看，资本的企业计量与社会总量计量的目标不同。对企业来说，资本计量从来没有真正成为问题，资本是投资者投入企业用于获利的一种手段，总是首先表现为货币形式的预付资本，投资者关心的是最终用货币表示的收益是否大于投入的货币，资本反映的是投资者的责任和权利。而总量资本计量是为了研究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各种要素的配置和经济增长的动力等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单个企业关心的问题。如果资本计量问题不能解决，就难以量化计算资本的总量及其收益，也就无法揭示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和资源配置原则，基于资本理论而形成的生产与分配理论就成为一种理论上的“假说”。因此，资本计量问题在资本理论中具有重要意义。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学派在微观经济的生产函数理论中使用抽象意义上的资本概念来研究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关系，在宏观经济领域使用总量资本来探讨国民经济运行中社会总量资本的形成和作用，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研究发展中国家总量资本的缺乏和资本引进的意义。西方经济学其他学派还从时间、货币价值和收入等角度定义和使用了资本概念并探讨了资本计量方法问题，这些西方经济学的资本概念理解和计量方法存在着逻辑与现实矛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概念作了不同的理解，这种理解既抓住了资本的本质，揭示了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内涵，可以用于研究资本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又符合微观企业领域对资本概念的理解和计量要求，在会计学应用中能够得到体现。从而克服了资本计量的理论与现实脱离问题，是真正科学的对资本概念的理解和计量方法。

一 实物单位计量的困境

新古典学派理解的资本就是生产资料，是生产出来用于生产的物。他们将土地和原料之外的生产资料直接称为资本，而且对资本与资本品两个概念也没有严格区分，相对于劳动而言时用“资本”，相对于具体生产资料时用“资本品”。新古典学派将资本看作是物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资本物的特性说明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资本本身就具有的，而不是由社会决定的。二是用资本物的数量变化引起的产品收益变化来计算资本的价格——利息率。新古典学派的厂商理论用生产函数揭示劳动与资本两种生产要素的技术替代关系，将资本与劳动作为地位相当的生产投入品，资本（也就是资本品）是与劳动并列的一种实物。因而，投入与产出都用物理量进行度量，资本计量单位只能是实物单位，而不是货币单位。用实物单位对资本进行计量，在资本同质的情况下，通过资本品的数量增减与最终产品数量增减的关系是可以研究资本边际生产力的。这时资本与劳动的计量都是实物单位。但是，生产函数又通过要素的相对价格来计算要素的替代。按新古典理论，劳动的价格是工资率，而资本的价格是利息率或利润率。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对于生产要素，厂商的最大利润的一阶条件或均衡的一阶条件是：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值等于生产要素价格，即生产要素的价格等于其边际生产力。也就是说，要素价格是由体现其边际生产力的边际产品值决定的。这里就存在用实物单位来对资本进行计量与用边际产品值来决定要素价格的矛盾，这一矛盾还表现为：一是实物资本对产品生产包括最终收益影响原因何在？如果将这种影响归结为是由于资本物的属性而产生的，实际上是资本（或资本品）中所具有的技术含量对生产与收益产生影响。二是不同资本品加总问题。同质的资本品可以用实物单位进行加总，不同质的资本品就无法用实物单位进行加总，而且在计算边际生产力时也无法对资本品无限分割。三是如果用货币进行计量，不同资本品虽然可以用均质的货币表示，但货币与资本品的作用并不对应，不能说货币价格高的资本品的作用一定大。不同质的资本品的技术含量不同，本身的技术含量与其自身的货币表示的价值量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就对新古典学派将生产资料作为资本概念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古典学派一方面从资本物质形态与技术特性角度来研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另一方面又抽象掉资本品的具体技术特性和物质形态，使资本成为一种丧失其物质实体的均质可塑的东西。新剑桥学派认为如果将各种类型的机器设备看作是资本，则机器设备与劳动者的数量关系是受现时的生产技术水平与工艺特性所制约的，不能随意地改变。琼·罗宾逊称计量经济学家混淆了两种资本的含义：（1）资本作为机器的原料；（2）资本作为生产函数中的一种价值。她认为，“两个概念都和实际的统计学解释没有关系”。琼·罗宾逊指出，把各种异质的资本品作为生产函数的一个总体量存在的问题，不可能从物质形式上找到一个统一的尺度来测量资本数量。新古典学派想从物的角度来说明资本作用，以此证明利息率是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在新古典理论中，通过利息率（利润率）表示资本（实物资本或资本品）的边际生产率，认为要素投入的标准是边际收益等于要素价格，也就是资本品投入的标准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等于资本价格，资本价格就是利息率。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价格不是资本实际价值而是利息率？这时的利息率由资本边际生产力决定还是由外在社会决定？既用物来表示资本作用，又将这种作用与外在的利息率挂钩，不再对实际资本的价值量进行计量，这些都说明新古典学派将资本只看作是生产资料来对资本进行计量和研究资本作用是无法进行的。由于在实践中根本不可能用实物单位对资本进行加总，也就无法确定资本的边际收益。因而，利息率不是由资本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而是由资本的社会权力决定的。不仅在生产领域无法运用新古典学派的资本概念和资本计量方法，而且在国民经济统计中更无法用货币方式将异质的资本品与消费品进行GDP总量加总，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创造的“神话”而已。

