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各安其分(1)

想要对日本人有所了解，首先一定要搞清楚他们的“各得其所”或“各安其分”这句话的意义。他们信赖秩序、等级制，跟我们信仰自由平等犹如南北两极一样。在我们来看，给予等级制正当性并把它作为一种可推行的社会结构是有很大困难的，日本人对等级制度的作用却深信不疑，并且以对人与人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有的整个观念为基础建立了对等级制的信赖。我们需要对他们的民族风俗如家庭、国家、宗教信仰和经济生活等给出一系列的叙述，才可以了解他们对生活的态度。

跟对国内问题的态度相同，日本人用等级制来衡量国际关系的一切问题。在之前的十年里，他们一直认为自身的位置高踞于国际等级制的金字塔的最顶端，如今，这个位置虽然已经被西方诸国所取代，可是他们之所以能接受现状，仍旧源于对等级制观念的信赖。日本发出的外交文件中不断地表示出他们对这一观念的看重。在1940年日本签订的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前言”中还曾说：“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相信，让世界上所有国家‘各得其所’才是保持永远和平的前提……”在签订这份条约时天皇所颁发的诏书再次谈到这一点。诏书说：

“弘扬大义于八纮，缔造神舆为一宇，实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所眷念。今世局动乱不知胡底，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所轸念者，惟在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兹三国盟约成立，朕心甚悦。

唯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前路尚遥……”

在珍珠港被偷袭的那天，日本特使递交给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的声明中，也非常确切地提到这点：

“……使万邦各得其所乃帝国坚定不移之国策……与上述使万邦各得其所之帝国根本国策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

这是针对数日前赫尔备忘录而发的，在这份备忘录中赫尔着重阐明了美国所遵守的最基本的原则，如同等级制对于日本一样。国务卿赫尔提出了四大原则，那就是：各国主权及领土的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合作与和解；平等的原则。以上都是美国人关于平等和不受侵犯的权利的主要准则，在我们看来这不仅适用于国际关系中，同时也是我们在平常生活中要遵守的准则。在美国人看来，平等是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基石，是最高尚、最符合道德的基础。对我们而言，它代表着拥有不受强权压迫、不被干涉、不被胁迫的自由；代表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每个人都拥有使自己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权利。这正是我们这个世界有组织性地实现的基本人权的基石。即便是在我们自己对该原则破坏时，我们也同样对平等的正义进行支持：我们以满腔怒火向等级制宣战。

这一点是美国自从建国以来从未改变的观点。此观点被杰斐逊记入《独立宣言》。此外，载入宪法之中的《权利法案》也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一个初生的国家将这些写入官方公开文件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映射出这个大陆上的人们在普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和欧洲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国际报道文献中有一份重要的报道，那就是在19世纪30年代初对美国进行访问的年轻的法国人阿列克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写的关于平等问题的作品[1]。他是—位才智与灵敏兼备的观察家，即便是在美国这个不熟悉的世界里也能发现很多优点。美洲大陆对他而言，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年轻的托克维尔成长于法国的贵族社会中，在当时一些非常活跃和具有影响力的人士的言语中，这个贵族社会先是遭受法国大革命的撼动和冲击，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强烈的《拿破仑法典》。他对美国的生活秩序给予高度评价，而且展现出宽和的态度。然而他的观察是站在法国贵族的身份上进行的，他在书中把即将来临的新事物报道给了旧世界。他确信，美国将成为人类发展的榜样，这样的发展在欧洲也会发生，尽管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

所以对这个新世界，他做出了异常详细的报道，觉得只有这个地方，才能让人们真正从心底感觉到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建立在一个新的、和谐的基础之上；人们都具有平等的交谈身份。美国人从不拘泥于等级的礼节等细枝末节，他们既不会要求别人恪守礼节，也不会勉强自己用这些礼节待人。他们崇尚自我奋斗，不喜欢接受别人的恩惠。北美大陆不存在古老贵族式的或是罗马式的家族，统治整个旧世界的社会等级制度完全不存在。托克维尔说，这些美国人信仰的仅仅只是平等，再无其他；有时候自由会在一不小心间被忽视，但是平等却是整个生命存在的理由。

