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册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

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五四运动既是自鸦片战争后开始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同时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有量的增长，也有质的飞跃和升华。五四时期倡导的现代化意识，奠定了20世纪中国一切具有现代意义的现象的基础，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考察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对于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化进程的实质是要实现社会的转型，即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或社会形态的再造，也就是从中世纪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现代化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现代化或使人转向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实质是人的现代性及其实现。五四时期倡导的现代化意识，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一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环节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学术界认识不一，有“鸦片战争说”“洋务运动说”“五四运动说”“新中国成立说”等。事实上，明末清初，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封建经济成分的减弱，现代性的东西已开始滋生，并由此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改造。学术界一般认为，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以工业革命为标志，而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是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特别是鸦片战争失败的结局。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沉沦”与“上升”的双重变奏的过程，与此相适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是被资本主义国家拖进世界市场走世界现代化道路的被动的消极的过程，同时又是中国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改造传统、学习西方的主动的积极的过程。五四运动是这个过程中重要的逻辑环节。

众所周知，在中国开始与现代西方接触之前，除了印度佛教之外，中国文明从未受到任何外来影响的全面严重的挑战。佛教虽曾触及中国思想和社会的许多方面，但对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由于西方在科学和其他领域领先了中国几百年，又由于社会差异造成的许多其他附加因素，使得西方对中国产生的冲击势不可当。自从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显示了西方不可抗拒的威力后，中国知识分子的领导人物开始意识到，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虽然他们仍认为中国传统的制度和传统的思想优于西方而无须改革。总的来看，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反应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学习西方技术器具为主要内容的物质文明阶段，以林则徐、魏源和洋务派为代表。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有感于日本明治维新取得的成就，认为除了学习科学技术以外，中国还应在法律和政治制度方面学习西方，这便进入中西文化接触交流的第二个阶段，即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但他们仍然坚持认为那些在他们看来比法律和制度更根本、更实质的中国的哲学、伦理和社会基本准则不应改变。张之洞1898年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即代表了这种思想。但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并未能实现康、梁所提出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只是部分地实现了这些变革。民国成立后，军阀统治再度出现，而两次复辟帝制的企图更说明，没有其他变革的伴随，只是移植法律和政治制度是不能奏效的。这样便到了第三个阶段——五四运动时代，即学习西方的精神文明。五四知识分子仍然是向西方寻找真理，他们不但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法律和政治制度，而且对中国的哲学、伦理、自然科学、社会理论和制度也要彻底重新审查，模仿西方同类的东西。他们所提倡的不是半新半旧的改革或部分的革新，而是一个大规模的、激烈的企图，要彻底推翻陈腐的旧传统，代之以全新的文化。

可以看出，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继续和重要的逻辑环节，而且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内容，奠定了中国现代化走向的基本内涵，展示了中国现代化的广阔前景。

二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五四运动不仅使之有量的增长，而且有质的飞跃和升华，可以称为重要转折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性精神的增长

有的学者指责五四运动偏激，缺乏理性精神，并把它和义和团运动、“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笔者认为，这实在是一种误解。纵观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从启蒙运动、爱国运动到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无不昂扬着一种理性精神。当然，承认五四运动的理性精神，并不否认这一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想。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曾向广大的中国民众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象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很显然，至少在陈独秀看来是不赞成像义和团运动那样缺乏理性的举措的。

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这两大口号内涵的深刻性、宣传的广泛性和推崇的坚定性，都大大超过了辛亥革命之前。

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宣告：“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辛亥革命没有能够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没有彻底反对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致使民主与科学精神没有深入人心，所以他们才表现出如此坚定的态度，极力倡导民主和科学精神。众所周知，现代化的国际共同特征是民主化、世俗化、科学化和理性化。现代化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现代化，而民主与科学精神则贯穿其中。政治现代化的核心是政治民主化，所以民主精神宣传的作用十分明显。其实，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建设，也必须以民主化为前提。至于科学精神，亦即实事求是精神，在现代化建设的一切领域，都是必不可少的。总之，有了民主和科学精神，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才有可能。由此看来，五四时期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以及由此形成的优良传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可以说，民主、科学加上法制和市场，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四大前提和保障。