二 货币单位计量的困境

对生产活动中所有资本投入都以货币计量。这种计量方法基于这样的考虑：资本收益最终总是以货币形式出现，而资本投入如果以货币作为价值计量形式，则可以计算二者之间的比值，从而确定资本收益率问题。用货币单位对资本进行计量优点是明显的，货币是均质的且可以进行理论上的无限分割。但是，直接用货币单位来计量资本对于西方经济学来说存在困境。因为，资本边际生产力变成了货币的边际生产力。用货币单位计量资本，货币资本与实物资本就无法区分，对经济活动中的所有资本投入都要用货币单位进行计量，必将会出现资本与资金等同的现象。资本收益被认为直接来自于货币的时间价值，不同时间存在的等量货币其价值不同。不管是生产资本还是借贷资本，或是一般的货币，如果在未来的时间里没有收益就等于贬值，收益成了货币的内在要求。如果将资本等同于资金或货币，就会出现货币可以生货币的思想，仿佛货币本身就可以自我增殖。应该说，货币本身在生产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只是起到用于获得生产资料等生产条件的商品交易媒介的作用。实际生产中的生产能力和获利能力绝不是货币可以表达的。货币投资量相同的一个商品交易场所和一个有高技术的企业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企业。正如美国一架波音飞机与中国大量的纺织品在货币量上是相等的，但却是两种在数量上有着巨大差异的产品。

三 时间单位计量的困境

西方经济学中的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庞巴维克、新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希克斯等注意到资本在现代工业生产中的迂回性特点，对于迂回性生产而言，时间在生产中的作用，或说时间对资本量的影响十分重要。由于生产的迂回性特点，需要不断地向生产进行投入，主要是劳动、生产条件的投入，不同时期的投入对生产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当作为获利手段贷放或投入到生产的资本总要带回一笔利息，其数值与时间有关，原因在于现在物品比同一种类和同一数量的未来物品更有价值，因而当前者与后者交换时必然要有一个时间贴水即利息，利息来源于时差，利息被理解为主观心理上的等待和人们对这种时差的补偿要求。但是，新古典学派的奈特批评了时间派的观点，强调资本可以通过连续地维持保养或重置，将会与劳动、土地一样可以生产出一个永久的产出流。因此，在进行正常维持的前提下，资本可以被视为与劳动、土地一样的永久性生产要素。他之所以强调资本的永久性是想说明：既然资本一经投入便永久存在，那么也就不存在具有确定长度的生产过程，实际上的生产时期或者是零，或者为无限大。即使撇开这点不说，在各种投资相互交错（即各种资本品被用于生产其他资本品）的条件下，由于无法将某一日期的投入与其产出联系起来，因而要确定某一单位投资与其产出品之间的时间间隔即所谓投资期也是困难的。因此，仅用时间不能概括资本的全部特性，如果用资金时间价值来计量资本价值和资本占用等问题，实际又回到了货币资本的观点上了。

