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四个全面”形成和确立的思想脉络(4)

一是基于对当今世界时代特征的准确判断。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步伐不断加快。世界经济由以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整个世界较前呈现出转型中向前发展的态势，大国关系进入全方位角力新阶段。虽然世界政治形势总体稳定，但地区热点不断增多，摩擦时有发生，局部军事冲突此起彼伏、有所加剧。这一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给我国既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严峻挑战。从总体上来看，仍是机遇大于挑战，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事实没有变，但外部环境的内涵和条件则发生了重大变化。能否把握当前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用好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在时代发展进步的总趋势中趋利避害、把握主动、赢得发展，对我们党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考”，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驾驭“中国航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关键所在。

二是基于对当前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正确认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和缺失，与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尚有不小差距，前进道路上还面临不少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尤其是面临着可以预料和不可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对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均作过分析和描述，此不列举。从根本上说，我们当前不得不面对的这些困难和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具体表现，是我国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的集中体现，是经济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躲不开绕不过去的问题和挑战。对此，如果应对得当，保持住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我们就能进入更高的发展平台。如果应对不当，我们就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甚至造成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动荡不安。这就要求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更加注重解放思想，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凝聚升华共识，奋力攻坚克难。

三是基于对当代中国主要矛盾和存在问题的深刻把握。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异常繁重艰巨。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就曾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而且“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既有老问题，又有新问题，还有新老问题的交织和叠加，甚至还有老问题的新形式、新表现。比如，经济总量领先下的人均落后、先富起来后的共富挑战、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转变压力、创新能力与发展需求脱节、国内外安全风险叠加交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任务繁重艰巨，坚决祛除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切实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锻造坚强领导核心，更是任重道远，等等。无数事实表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都将面临比以往更多更复杂的矛盾和风险。这一切都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且要求我们必须以时不我待的姿态和精神积极进行“伟大的斗争”，才能有理有利有节地化解风险，解决矛盾，顺利实现奋斗目标。而积极应对，就要加强顶层设计，擘划改革发展新蓝图，及时提出正确的战略目标、战略举措去加以引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适应了当前现实状况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也是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的“金钥匙”。

综上可见，“四个全面”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结合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实际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为系统解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顶层设计，鲜明确立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和主攻目标，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正如2015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共迎新春的讲话中指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这里强调的“两个得出来、一个提出来”，正是对“四个全面”提出的时代大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所作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

四、“四个全面”是坚持问题导向的科学结论[4]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指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2014年11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调研时，提出前“三个全面”，这次调研加上第四个“全面从严治党”，表明其思想认识在不断地深化和与时俱进。到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第一次明确界定“四个全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布局”，并指出：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战略定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从这“四个全面”提出、形成及发展过程看，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的科学思维，彰显了“四个全面”提出及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说明时指出：“我们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们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说明时也说，“深刻阐明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等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针对法治工作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出强有力的措施，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作出顶层设计。”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思考、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的问题时，坚持的是问题意识和导向，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进行科学思考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由此形成和制定科学的战略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它是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也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是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的逻辑和现实起点。问题意识就是指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自觉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就是站在战略高度，直面小康社会建设、改革攻坚战、依法治国和党的建设中的难啃骨头，向问题叫板、对问题动真，提出解决根本问题的对策，进而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习近平同志作为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组组长首次提出来的新命题，回应的是建设小康社会中不全面的问题。所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核心在于全面。而我们以往在小康社会建设中最大、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不全面。一是在建设小康社会领域上不全面，片面强调了经济上的GDP，而忽视了政治上、文化上、法治上、社会建设上及生态文明上的发展；二是建设小康社会主体上不全面，片面强调城市发展，而忽视了最基层最低层的群体，习近平刚出任总书记就去河北阜平、云南独龙族及苏区老区……，其寓意极深；三是建设小康社会内容上不全面，片面强调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而忽视了干部的清正、清廉及清明，导致了腐败现象多发和高发问题；四是在建设小康社会路径上，片面强调眼前的利益和发展，忽视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丢掉了“望见山，看见水记得住乡愁”……这等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补齐发展的短板，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针对不全面、不协调、不均衡问题提出的目标选择。

“全面深化改革”是习近平出任党的总书记一年后，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作出的重要论断。“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改革攻坚阶段实践问题、针对改革过程中的难题和问题提出来的战略措施：一是“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解决以往单一改革，或经济改革、或农村改革、或城市改革等改革不均衡、不协调、推不动的问题，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围绕六大领域全面深入进行改革、系统改革。二是“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解决目标不清、动力不足、主体缺位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使深化改革有了方向。明确了改革要让老百姓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使深化改革有了动力和坚实的主体支持，解决了主体缺位、动力不足的问题。三是“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抓住改革的牛鼻子。近年来出现改革不深入、攻坚战乏力的问题，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出台改革60项大任务，336项小任务，既选准了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又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使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化解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直接动力，体现了改革的问题导向、实践导向。

“全面依法治国”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一年后，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提出来的重大论断，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全会决定把依法治国作为主题，是建国60多年的第一次，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不同以往的治国执政理念和思路。从历史的视角说，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对中国社会几千年人治问题和难题的大胆回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担当和使命感，是对人治历史所划的句号，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法学博士背景总书记的高屋建瓴和现代视野。从现实的视角说，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对权大于法、法治缺位、失位及贪腐现象不断发生问题的解决，树立了宪法的权威和尊严，是对法治的践行。从发展的视角看，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对人治、权治、文件治等问题的否定，让法治成为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法治保障，对权力的约束使在法律之外没有绝对权力，是对法治的高扬，并把权力关进制度和法治笼子里。从治理的视角看，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对党大于法、权大于法等问题的回答，使法治成为国家治理的关键，校正了党和政府在现代化进行中的方位和角色，为中国共产党切实解决历史周期律问题，实现长治久安作出了法治化的回答。

“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来的，是针对我们党的党情及党自身存在诸多问题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直面党的问题讲了98个“从严”，体现了他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并完全落脚到从严治党上，切实解决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使党承担起更繁重的历史责任，完成任务使命。习近平同志是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起步，一步一步走到党的总书记位置，对我们党及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难题是心知肚明，清清楚楚的。特别是党内腐败多发、高发、频发的顽症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这一严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对策，先以“八项规定”来化解风纪上的问题，彰显从严治党的第一着；接着着手解决“四风”问题，并提出对贪腐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老虎”“苍蝇”一起打，国外“猎狐”行动等，以从严治党的制度化、法治化来化解这些问题，使“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的领导核心和关键。

马克思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的”。可见，“四个全面”中每个“全面”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是坚持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直面经济社会发展中问题的产物和结果，都是现实中带有根本性问题的科学回应。“四个全面”本身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回答现实中突出问题，照应人民的热盼，指导我们发展战略的科学实践所提出的，因此说，“四个全面”是着眼解决新的问题的战略大规划、大布局。

五、“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成果[5]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创新发展，都是中国发展时代需要的产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重大理论观点、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今天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的高度。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四个全面”，用“四个全面”引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