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四个全面”形成和确立的思想脉络(5)

1.“四个全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新结合

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成果，一个根本衡量标准是看是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四个全面”，坚持以当代中国的时代条件为转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在推进实践创新的同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着眼我们党治国理政战略布局这一新视角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从本质上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在适应时代发展解决中国问题中创新的过程。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正确选择切入的重点和角度，不仅是个思路问题，更是把握大势、全局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科学把握工作全局和工作重点，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事业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获得丰富的实践滋养，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取得了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四个全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和形势任务，基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特有优势，从我们党应当构建什么样的治国理政布局、怎样治国理政这一视角来分析思考，提出的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创造性思想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治国理政这一新视角，与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的所有重大理论成果都紧密联系，是在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有成果基础上，面向治国理政的新情况新问题的重大创新，是新形势下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

契合“三个前所未有”这一新的时代坐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三个没有变”的基本国情，指出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坐标，强调“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但前进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三个前所未有”，意味着我们要进一步靠近世界舞台中心、进一步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必须拿出更大的决心、凝聚更大的力量。“四个全面”，将事关党和国家发展根本的四个关键方面统合为一个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治国理政的战略性顶层设计，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必将产生巨大的系统聚合效应，催生出驱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强劲动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中国发展新阶段的理论和实践需求。

聚焦解决中国由大向强这一新课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当代中国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时代课题。聚焦解决什么样的时代课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生命力和实践指导力。我们国家正由大向强这一全新的时代课题，横向跨度上极为宏大，涵盖当代中国几乎所有时代课题；纵向跨度上十分深远，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夙愿高度统一。解决这一时代课题，寄托着中国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的牺牲奋斗，是当代中国的声音，是人民群众最为强烈的愿景。解决这一时代课题，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完成的职责和使命。“四个全面”聚焦于这一时代课题：把中国梦战略目标和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法治保障、根本保证有机统一起来。这一严谨科学的系统结构决定了它具有强大的实践指导和推动力量，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向着国家由大向强这一时代课题精准发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一定能谱写出新的精彩篇章。

2.“四个全面”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主要矛盾的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四个字，深思熟虑，字字千钧，标志着我们党工作全局和事业大局的深化与拓展，体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向中国问题之“的”的新跃升。

“四个全面”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判断的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对“四个全面”的定位，是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长期以来，我们党坚持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这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的提法本质上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早期，我们重点强调社会主要矛盾，有利于突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到爬坡过坎的时期，“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有些问题发展之后更加凸显，比如，贫富差距扩大、生态环境破坏、腐败易发多发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只讲社会主要矛盾显然不够，还需要从新形势下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全局高度，提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以更宽广的视野把各方面突出的矛盾问题都纳入进来。比如，除了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讲党的建设这个最大政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把实现“四个全面”确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使我们党的战略关注点从经济建设领域拓展到更为全面的社会生活领域，目光更加远大，视野更加宽阔，责任更加重大，从而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全局、开创新的局面。

“四个全面”提供了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主要矛盾的“路线图”。“四个全面”既确立了主要矛盾，又为解决主要矛盾提供了行动纲领。“四个全面”，准确把握治国理政的若干重大关系，科学统筹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既把握了治国理政的全局，又抓住了治国理政的重点，同时也优化了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坚持实现中国梦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坚持改革与法治的统一，坚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与抓好党的建设这个最大政绩的统一，为科学统筹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有效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西化分化陷阱”和“腐败陷阱”等困境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可以说，“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正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必将铸塑更加成熟定型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优势”，推动中国从实现“赶上时代”走向“引领时代”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