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咖啡与疼痛(1)

在1897年胶州湾占领事件发生前，围绕着比哈姆雷特困惑更现实的需要，一些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了一杯咖啡里的城市史的序幕，一段最终被改写了的历史的注解。他们是：费迪南·冯·李希霍芬、许景澄、刘含芳、李秉衡、李鸿章、翁同龢。

章高元│假如咖啡能开锁

◎记忆地标：太平路天后宫/青岛人民会堂/八大关风景区

记得在2007年11月14日的下午，笔者和两个北京来的朋友在八大关“好时光”喝咖啡。天气很凉，店主开了空调，但衰老的房子依然让人感觉到外面的寒意，暗淡的光线下面，咖啡和时间慢慢被消磨掉。笔者和客人说着这间房子的历史，说着房子所在的八大关，说着八大关所在的城市，说着110年前发生在11月14日早晨的德国占领故事。雅各布斯咖啡的气味在这些过往里面散发着，显得有些荒诞和不合时宜。

1897年11月14日一早出现在胶州湾前海岸边的一切，始终缺少细节，事件的演变过程断胳膊少腿，像装在黑匣子里的幻觉。但占领行为却真实发生了，并被记录在1928年出版的《胶澳志》开篇里，寥寥数语，勾勒出历史拐点的轮廓：七百余德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未晓登陆，则迳行占据市内险要，列炮对章高元之大营（俗呼老衙门），要以三时间以内退至沧口，嗣又逼其退出李村”。等到负守卫之责的登州镇总兵章高元大梦初醒，机会早已丧失殆尽。随后，德国一方面“续派其亨利亲王组织第二舰队迅驶来东”，一方面又由驻北京的德使海靖频频与清廷交涉，要求罢免山东巡抚、赔修被毁教堂、抚恤被害教士及中德合资筑路开矿等等。接下来，柏林提出了核心要求：胶州湾租借权。两个月下来，稀里哗啦，门开了。

冬天的八大关很萧瑟，窗外匆匆走过的行人踏着法国梧桐的落叶，很快消失在视线之外，像些影子，一如咖啡和这间房子的纠结。突然就想起来，如果笔者爷爷的爷爷当年也端着一杯热咖啡在烧着麦秸的火炕上面咕噜咕噜喝，会是一个怎样有趣的场面。可惜这个假设不可能成立，因为1897年的时候笔者家还没来青岛，并且那个时候海边的土著还没有人喝过这种黑墨水一般苦涩的植物饮料。那个时候，笔者爷爷的爷爷应该在昌邑老家的炕头喝着便宜的南方茶叶末子，旱烟管里吐出的草烟叶子气味，弥漫在粗瓷碗的周围。笔者没见过爷爷的爷爷和爷爷的爸爸，始终想象不出他们冬闲时节的样子。但却相信，这时候倘若谁弄来一碗叫咖啡的汤汁端上去，一定会遭到严厉斥责。抑或他们会笑个人仰马翻也说不定，乡下人老实，看不得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大概也是同理，几年后一种叫铁路的新玩意儿要经过笔者老家的时候，左右乡人不约而同出来反对，说些坏了风水之类的话，直到济南府的袁世凯派兵干预才平息事态。

在铁路预备开头的青岛，稀奇古怪的汤汁来了，玻璃咖啡壶被摆在路边茅草屋下面，慢慢熏陶潮湿的海岸线。1898年春天，大清国和德国在几张纸上签字画押，一部青岛城市史，就此开始。人们很好奇，当年李鸿章、翁同龢和海靖在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看着荫昌与富兰格互对《胶澳租借条约》的当口，旁边桌案上摆着的是咖啡还是茶水？如果当时果真有一杯咖啡在桌子上，是不是就暗示了青岛如同咖啡因一般，持续刺激中国社会神经边缘的宿命？

不论是李鸿章、翁同龢、袁世凯、章高元，还是普通百姓，都没有阻挡住青岛命运的改变，也没有阻挡住咖啡的到来。茶水倒是保留着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和咖啡对抗着，对应着，分化瓦解着，逐渐和平共处。如是，青岛就长成了现在这个模样。

