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

对戊戌变法失败问题的再认识

一

1898年戊戌变法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也是一场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当时没有出现一个使变法成功的整体的社会环境，以及维新派激进“快变”的特征和“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同时，戊戌变法又是成功的，它的未竟事业在清末新政中得到了实现，它的现代意义不可低估。对戊戌变法的研究，不能轻言失败，应充分认识其成功之处。

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戊戌变法的历史进行了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从而把戊戌变法史的研究推向了高潮。几乎所有的教科书和学术著作都认为戊戌变法失败了，其失败的标志是“戊戌政变”，而且从各方面探讨其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运动已经过去100多年了。时至今日，我们怎么看待它的“失败”呢？

一般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特征上：（1）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幽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的瀛台，并假借光绪帝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又一次临朝“训政”；（2）9月26日，变法运动的主要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3）9月28日，慈禧太后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6人处死；（4）“戊戌变法”后“百日维新”期间所发布的变法措施被停止执行。从形式上看，变法是失败了。

长期以来，我们看待历史事件的结果，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评价历史人物也是如此，要么进步，要么反动，非此即彼，不能有其他的结果出现。然而历史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么简单。认识戊戌变法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可以说，戊戌变法既是失败的，也是成功的，或者说就不应该使用“失败”或“成功”这样的词汇。

首先，戊戌变法的未竟事业在清末新政中得到了实现。对比一下新政和变法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当然新政的内容在某些地方突破了戊戌变法的内容，不少论者也同意戊戌变法的未竟事业在清末新政中得到了实现的观点。“戊戌变法”时是慈禧太后等顽固派中止了变法的内容，仅仅三年不到的时间，1901年又是慈禧太后主持了新政。不少学者认为新政是清末一次比较全面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改革了旧的封建体制，它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符合历史潮流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此看来，一言以蔽之地认为戊戌变法“失败”了的观点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其次，戊戌变法是一场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许多论著在谈到戊戌变法的积极意义时，都承认它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是近代启蒙运动的起点。众所周知，戊戌变法是当时尚处于在野的、无权地位的新兴资产阶级，向内外反动势力争权利、求生存的斗争，也是以这个阶级作为首领的中华民族反对列强瓜分，挽救民族危亡的一次尝试，戊戌启蒙的核心内容是“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康有为、梁启超等是当时的启蒙老师。可以说，戊戌变法不仅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而且教育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学风和文风，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启蒙意义比政治变革的意义更为深远。所有这些，都很难找到“失败”的迹象。

最后，戊戌变法是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开始于何时，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从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争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实际上就是追求中国的近代化。从近代思潮发展的阶段上看，戊戌变法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近代化的纲领和措施，有力地改变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理论结构。由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因果链条的特征，且环环相扣。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链条，承上启下，由原来学习西方的器具（物质）文明发展为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并且开启了学习西方精神文明的先河。从这种意义上说，戊戌变法是非常成功的。

二

最早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进行全面总结的是梁启超。他在其《戊戌政变记》中认为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变法不彻底，变法措施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具体为：（1）布新而不除旧。结果矛盾百出，必然失败。（2）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梁启超认为，整个戊戌变法时期，变法措施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光绪皇帝无权，很难推行。真正贯彻的百无其一，仅为一些具体的变革，而非整体法律制度的更新。而且执掌这些法律制度的官员更无从全局上更换，谈不上什么“变人”。于是好法不能变，变法无人行，则失败成定局矣。我们认为，梁启超的反思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又不难看出，梁启超的这些思考陷入了两个误区中，一是只从变法派本身去寻找失败的原因，二是对失败原因的寻找必然落实到具体的枝节上。这样做就忽视了从中国社会本身、从中国社会的全局去考察的视角，如果总是就事论事，就显得有些单薄和力不从心。