四 收入贴现计量的困境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资本具有典型意义的理解将一切可以被用来获利的手段、财富和未来可以带来收入的对象都作为资本看待。任何财富或资产的价值都不是来自于过去，而是唯一地依赖于未来，即依赖于预期的未来收入。而将未来收入与资本联系起来的桥梁或纽带则是利率。利率的基本职能就在于通过贴现计算将未来收入折现为资本。只要有收入，则可以按贴现的方法来计算资本量，即将收入资本化。所以不管是物，还是别的什么，只要能带来收入都可以称为资本。将资本抽象化可以带来一定收入的对象的经济学家，必然放弃对资本实际价值量计量，而是用资本的收益量的贴现计量资本的价值量。不管是实物化的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或是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等形式，这些资本最终都表现为一定的收入流。从这个现象出发，从可以稳定地获得收益的角度，资本的实际价值就不再重要，而是根据它的获利能力来衡量，用直接能够获得的收益作为资本价值的代表。收入流就成为利息或租金，资本所有者关心的不是资本的实际价值，而是关心资本能够带来的收益。只要有一定的收益，不管资本是什么或是多少价值，资本的意义已经完全体现在收益上。用这个方法确实避免了对资本实际价值量的度量，也可以把资本形态上的差异不作区分，资本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而且以收入来定义资本也仿佛抓住了资本的本质。这种对资本概念的理解和计量方法首先泛化了资本概念，任何可以形成收入的对象都是资本形态，这样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差异消失了，人力（或劳动）、知识或社会关系等都成了资本，也就无法对资本进行区分和计量。其次，这种方法是用结果来定义来源，有收入虽然可以假定存在资本，但对资本的实际价值用贴现方法进行计量并不能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在资本投资时对未来收益只能是估计，但人们要通过现时的投入来明确未来的收益分享和风险共担问题，没有对实际投入的资本价值量计量，就无法明确投入时的权力和责任。而且用收入贴现法只能得到一个计算上的资本值，这种方法无法与投入产出法进行转换，也就不能用于计算资本收益率。当需要比较资本收益率的大小从而决定资本投入的价值时，用收入贴现法进行资本价值计量就存在问题。

总之，由于西方经济学对资本概念理解不科学，所以这些从某一侧面对资本计量方法只能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资本价值量的特点，并没有真正揭示资本计量问题的实质。这些方法既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在实践中也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应用，只不过是一种思维的虚构模型。

五 马克思资本概念对资本计量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一定的价值额，只有在它产生剩余价值，从而增殖价值时，才变为资本”。马克思对资本概念的这一理解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第一，从价值实体角度指出了资本与非资本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产生一定收入的对象非常多，这些收入来源有的自身没有价值，有的获得收入的来源并不是依靠自身价值，因此并不全是资本。第二，这一理解指出了资本收益是剩余价值的转化，资本只有在生产过程中通过雇佣劳动才能形成和占有剩余价值，并不是所有收入都可以称为资本的收益。第三，资本是价值实体，但并不固定在一种形态上，由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因此可以作为资本价值的计量单位的。由于在资本存在的市场环境下，任何生产和交易活动或者说是获利活动都是通过货币来做计量单位的，脱离货币来谈资本是不可能的，所以资本计量必然要用货币来体现价值，只有货币体现出的价值才能为社会所接受。“在G—W—G流通中，商品和货币这二者仅仅是价值本身的不同存在方式：货币是它的一般存在方式，商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说只是化了装的存在方式。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这样就转化为一个自动的主体”。资本投入者最基本投入是货币资本，因为只有货币资本具有广泛的购买性，可以用其进行各种生产条件的购买。而最终的收益也要体现于货币，资本投入者关心的不是实物财富，而是货币财富，只有货币才能真正地实现资本家对社会财富占有的欲望。第四，资本在这里不是单纯的物，而是反映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由此可见，马克思揭示出资本概念中最本质的内容即资本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资本真正的意义在于控制，在于资本是资本家获利的手段和工具，是资本家人格的体现。因此，资本价值又不能完全用货币来表现，因为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并不是用货币可以概括的。