其实，咖啡和青岛，咖啡和2007年11月14日下午的八大关，本来就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后来发生的这些故事里面，角色有不同时代的成千上万不知道姓名的人们，这些角色和咖啡、茶水、啤酒、卷烟、豆腐脑相互纠缠的日子，成就了青岛城市史的平常风景。把这些故事告诉两个北京朋友的时候，笔者居然保持了平静，像是说着发生在颐和园或者大栅栏的过往，但笔者知道，这是一些和青岛成长有关的过眼云烟。这里面，咖啡的味道凌乱、苦涩，但却真实。

青岛的咖啡宿命，是戏言，也并非戏言。戏和非戏，都在戏之外。弄戏和看戏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可惜，历史的真相本来就很难辨认，遗漏掉一点蛛丝马迹，结果往往就南辕北辙。

对胶澳抑或是青岛来说，1897年像个腐朽的门槛，轻轻一碰，里面的东西就稀里哗啦了。大冷天里，大清国的皇家军队落荒而去，地方士绅炕头上的茉莉花茶泼了一地。若干若干年后，每当笔者走过太平路上的人民会堂，总会觉得老土豪们的茶叶汁就浸泡在脚底下，散发着潮湿的霉味，一直挥发不掉。究其原因，大概是下青岛村地主家炕头和地下温差太大，茶水泼下就冻了，始终没机会蒸发。不过，如果说1897年的这个冬天就是大清国的末日，也未免言过其实，德国人在铁甲船上煮着咖啡来到胶州湾的时候，紫禁城依然在冠冕堂皇地挥动着旗语，尽管袖管里面已经爬满了臭虫。大清国表面泰和着的另外一个象征，是在阳光灿烂的8月16日刚刚发行的第一套普通邮票，大清海关邮局的小纸片上，一条大龙栩栩如生，仿佛是向帝国的一个敬礼。

在1897年，另外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比如谭嗣同在两卷五万字的《仁学》中猛烈抨击“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指斥两千年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比如求是书院、商务印书馆分别在杭州蒲场巷普慈禅寺和上海成立；比如德国化学家霍夫曼合成了阿司匹林，并开始为他父亲治疗风湿关节炎；比如沙俄正式开工修筑以哈尔滨为中心，连接满洲里、绥芬河、大连的中东铁路。谭嗣同对独夫民贼的讨伐，求是书院的勤诚之风渐已蔚然，阿司匹林这种白色粉末的革命性进步，中东铁路缩短了的地缘政治，都不再是大清帝国喜闻乐见的风景。

1897年4月3日，出生在汉堡一个职业乐师家庭的勃拉姆斯逝世。为纪念这位德国音乐史上最后的古典主义作曲家，汉堡港的所有船只都为之鸣笛并下半旗。只是这时候还没有人预测到，几个月之后，这里将因为胶州湾的被占领，成为德意志帝国连接中华帝国的最重要出海口。许多人和许多货物从这里出发，漂洋过海进入青岛。

1897年是丁酉年，大清国土地上悄无声息地出生了几个肖鸡的人，比如王统照、宋美龄、戴笠。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后来他们会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物，并和胶州湾边上的青岛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头顶着文学研究会的招牌和几米袋文章，成年后的王统照理所当然地成了青岛的文学领袖，直到他不喜欢的国民政府成为“沉船”。不论母亲在青岛逝世前还是以后，宋美龄一直专一于蒋介石和国民党，至死不渝。戴笠则从青岛踏上了不归路，失去了与他服务的政权一起亡命台湾的机会。这些发生在1911年以后的恩恩怨怨，大清帝国是看不见了，它死在那一年的秋天。惊心动魄的葬礼上，有一杯孙中山从伦敦带来的苦咖啡，杯碟上写着民族、民权、民生，旁边是一柄毛瑟步枪模样的勺子。

