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铭记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贡献
【作者简介】邵维正，解放军后勤学院资深教授，全国、全军著名党史专家。1951年初参军，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9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专业技术一级。现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成员、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评审专家。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被总后勤部授予“一代名师”，2001年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2002年获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主编、参编著作40部，发表文章200多篇，获国家和军队各类奖项30余项，《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解放军报》等多家媒体作过报道。
邓小平诞生于1904年，1997年离世，几乎与20世纪相始终，与孙中山、毛泽东一起被人们尊称为中国20世纪的三位伟人。他一生曲折坎坷，初衷不改，愈挫愈强，铸就辉煌，而最为国内外称赞的还是倡导并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伟业，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光辉业绩和贡献，留存于炎黄子孙的集体记忆之中，载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
扭转乾坤 首创改革开放
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结束了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许多被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党和国家开始逐步走上了正常的轨道。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时年73岁的邓小平在全会讲话中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这位老共产党员一生三落三起，当他第三次复出时，首先想到的是要“做点工作”。作为政治家、战略家的邓小平“要做点工作”，当然不是一般的行政事务，而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成败、民族发展前途的大事——改革开放。这件大事，邓小平在江西三年监督劳动期间就反复思考过，1975年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也曾以全面整顿的方式做过实验，虽然遭受挫折仍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选择。
十年内乱，又加上两年徘徊，党和国家积弊甚多，百废待兴。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亿万人关注的生死存亡问题，人民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邓小平没有辜负全党和人民的期望，他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远见卓识，披荆斩棘，锐意创新，开辟出一条改革开放的新途。
由于长期受着“左”倾错误的影响，思想僵化，积重难返，在中国实行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政策，谈何容易。邓小平深知阻力和难度，抓改革开放必须先从解放思想入手。早在恢复工作之前，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就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倡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并发人深省地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在此前后，他还以很大的精力拨乱反正，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调整好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实现安定团结。这一系列举措都为推进改革开放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又一次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邓小平十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热情支持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包干到户的壮举，充分肯定安徽、四川等地率先进行农村改革的试验，并说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当农村改革遇到阻力和非难时，他又旗帜鲜明地推广农村改革的典型经验，打破当时普遍存在的畏惧心理，逐步在全国农村建立起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面貌得到明显改变。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既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又增加了农民收入，反过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邓小平对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给予很高评价，并以优惠政策大力扶持。在农村改革获得成功的基础上，邓小平又把关注点转移到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经济责任制，并对城市经济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方面进行了配套改革，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邓小平还十分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及其产生的根源，精辟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并提出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六项重大改革措施，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在邓小平的指引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全面改革的新局面已经形成。
邓小平总结了明、清两朝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教训，多次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不开放不行。20世纪70年代他频繁出访，通过对发达国家日新月异科学技术的切身感受，策划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1979年4月，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认为给广东某些特殊政策是个好主意，对外开放要找一个突破口，办好试验场。总要有人迈出第一步，才能开拓新路。当大家纷纷议论取个什么名称时，有的主张叫出口加工区，他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吧！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不久，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相继建立起来。邓小平满怀激情地鼓励特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实践证明，经济特区在吸引外资、侨资，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出口创汇等方面给全国作出的示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个窗口的成功建立，在国内建立起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在国外透过特区看到了中国发展的机遇和前景，对外开放迈开了可喜的一步。
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于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这标志着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已经胜利完成。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致开幕词时，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并点明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为中国的发展进步铺就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和创造性劳动，改革开放已成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励精图治 拓展改革开放
邓小平是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总是站在改革开放的潮头，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中国发展的前景，以其深邃的思想精心设计改革开放的蓝图。他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制定相应的战略目标，提出明确的发展方向，既有总体的宏观规划，又有量化的具体要求，引导改革开放迈上一个又一个台阶。
邓小平在与党内同志交流，或与外国政要谈话中，多次讲到改革开放的发展规划和战略目标。他认为，我们搞的现代化，只能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因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科学技术落后，不能与发达国家比，发展目标不能定得太高，不能重犯急躁冒进的错误。邓小平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水平；第三步21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这些发展目标不高，但做起来不容易，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壮志雄心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光明前景和美好未来，受到很大的鼓舞，调动了亿万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积极性。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正是按照总设计师绘制的这个宏伟蓝图一步步推进的。