关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梁启超之后，不同时期的学者也都进行不同程度的探讨。总的观点有两个，一是认为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康、梁等人不敢发动人民群众，也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二是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甚至有人认为，“改良运动的产生，总是对抗革命，企图缓和社会矛盾，本质是反动的。改良主义者鼓吹改良，又害怕群众运动，这是他们不可救药的顽症”。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是陈旧而缺乏学术价值的。近年来，一些学者本着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如提出：作为变法最高决策者光绪皇帝本人没有实权；而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过于保守，广大官僚对改革没有给予积极的支持与同情；保守派势力的强大，军权没有掌握在变法派手中，在关键时刻袁世凯的告密，等等。可以看出，把失败的原因都归结于以上这些因素，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笔者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方方面面，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激进快变的特征，出于对中国民族危机的感同身受，变法派因此提出了“能变则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思想，以为改革必须急剧而迅速的，快刀斩乱麻的，主张新与旧之间的“水火不容”性，与传统的“断裂性”，变法派一方面对中国危机的前景充满了焦虑，另一方面又对改革的前景充满了一种不成熟的乐观态度。在此情况下，光绪皇帝在103天内，发布了二三百条涉及选拔人才、农工商业、裁汰官员、废除八股、财政经济、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军事国防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上谕。这些变法措施，连学习理解都来不及，更别说付诸实施了。戊戌变法刚刚失败，已经取得类似改革成功经验的日本，不少报刊在论述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时，即归结为康、梁等变法派“急激误大事”。可惜日本的这种分析当时没有受到重视。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也提出激进求变的“休克疗法”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虽然表现在康、梁等变法派的变法内容和具体策略上，更在于当时没有出现一个使变法成功的整体的社会环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强大的促进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一般来说，改革必然冲击某些人的利益，必然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是正常现象。不同的是，戊戌变法时的守旧派力量过于强大，改革派力量过于弱小，特别是支持改革的社会心理准备不足，政治和经济力量准备不足。顽固守旧派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良好的社会基础是改革成功的前提。纵观戊戌前的社会现实，还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基础，特别是制度改革这样一个社会基础。可以说，主张有皇帝，希望有人主宰自己命运和生活的观点以及小农经济依然强大的现实，到辛亥革命后也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观，要不然，就不会一次次地出现复辟的事情。因此，梁启超回首往事，深感人才不足，民智未开，于是极力主张办学校、兴教育，主张开民智、育新民。

其次，把变法的成功与否归结于皇帝是否有权也不尽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多次谈到光绪无权，变法无法推行，并认为如果光绪皇帝有权，变法肯定会成功。结合清末的社会现实，即使皇帝有权，变法会有很大的进展，但最终也不会成功。这是因为：清末的社会现实不仅内忧外患，而且已经非常腐朽，是一个烂摊子，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地步了。即使光绪皇帝有权，也只是暂时的辉煌，光绪死后情景如何，变法内容能否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后来的“新政”就说明了这一点。随着新政的推行，民智大开，立宪势力强盛，革命力量也迅速兴起。新政的结果恰恰促成了清朝的灭亡。

最后，在近代中国，是否所有的改良主义都“行不通”，革命与改良是否势不两立？1954年胡绳曾提出中国近代史有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我们习惯上称为三次革命高潮，即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在这里，胡绳为了强调戊戌变法的意义，将其称为“革命”运动之一。这说明胡绳并没有将戊戌变法的革命性与改良性对立起来，而是强调了其“革命”的意义。而实质上，戊戌变法有很多革命的成分，急变、全变、大变的思想是具有革命的意义的。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改革（变法、维新、改良）与革命是社会演进尤其是社会变革的两种必不可少的手段。中国近代史也是如此。革命与改良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都在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以戊戌变法的失败来做出近代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的论断，是经验主义的事后意识，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歌颂革命固然可取，但否认改良就显得过于简单化了。认真分析戊戌变法的历史，可以看出戊戌变法的失败并不一定是“此路不通”，也不说明戊戌变法在近代中国没有获得某种程度实现的可能性。

三

说戊戌变法失败也好，有革命的意义和成功的成分也好，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我们应该有如下一些启示。

第一，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戊戌变法的背景、内容和当时的社会形势是复杂的，其结果和意义也是复杂的，因此，在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时不能过于简单化，不能用形式主义的观点看问题，从而形成革命就能成功、变法必然失败的结论。实际上，成功的革命也有失败的地方，失败的变法也有成功的内容。我们应该用多元思维来认识这一问题。如果我们从历史遗产的角度去审视戊戌变法就会发现它的历史价值，如果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观察就会发现它的文化价值，如果从经济构想的角度去探索就会发现它的时代价值，而戊戌变法运动的本身又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二，是立足于“批”还是立足于“颂”。戊戌变法运动作为救亡爱国运动，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作为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百日维新”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变法派和守旧派的斗争，实际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变法运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因此，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和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一样，“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多次提到了戊戌变法的伟大意义。但是，长期以来，受阶级斗争和“左”倾思想的影响，认定戊戌变法的性质是改良主义的，认定资本主义不是中国的出路，并且人为地把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所以对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变法立足于“批”的观点，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斗争才是值得歌颂的。众所周知，109年的中国近代史（1840—1949），经历了农民战争、资产阶级变法和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三个阶段。前后阶段都有着因果性的联系，农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道路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回顾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程，几代人在条件极不充分的情况下为中国的进步所做过的努力，是应当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认真总结的。历史把资产阶级没有能完成的任务托付给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没有傲慢地菲薄前人所做过的努力的理由，只有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掌握历史发展的脉搏，将斗争进行到底的责任。

第三，社会改革应使精英活动变为整个社会的大众互动，但靠精英活动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说，改革的成功与否必须取决于社会的承受能力，这包括心理、制度、文化教育和物质等方面，否则，要么是不成功的，要么是成功的“早产儿”。戊戌变法是如此，现实社会亦是如此，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未刊稿，写于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