（一）马克思对资本概念的科学理解可以为资本计量提供科学依据

（1）从资本主义企业角度看，资本价值量就是资本家所有投入价值的货币形式。这些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资本家自有资本，一部分是借贷资本。自有资本是明确资本家对企业责任和收益权利的依据，可以进行利润率的计算。借贷资本参与生产，可以获得某种相对固定的利息收入。这样的资本概念既方便资本价值计量，又可以方便地进行资本权力与责任的明确，更可以进行最终收益率的计算。

（2）从社会总量资本计量角度，通过对企业资本家自有资本、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货币价值量的总和，可以分析资本对社会财富增加值的占有程度，计算社会的剩余价值率或利润率。

（3）资本的有机构成可以反映社会生产的技术内容，可以用于经济增长的研究。资本量的大小既反映资本可以支配的劳动数量，也可以反映资本控制的生产资料。这时的资本不再是直接的物，而是体现对劳动的支配。作为预付的资本，在生产中并不创造价值，也不是生产要素，而是提供了一种生产条件，通过雇佣劳动来实现商品中的价值，最终占有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单个资本的资本有机构成反映了资本与劳动的技术关系，而社会总量资本的有机构成也就可以反映社会生产中资本与劳动的技术关系。西方经济学从货币角度谈论的资本，往往忽视了资本组织和控制生产的特点，也忽视了资本的技术内涵。从生产资料角度谈论的资本既无法计量，又没有反映资本全部的内容，也没有反映资本对劳动和生产的支配和控制。

（二）马克思的资本定义和资本计量在会计实践中的应用

任何一种资本概念的理解和资本计量方法都不能脱离现实经济活动。只有现实经济活动才是对理论最好的解释和检验。没有现实经济的应用，理论架构下的资本计量就没有实际意义，也不可能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概念的科学理解及资本计量的科学性在会计实践中得到了最为直接的体现。

企业理论的核心是所有权理论，因为所有权涉及企业的控制权和收益权。企业所有权在企业中是以资本所有权体现的。社会之所以肯定资本所有者对企业的所有权，首先是对私有产权的肯定。不管是单个企业还是企业集团，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包括会计活动都是为了保证资本的保值与增值，是围绕资本的存续与获利展开的。企业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利益相关者多方契约的组合，是所有者、借贷者、消费者等各方面契约的产物。这个理论是想说明，现代企业已经淡化了资本所有者对企业独立控制的结构，而是多方利益的共同体。这种观点实际上模糊了企业的私有性质，把企业看作是没有主体的各方结合体。资本家以资本形式进行投资，投资者之间、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如借贷者、消费者、原料供应商、劳动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契约，不过这些契约都是在承认各自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契约。在分析企业实际经营活动时可以看到，企业并没有成为利益共同体共同控制的组织，而依旧是资本所有者控制的组织。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虽然分离了，出资者和经营管理者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不过，委托—代理的标的从形式上看是企业，实质上是资本。资本保值增值是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体现，也是经营管理者的责任所在。