五四运动的理性精神还表现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上。经过巴黎和会帝国主义的丑恶表演，先进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在对资本主义的幻想破灭之后，大家开始向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纷至沓来，社会主义流派五花八门。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模糊的，“不十分清晰的”，是“隔着纱窗看晓雾”，朦朦胧胧，模模糊糊。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先进的知识分子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终于脱颖而出，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它在同中国实际结合中的不断发展，是五四以来民主、科学精神的主流和理性精神的体现。

（二）爱国主义精神的升华

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使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过程中，爱国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在五四运动之前，所涉及的面还比较窄，与五四运动的影响遍及全国各界相比相去甚远，并且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尚处在感性阶段。五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以天下为己任、与祖国共存亡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有了理性认识的升华。在两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它激发着、凝聚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80多年间，经历了几多艰险、几多磨难、几多曲折，终于把一个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今天这样的初步繁荣、具有较强国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可以看出，爱国主义有着巨大的凝聚力，这既是中华民族独立的前提，又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精神支柱。

（三）竞争与开放意识的增强

中国社会现代化合理运行机制的建立，有赖于两个基本的环境：竞争与开放。竞争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之一，没有竞争，现代化的运行机制就缺乏动力与压力；开放就是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没有开放，现代化的运行机制必然停滞不前以至解体。自鸦片战争以来生长的现代化意识，到五四运动时期有了空前的增强，五四运动中体现出来的竞争性、开放性、进取性、创造性极为突出。五四知识分子认识到，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极为落后，再不努力迎头赶上就要亡国灭种。所以，他们冲决罗网，向旧制度、旧礼教、旧道德宣战，给以往封闭的、保守的非现代化意识以极大的冲击，使人们头脑中的现代化意识不断增强；同时又要把西方的各种学说都引进来比较、鉴别，力图找出改革中国社会的方案。五四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的实践，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

五四时期现代化意识的增长，还表现在学术范式的脱旧与创新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首先拉开了五四学术形式革命的序幕。之后，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围绕学术的语言、文字、文法等，发表了一系列改革主张。钱玄同在《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中提出了改革学术形式的13条主张，如应用文“应以国语为之”“书札之款或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绝对不用典”“小学教科书，及通俗书报、杂志、新闻纸，均旁注 ‘注音字母’”，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字用阿拉伯号，纪年用通行之公历纪年，“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等。以钱玄同为代表提出的建立现代学术范式的主张，其目的在于使学术通俗化、平民化。这在今天看来无足轻重，但在当时却是对旧学术范式的反叛，而且标志着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五四后，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思潮也蓬勃发展起来，女子教育、美育教育、生活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洪波迭起，具有现代模式的大学也开始成长。

（五）现代家庭观念的确立

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对封建的“三纲”等伦理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主张男女平权，用平等观念、科学方法教育孩子，从而使现代家庭观念开始确立起来。

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对封建的“夫为妻纲”进行了抨击，他指出：“夫为妻纲，则妻子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他号召：“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表现在很多方面，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现代家庭意识的觉醒。长沙新娘子赵五贞的自杀、李欣淑的出走、北京女高师学生李超的死亡和关于《娜拉》的讨论，都说明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广大妇女，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妇女，已经不愿再受包办婚姻的约束，而是冲破牢笼，走出家庭，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迅跑。鲁迅继《狂人日记》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以后，又发表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章，对夫权主义、父权主义进行了有力批判。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指出，父亲必须正确地教育孩子，使今后的孩子超越自己、超越过去，使孩子在封建的父权主义下解脱出来。鲁迅号召说：“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使孩子受到科学、正确的教育，茁壮成长，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三 五四现代化精神的曲折发展

在五四之前的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中西互补”，都是一种“防御性现代化”，其中心思想都是突出一个“保”字——保种、保教、保国、保民。在“保”的前提下进行“变”，也就是在中国的旧“体”的框架内引进西方的器用。但是到了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以毫不调和的决绝态度来对待中西文明的冲突，旗帜鲜明地主张接受近代西洋文明来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陈独秀说：“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钱玄同曾说：“适用于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该虚心去学它，才是正办”；“应该将过去的本国旧文化遗产拔去，将现在的世界新文化——全盘承受。”并公然宣称：“我所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