丁酉似乎波澜不惊，又到处都是预兆。伴随着各种似乎完全没有关联的事情的交织出现，1897年就这样赤裸裸地来了，最终给患有风湿关节炎的胶州湾以铭心刻骨的疼痛。

距离1897年的11月14日百年之后，当我们能以后人的理性与认知力，去探寻那个远比今天寒冷许多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一切时，历史的原本轨迹早已面目全非。人们不知道，如果1897年这个平常的冬日如同往日一样度过，青岛后来的历史会是什么样。今天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小心翼翼地去拼接胶州湾屋檐下被强力击碎的冰凌，破解这个改变了渔村走向的日子里所发生的军事占领事件的原委，去体味这其中难以言叙的沉重、悲凉与无可奈何。这个过程，像浸泡在咖啡里的阿司匹林，对疼痛有效，对记忆无效。

李希霍芬│打开的瓶子

◎记忆地标：青岛湾/迎宾馆

如果说诸如费迪南·冯·李希霍芬这样的德国人是青岛城市化运动的最初引擎，会招致一顿劈头盖脸的声讨，应该不意外。当一种仿佛是不可颠覆的情感逻辑建立之后，说出事实本身大约就是大逆不道。何况这些事实的许多细节，依然需要证实。这的确有点像将咖啡和城市史进行联系与比附，探讨的趣味和风险，始终此起彼伏。

其实，讲述一杯咖啡里的城市史，那些由褐色粉末煮出的液体不过是个托，是些可以让人或缠绵，或沉迷，或清醒，或作思想状、深刻状、颓废状、玩世不恭状的媒介。咖啡和城市史，本来就风马牛不相及，抽象出来的联系，多牵强附会。比如没有咖啡，中国大部分地方一样能够在辛亥年推举着革命的旗帜冲锋陷阵；而有咖啡的青岛，却穿着一件德国殖民地的马甲，对民主和自由解放运动隔岸观火。有意思的倒是，一年以后抵达青岛的孙中山，不仅没有对青岛在武装起义中的暧昧态度表示不悦，反而自己跑到德华大学，对一群中国学生说，青岛这件殖民地马甲应该成为未来共和国建设的榜样。28年后，孙中山的学生和既定接班人汪精卫同样视青岛为样板，只是这时候他的主子是日本人。鬼使神差的事情并不止这一件，旧体制出身的袁世凯、周馥，也曾对青岛殖民地的开创与发展产生过兴趣。之后的济南开埠，就是在青岛开发、开放的刺激下发生的。

青岛，这个相继牵扯出了1898年戊戌变法和1919年北京学潮的城市，仿佛命中注定会如同中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的暗礁一般诡秘，不可捉摸，不可把握。直到1957年夏天，在一栋被花岗岩围墙护卫着的深宅大院里，青岛深不可测的杀伤力被推向最高潮。俯视着半个城市的迎宾馆，现在恢复成了总督官邸遗址博物馆，对公众开放，旁边后来加建的楼房改成了旅馆。2010年夏天笔者和朋友在院中喝过一杯曼特宁配山多斯，很是强劲。可谈话的时候，还是走神，总觉得大树下面有什么东西在叫喊。抬头看，树极茂盛，庇护了地上的好几张桌子，树龄差不多百年，算起来，其间应该已经有好几代的人都驾鹤西去了。旁边有两个学生在谈莎士比亚诗剧，看着杯底残留的一层褐色液体，我想也许咖啡对于青岛的意义，类似看客对《哈姆雷特》的困惑：是应默默忍受坎坷命运的无情打击，还是应与深如大海的无涯苦难奋然为敌并将其克服？此二抉择，究竟哪个更崇高？

显然，由植物提炼出来的咖啡，解决不了这道哈姆雷特难题。

在1897年胶州湾占领事件发生前，围绕着比哈姆雷特困惑更现实的需要，一些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了一杯咖啡里的城市史的序幕，一段最终被改写了的历史的注解。他们是：费迪南·冯·李希霍芬、许景澄、刘含芳、李秉衡、李鸿章、翁同龢。在这其中，德国人李希霍芬所经历的时代，也恰恰是咖啡在德国逐渐流行的黄金时节。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的旅行故事很长，他1868年到1872年间在中国进行的七次远征，使他成为中国地理和地质学界最知名的探索者之一。而其中他和山东以及胶州湾的联系，则让他的身份、动机和所产生的作用，在后来的占领事件中受到了广泛怀疑。从1897年的晚些时候开始，作为一个嫌疑者，李希霍芬成了早期殖民史上被关注的对象。