透过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我们又熟悉了一遍一个多世纪之前我们祖先的生活，这些内容让美国人大受鼓舞。在我们的国家，一直以来尽管有了很多变化，然而整个轮廓并无本质变化。阅读这部著作时，我们会觉得，1830年的美国已成为我们所了解的美国。在这个国家里，过去和现在都存在像杰斐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2]一样的酷爱贵族式社会秩序的人，可是即便汉密尔顿这样的人也承认，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的生活习惯绝对不是贵族式的。

所以，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我们就对日宣布：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的政策都是建立在一定道德基础上的，我们相信，朝着我们所指明的方向前进的任何一步都会完善这个仍不完美的世界。而日本人对“各得其所”的信念进行宣布时，同样也是出自他们的社会经验所培植出的生活秩序和准则。许多世纪以来，不平等已经变成日本民族有组织的生活秩序，是最容易被设想，也是最能得到广泛认可的事情。等级制的存在对他们而言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然而，这还不是西方人理解的那种简单的霸权主义。不管是统治权的行使者，还是被统治者，全都是按照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传统习惯来做事的。现在日本人被迫承认美国处于等级制的最高点，我们就更加需要深入探究他们习俗背后的思想和观念。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他们在某种状态下会采用什么样的行为方式。

尽管日本近年来不断西化，但是从本质上说它依然是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谈话、每一次往来，都要表示出彼此关系的亲疏远近以及社会地位的差距。当一个日本人向另一个日本人说“吃”或“坐”的时候，都需要按相互之间亲疏的程度，或是对方的辈分，选择不同的词汇。仅仅是“你”这个词就有好几种说法，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你”；就连动词也有多个不同的词根。换种说法就是，日本人跟其他很多太平洋上的民族相同，存在着“敬语”，在使用这些词语的时候还要带着相应的鞠躬和跪拜。这一切的动作都存在详细的规矩和惯例，不单是要知道需要向谁鞠躬，还必须弄清楚对不同人的鞠躬程度。一种对某个主人而言十分合适的鞠躬，在另一位关系稍有不同的主人身上，就会变成一种无礼的表现。鞠躬有许多方式，从双膝跪地、手触地面、额触手背的最高跪拜礼，一直到最简单地低下头和肩膀来行礼。在不同的场合行合适的礼是一个日本人必须学会的，而且这种学习要从孩提时代开始。

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不仅要考虑彼此间的等级差别（这是极重要的），就连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过去的交往等因素都需要考虑在内，甚至是相同的两个人在不同场合情况下也要表现出不同的尊敬。比如说，一个老百姓在和他的好友见面时可以不用行礼，不过，倘若对方穿上军装，那么身穿便服的朋友就一定要向他鞠躬。对等级制的遵守是一种行为艺术，需要进行多种因素之间的平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辈分等一些因素彼此消减，而有时候却要特别注意这种等级上的不同。

当然，也有一些人相互之间不太被礼节拘束。在美国，人们（各个家庭圈子里的人）身处自己家里时，就会很容易地将所有形式上的礼节都抛弃。然而在日本，恰恰需要在家里学习并仔细观察礼仪。当婴儿还在母亲的背上时，母亲就会在鞠躬时把婴儿的头摁下去，以此教婴儿懂得礼节；幼儿在学步时，就要学习尊敬父母长辈。妻子要对丈夫鞠躬，孩子要向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所有的女孩子不管年龄大小，都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它代表着：原本是鞠躬者要自己处理的事，现在则承认受礼者有干预的权利；接受鞠躬的人也要承担与其地位相当的某种责任。简而言之，家庭生活的核心是以性别、辈分及长嗣继承等为基础的等级制。[3]