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邓小平先后到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考察，亲眼看到这几个对外开放的重点地区发展势头强劲，一派繁荣景象，心中十分高兴。同时，他也听到了一些议论，对特区前进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责难，甚至把特区比作旧中国的“租界”，有人到深圳参观后说什么“出生入死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邓小平回到北京约了中央有关负责同志交谈，开门见山提出：“建立经济特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还说：“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当年3月至4月，中央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工作座谈会，着重研究港口城市开放问题。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正式确定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港口城市对外开放。1985年1月，中央召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座谈会，2月正式批准上述三个地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中央又相继开放内地和沿边地区的城市，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有力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和深入发展，邓小平对科学与教育事业、民主法制与精神文明建设、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外交政策的调整、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深刻的论述，作出在新形势下促进各项事业深化改革的周密计划，使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他首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强调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为改革开放提供智力支持。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历史使命的新途径，拟定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最佳方案。这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热烈拥护。环视神州大地，改革开放的成效日益显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显著的进步，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危急关头力挺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1989年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国际上西方国家联手对华实施“制裁”，内有分歧，外有压力，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着复杂形势和严峻考验。由于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更替，有人对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产生了疑惑，实质上是对改革开放政策发生动摇。这是一个危险的倾向，如不及时纠正，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可能付诸东流。
邓小平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斩钉截铁地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下去。国际和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党的十三大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次重要会议，科学总结了八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并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提升，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回答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能因为十三大报告人的沉浮，而怀疑代表大会决议的正确性。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指出：“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邓小平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坚定的信念和意志，抓住问题的关键，剖析疑惑的实质，紧紧围绕改革开放这个主题，连续发表重要谈话，一招一式神态铁定，一言一语掷地有声，坚定不移地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站在改革开放的前列，引导人们继续前进。
邓小平善于抓住要害问题，强调中国不允许乱，只有保持社会稳定，改革开放才能顺利推进。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稳定问题：“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邓小平把改革开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讲得非常直白、十分透彻，对社会动向尤其是不安定因素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以多种方式释放出决不允许乱的信号。经过中央和各级党组织、政府部门的艰苦工作，统一了思想认识，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排除了来自“左”的或右的干扰，保持了国家政治稳定，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前提条件。
关键时刻深化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壮举，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选择，更无成功经验可供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正因如此，邓小平特别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群众中寻找灵感，在调研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在1978年至1993年的16年间，外出调研18次。从北国雪原到南疆热土，从东海之滨到新疆广袤土地都留下了邓小平的足迹，许多重要决策是先后在20多个省市调研中形成或提出的。在这一系列调研中，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达到了高潮。
1992年南方谈话有着特殊的背景。国际上发生的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落入低潮，对人们的理想信念造成极大的冲击；国内的经济发展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出现明显下滑，1988年比上一年增长11.2%, 1989下降到4.1%, 1990年更下降到3.8%。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遭遇很大困难，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明察秋毫，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最担心的是经济发展出现滑坡，改革开放发生逆转。1991年年初，他在视察上海时就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开放还要讲几十年、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并要求抓紧开发浦东，不要动摇，一直到浦东新区建成，带动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加速发展。
邓小平觉得言犹未尽，还感到力度和举措不足以扭转局面，走出困境。于是，他又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不顾88岁高龄且疾病在身，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35天里行程6000多公里，边走边讲，发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谈话。他针对苏东剧变后的复杂形势，引起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信念的动摇，指出：“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是致力于从根本上支撑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如果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动摇了，还谈何改革开放？讲坚信马克思主义正是为坚持改革开放奠定政治基础。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侧重点还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以不容置疑的语言告诫人们：“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在这次谈话中使用了“死路一条”、“会被打倒”等严厉语汇，过去是不多见的，急切之情溢于言表。邓小平深知改革开放的阻力和对经济特区的责难，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问题，诸如“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之类的议论，根子还在“左”的错误倾向。他作为经济特区的倡导者，理直气壮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就回答了多年来关于右和“左”哪个是主要危险的争议，批驳了“‘左’比右好”的谬论，使人们的思想再一次得到解放，为坚持改革开放消除了思想障碍。
邓小平举重若轻，以独特视角和战略远见强调千万不要贻误时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敢于试验，勇于创新，“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要走出“新路”、干成“新的事业”不能在老路上修修补补，必须对经济体制作一番彻底的突破和创新。正是在这次南方谈话中，他又重提十几年前讲过的市场经济问题，作了更深刻的论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这是为市场经济和股市正名，转变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观念，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新途径。经过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制定出这一重大改革的总体规划，作出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和实施举措。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这是在邓小平倡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始创新，也是中国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和飞跃。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创举对推动各个方面改革的深化，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2.8%, 1993年更达到了13.4%。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又重现快速发展，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中共中央于1992年2月28日将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在全党兴起了学习贯彻南方谈话的热潮。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尤其是南方谈话，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的基本问题，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创新精神。他作为政治家、战略家的胆识和远见，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使广大干部和党员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震动，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正当我国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回顾30多年的风雨历程，十分感慨。邓小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对倡导和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史册上竖起了一座丰碑，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境界。作为后继者的当代人，要勇于担当，知难而进，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业引向深入，并取得全面而又扎实的成效，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对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