实际上，在1897年11月14日720名德国士兵在胶州湾实施登陆之前，和胶州湾有过接触的德国人，并不是李希霍芬。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李希霍芬从来就没有真正到过胶州湾，他对这个海湾的种种描述和分析，并不是实地考察的结果，而是根据资料进行的地理总结。

一般看来，李希霍芬关于胶州湾的所有记录，仅仅是他在中国漫长并且地域广泛的地理考察的一小部分，也是他的许多个人行走中似乎微不足道的一个过程，这一后来被政治和外交行为放大了的涉足事件，和他真正关心的地理学方向，似乎没有本质的联系。但是，即便是在德国，这个说法依然存在争议。或许，如果不是后来巨野教堂两位德国传教士被杀引发的占领行动，李希霍芬关于胶州湾的记录，大概就和他在其他地方的旅行笔记一样，最终会成为布满了灰尘的历史文献。但是，这一次，他的这个意外扩展开的“发现”，却成为一个预谋中的军事计划的原始蓝图。

李希霍芬出生在1833年，早期留下的背景资料不多。据说，他可能在奥地利的提罗尔和罗马尼亚的德兰斯斐尼亚受教育。1868年到1872年间，他转到中国进行了七次远征，主要贡献包括指出了罗布泊的位置。后来，西部甘肃走廊南缘山脉曾有一些名称就是依李希霍芬的名字命名的，如Richthofen Range，也就是今日的祁连山脉。

李希霍芬和山东以及胶州湾有关的考察活动，是在他选择的第三条路线中逐渐完成的。从1869年3月开始，相继有半年时间，他主要行走了山东的郯城、临沂、泰安、济南、章丘、博山、潍坊和芝罘。李希霍芬关于胶州湾的一些知识和判断，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考察时陆续获得的。1877年，他曾专门提交了一份名为《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的报告，其中强调了青岛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并渲染了可以在胶州湾建筑现代港口的关键性观点。李还建议，应该同时“建设一条与内地衔接的铁路线”。1903年10月，鲁迅以笔名索子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八期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中说：“支那大陆，均蓄石炭，而山西尤盛。然矿业盛衰，首关输运，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呜呼！今竟何如？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氏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1]鲁文中从山西一眼看到胶州的利氏，即为李希霍芬。李希霍芬的这些工作，在退役少校赫尔姆·冯·戴滕1928年完成的一份报告中，也得到了部分印证。他认为，这个旅行家“曾赞许地阐述了这个港口的天然优点”。这份报告相信，李希霍芬“为德国的占领行动”进行过地理上的指导，包括“优先推荐了”一些地方。

有证据显示，李希霍芬的考察结论后来被德国政府视为是有关中国的“科学的、值得信赖的”知识基础。当德国的占领考虑开始出现时，李对胶州湾的评价就又被重新提起。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海军建设顾问弗朗裘斯的研究报告中，曾多次援引了李的论述。

其实，李希霍芬对胶州湾建设海港的建议，不仅影响了德国政府，同样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886年，驻德国外交使节许景澄向朝廷陈述了李关于胶州湾的报告，并且建议立即开始海湾的建港工作。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了。

实际上，在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李依然在《普鲁士年鉴》等出版物上撰写了多篇论文，试图把他对山东的见解大众化。尽管，这时他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了对山东传统文明的认同上。单威廉曾盛赞过李希霍芬在1898年出版的《山东及其门户胶州》，指出“李氏著作的令人感动之处，是赞扬了中国文明和承认中国伟大的高尚精神”。1905年10月6日，带着许多光荣和非议，72岁的李希霍芬在柏林逝世。

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至少在1869年之后，胶州湾这个诡秘的瓶子，被李希霍芬打开了。

李鸿章│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