大家都知道，孝道在中国和日本都是被推崇的道德准则。早在公元前6-7世纪，中国人有关孝道的思想就跟随着中国的佛教和儒教伦理学，以及中国的乡土文化一起传入日本。然而，为了适应日本家庭不同于中国的结构，孝道的性质无可避免地会有些变化。一直以来在中国的社会里，一个人需要对其所在的大家族尽忠。这个大家族可能拥有数以百计的成员，家族对所有的成员都有裁决权，并且这项权利受到家族成员的支持。很显然，中国疆土宽广，每个地区的情况也会有所不同，但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村庄的居民大都属于同一个宗族。中国有4.5亿人口，但姓氏却仅有470个。相同姓氏的人，大部分都会认同彼此是同宗。有些地区的居民，或许都共同属于一个宗族。并且，离乡背井、居住在大城市里的人们也可能与他们是同宗。在像广东那样人口繁多的地方，全体宗族成员团结起来经营、维持着壮观的氏族宗祠，而且在祭祀的日子里，一起向共同的祖先所繁衍的成百上千的祖宗牌位行祭祀礼。所有的宗族都拥有自己的财富、土地和寺院，并且一般都设有基金用以帮助本宗族内有前途的子弟学习。他们跟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宗族成员联系，每过十年左右都会重新印刷一次经过仔细增订的族谱，用以记载可以分享祖宗恩惠者的姓名。它拥有代代相传的家规，在宗族与当权者意见不合时，宗族甚至能够拒绝把本族犯人交给当局。在封建社会时期，这种拥有非常大自主权的宗族共同体，仅仅是有时在名义上归国家管理——那些出自政府指派的、安逸舒适的官员，在这个地方被视为外人。

但是在日本，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即使是到了19世纪中期，也仅仅只有贵族和武士家族有权使用姓氏。但是姓氏在中国是构成宗族制度的基础，若无姓氏或类似于姓氏东西的存在，宗族架构就无法得到发展。在一些宗族里，族谱即是这种类似于姓氏的东西之一。然而在日本，只有贵族阶级才有权使用族谱，而且那种族谱的记录方式，就如同“美国革命妇女会”（Daughters of American Revolution）[4]一样，是从目前在世的人向上追溯的，而非从古至今地罗列祖先所繁衍的后裔。这两种方法是大不相同的。再加上，日本是封建国家，人们需要忠诚的对象并非宗族组织，而是封建统治者，那个统治者是当地的君主。这一点和中国的在位短暂的官员明显不同，中国的官员在这一地区永远都是外人，两者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在日本，这个人是归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是非常重要的，人与人之间是靠他所属的藩来联系的。

要使民族制度化还存在着其他方法，那就是在神社或圣地祭拜祖先或氏族神。这样的活动，在日本即使是那些不能拥有姓氏和族谱的“平民”也可以参加，可是却不存在对远祖的祭祀仪式。在“平民”所能参与祭祀的祠堂里，人们聚集在一起，不用证明他们出自一个祖先。他们因为居住于此，因此被称为这个神社祭神的“孩子”[5]。就跟世界上所有地区的村民相同，这些祭拜者——村民们，因为世代居住于此，相互之间必然存在着亲戚关系，但并非出自同一个祖先的关系密切的氏族集团。

与祠堂不同的是，对祖先的参拜仅是在家里的“佛龛”上进行的，那里只摆放几个最近去世的亲属灵位。在所有日本的社会阶层里，人们天天都在佛龛前祭拜着一直怀念的父、母、祖父母及其他至亲，并且上供食物，佛龛上供奉的是如同墓碑的牌位。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碑文就算已经不能识别，也不会再一次刻写，时隔三代以上的墓地甚至被很快遗忘。日本家族之间联系浅淡，这一点和西方国家比较相似，或许跟法国的家族的习性是最接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