五四运动后，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前景，思潮迭起，但其发展的总方向则是沿着五四精神前进。先是围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展开，接着便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和“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争论。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从世界比较文化这个新角度来探讨中西文化问题的一部论著，提出了中国、印度、西方三种不同的文化“路向”，认为三种文化循序演化，而最近未来将有“中国文化复兴”。梁书及其理论是在反儒学的高潮中诞生，这说明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是继五四之后思想界的又一场大争论，这场争论涉及的不只是文化问题，而且由此引出中国的出路即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在讨论中，双方互相批评与责难，同时又逐步接近或者是互相吸收。西化派放弃了“全盘”的提法，而本位派也不断充实对“本位”的阐释，提出建立“中国本位意识”的观点。在讨论中，两派都逐步产生了一种新认识，即用“现代化”这个新概念来取代“西化”或“中国化”等概念，“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并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第一，发展自然科学，这是现代化的根本基础；第二，促进工业发展，一个国家若无现代化工业，平时无法生活，战时无法进攻；第三，提倡各种现代学术，没有现代学术也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第四，思想方面的科学化，以使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做事的方法都现代化、效率化、合理化。这表明，通过讨论，思想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想认识在逐步深化，并逐步形成了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社会化等现代化的基本概念。

20世纪30年代关于“以工立国”和“以农立国”的热烈讨论，大大拓宽了对中国出路问题讨论的范围，各派意见提出的许多论点，特别是有关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农业是基础、工农之间的关系、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以及中国工业化面临的阻力与困难等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至今仍富有教益。到20世纪40年代，多数人都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要取得成功，必须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四 五四现代化精神对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有益启示

认真分析五四时期的现代化精神，对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会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深刻与片面

从西方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来看，思想革命每每发生于政治革命之前，当封建主权仍不可一世地耸立在人间的时候，启蒙思想家们早已在国民的观念中悄悄地拆毁了它的护墙，一俟大革命的号角吹响，威风凛凛的封建庞然大物便不堪一击，轰然坍塌。但近代中国变革所承受的外部压力是如此的沉重，以至于不得不在短暂的几十年中实现西方几百年所完成的变革目标。正因为如此，五四启蒙思想家们抱着亡羊补牢的悲壮情绪，带着功利主义的文化心态，一方面向封建文化发起攻击，另一方面热情讴歌西方神明，意图为辛亥革命补上思想启蒙这一课，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坚决和果敢，表现出思想认识的深刻性。但同时，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识又是线性的和片面的，抱着感情用事的态度，认为西学可以包治百病，这就陷入了将民主、科学功能泛化的乌托邦期待。

（二）传统与现代问题

关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中认识不一。一种理论认为旧的传统是消极否定的因素，是现代化的枷锁，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处于一种相互排斥和对立的状态，现代化必然要导致传统文化的毁灭与终结，现代只能与传统断裂。这就把传统性与现代性置于二元对立的状态，其实质是把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事实证明，这种背弃传统的观点是错误的。把传统与现代相割裂，源于对“传统”与“现代”概念本身的错误理解，对于传统，人们常常视之为只存留于过去的静态凝固体，凡是不属于现代性的东西也都统统贴上传统性的标签。事实上，传统作为人类相传的文化，是动态发展的，是活在现实中的。对于现代，人们也常默认现代性就是西方的特性，并不恰当地局限在西方的个人主义和物质利益范围内。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和西方发展性危机的加剧，人们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传统一样，开始把同样的目光投向现代性。可以看出，传统与现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延绵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化和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的传统也只能成为历史的陈迹和文物。五四激进的启蒙思想家一心一意想加速现代化进程，从不考虑传统的因素，视传统与现代性水火不容。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思想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是应引以为鉴的。历史的发展证明，对于传统，要有批判、有扬弃，有借鉴、继承和发展，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在于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尤其在于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

（三）正确认识中国国情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本位化”“西方化”和“俄国化”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认清中国国情，探索中国化的现代发展道路。研究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既要看到中国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传统的严重不足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认识不深不透，盲目引进舶来品的一面；既要看到健康发展的因素，也要看到病态发展的因素。只有认清了中国国情，认真总结五四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四）正确认识现代世界

如前所述，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是感性的、不全面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被动的。五四以后，中国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尽管上升到了理性，中国现代化进程由被动到主动，但总的说来，中国知识界对现代世界的认识是线性的和浮于表面的，缺乏较深入的认识和应有的客观评价。现在看来，闭关锁国，只能导致亡国，而全盘西化事实上又不可能。对现代世界采取积极的态度去看待，认真研究和独立思考，打破东西文化之间的障壁，坚持对外开放，在更高层次上建设新的文化形态，当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方向。

（原载《商丘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