企业资本会计就是通过对企业资本的计量确立投资者的责任和权力。企业资本有三个层次的理解：（1）是资本狭义的理解，也就是企业所有者的投入资本。这种资本在西方财务会计中称为“股本”，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称为“实收资本”，《企业财务通则》使用的是“资本金”的提法。“实收资本”或“资本金”在会计记账中都采用历史成本和名义货币计价。会计账目中的“实收资本”或“资本金”账目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企业投资者对企业权利的象征。一方面，只有得到企业的控制权和最终收益索取权才会有资本投资；另一方面，在私有产权社会中，法律也会保证资本投资者的权利。许多国家在企业登记时都实行资本法定，在《公司法》中规定了公司必须具备的最低资本数额，同时要求公司在注册成立时将公司资本加以登记公示，日后如有变动，必须及时变更注册。法律上的“注册资本”概念在企业会计上就体现在“资本金”或“实收资本”账户上。公司资本是公司法人所有权的客体，实质来源于股东（或投资者）的出资。虽然股东投资一旦形成为公司资本就与股东的财产发生了分离，但是它始终体现了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股东可以通过“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的方式对公司进行控制。这种狭义资本最直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本质的理解，但是并没有完全反映出企业的实际资本量和总资本量。（2）较广义的理解。较广义的理解认为企业资本是指企业所有者（股东）权益，即不仅包括资本金（实收资本），而且还包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企业资本会计为了对企业投资者实际资本量进行准确反映，因此在“资本金”或“实收资本”账户外，又增加了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账户，这些账户与“实收资本”账户合在一起可以全面反映企业所有者的权益。这些账户反映了企业所有者权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带来所有者权益与企业所有者原始投入量不完全对应，但这些账户都是从属于“实收资本”，是企业投资者所有权的体现。（3）更广义的理解。对资本更广义的理解认为它不仅包括企业所有者权益，而且还包括借入资本。企业通过借款所获得的货币与企业资本金形成时所获得的货币虽然来源有别，但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都用于购买材料设备，支付工资费用。劳动者利用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生产出产品，销售后收回货币，形成利润，实现增值。企业所有者权益是企业的自有资本，而企业借入的用于生产经营的货币，则是企业的借入资本。这种广义的资本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企业总资本量的认识是一致的，企业总资本并不完全来源于企业所有者，但企业总资本可以更全面地反映资本与劳动关系，也可以用于计算利润率或剩余价值率。

（三）会计学中的“注册资本”、“资本金”、“所有者权益”等概念都存在一定局限性

注册资本制度只约束了公司的股本或实收资本，并不涉及其他的所有者权益项目，而所有者权益会随着企业经营情况不断地变动。同时，资本的实物形态——资产的现实价值与会计账户中所有者权益的货币价值也会发生不对应。资本金和所有者权益的概念也没有全面反映企业资本的总量。从资本本质意义上看，资本的天性和本质是在运动中增值。企业中的资本来源不同，还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也会发生量的变化，这些虽然给资本会计带来一定的困难，但企业会计通过不同的账户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反映，会计账户可以分析出不同来源的资本量。对于企业所有者即资本家来说，资本量在生产经营中的变化并不会影响资本控制力，“实收资本”等会计账户就是要反映这种所有权。因此，国际通行的会计原则仍然是以历史成本和名义币值作为资本计量的依据，并以此为基础编制财务报表，这种普遍采用历史成本和名义币值对资本进行计量的深层次原因，正是由于企业的私有产权制度和社会对资本概念的一般理解。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出资者与经营管理者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对于企业所有者来说，重要的不仅是资本在运营过程中得到账面币值的保全，而且更要体现在资本增殖过程的控制。这种控制通过恰当的手段明确经营管理者的受托责任，客观地反映了受托责任的履行过程。历史成本和名义货币计价是实现资本控制的最有效手段，因为历史成本反映了企业所有者的投入和对企业的所有权。同时，名义货币计价既是一种历史记录，又可以以此比较前后期企业经营活动的收益大小，企业所有者可以进行资本收益率的计算，从而分析投资决策的成效，因此企业所有者也广泛接受这种资本计量方法和会计反映方式。一些脱离历史成本和名义币值的资本计量方法，尤其是脱离资本的实际价值而且资本收益率甚至是预期收益率来评估资本价值的方法虽然在资本市场得到使用，但20世纪与21世纪交接之际的美国资本市场会计危机，如美国安然公司的会计造假和安达信公司的审计失职事件绝不是少数公司的个别行为，而是反映了脱离历史成本和名义币值的资本计量方法带来的危害。

当然，如果要从社会角度统计社会总量资本，就不仅仅要关注注册资本总额和所有者权益总额。注册资本总额可以反映投资者自有资本的投入量，在统计上有一定意义，但并不能反映社会总资本的情况。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自有资本即“实收资本”账户如果与借贷资本的“长期负债”等账户金额相加就可以反映企业的总投资额，即企业的总资本量。一定时期的投资总额，可以反映一定时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本增加量，这些经营活动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经济发展的快慢。投资额的增长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反映要比GDP统计数据体现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