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各安其分(3)
日本的封建社会阶层划分非常复杂,所有人的地位都是由世袭固定的。德川氏对这种制度进行了巩固,并且做出了各阶层成员的日常行为规范。每一个家庭的户主也都要在门口张贴关于其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的服饰、食物和能够合法居住的房屋,都需要按照世袭身份条款的要求来办。位于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之下的,还存在四个世袭等级,他们的排列顺序是士(武士)、农、工、商。最下层还存在贱民。占据贱民很大比例、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秽多”,即从事所有污秽职业的人,他们包括清洁工人、掩埋死囚者、剥皮革及鞣制者等。他们在日本被视为“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更确切地说,在日本他们压根不算人,就连经过他们居住地区的道路也不被记载里程,就像这个地区及其居民压根不存在一样。这部分人生活非常困难,尽管政府允许其从事批准给他们的职业,但他们却被整个社会组织所排斥。
经商者的社会地位仅仅只在贱民之上。无论美国人对这一点怎样诧异,这却是一个封建社会中真实存在的现实。商人阶级总是在封建制度中担任破坏者的角色,一旦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封建制度便会走向衰落。17世纪时,德川氏下达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曾出现过的严格的锁国令,从而彻底消灭了商人阶级发展壮大的基础。日本曾经在中国和朝鲜的所有沿海地区进行过海外贸易,当然,商人阶层也必然会随其一起发展。德川氏规定,所有打造或驾驶的船只不能超过一定规模,否则便要处以极刑。德川氏用这样的办法来遏制商人的发展。被批准打造或驾驶的小船,既不可以航行到大陆,也不能承载商品。即使是国内的交易也受到非常严格的管制,各藩藩界上都设置了关卡,严格管制商品进出。另外,还有部分法律规定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奢侈取缔令》中限定了商人的服饰、雨伞及在婚丧时的花费限额;商人不被批准和武士居住在同一地区;法律不对他们的生命是否遭受特权阶层——武士之刀的凌辱做出保证。德川氏试图把商人一直置于社会底层位置的政策,在货币经济中明显是行不通的,因为当时的日本正是依赖货币经济才发展起来的。德川氏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保持封建社会稳定的是武士和农民这两个阶层,德川幕府把他们隔离冻结起来。在德川家康统治日本之前,伟大的武将丰臣秀吉已经用久具盛名的“缴刀令”,实现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他让农民上缴了武器并做出只有武士才有佩刀权利的规定。武士不可以再兼作农民、工匠或是商人,即便是地位最低的武士也不可以合法地开展生产劳动,于是武士成了名副其实的寄生虫,每年都从农民缴纳的赋税中抽取部分出来作为俸禄。大名把收缴上来的谷米按名额分给所有武士家臣。武士不用担心生活来源,他成了对领主的完全依赖者。在早些时期的日本历史里,封建大名与归属武士之间的坚固联系,是在各藩国之间连年的战乱中形成的。到了和平的德川幕府时代,这种联系就成为经济性的了。日本的武士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差别很大,他们既没有自己的领地和农奴,也不是有钱有势的士兵。他们的生活完全依靠政府发放的俸禄,他们所拿的俸禄在德川初年就已经按照他们地位的高低决定了。他们所得的俸禄并不多,根据日本学者估测,所有的武士阶级的俸禄跟农民的所得差别不大,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对武士家族而言,假如有几个继承人一起分摊这点俸禄,那就让人很头疼了。结果,武士开始被迫限制自己的家庭规模。在他们看来,最难堪的事情就是承认威望是建立在财富和外在表现上的,因此,他们信仰的是,俭朴才是最大的美德。
武士和农、工、商这三个阶级之间有一条很大的鸿沟。后面三个阶级是“庶民”,而武士却不是,武士所带的佩刀不仅仅起装饰作用,还标志着他的权利和所处阶级。他们拥有对平民使用佩刀的特权。这一点在德川时代之前就已经是个传统。德川家康所下达的法规中规定:“庶民若对武士无礼,对上级放肆,可立刻斩杀。”[7]这一点不过是对旧习惯的重新确认。他压根不曾想到要建立庶民与武士阶级之间彼此依附的关系,他所有的政策都以严格的等级制为基础。庶民和武士这两个阶级都归大名管理,并直接跟大名联系。这是处于不同的阶梯之上的两个阶级,每个阶级又各自拥有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统治和责任。两个阶梯的成员之间有不可企及的距离。有时因为事态的要求,需要在两个阶级之间建造一座桥梁,但这桥梁毕竟不是体系自身所固有的。
在德川时期,武士已不再限于对刀剑的练习,他们渐渐变成藩主财产的负责人及很多文雅艺术的专家,如古典的音乐、茶道等。所有文字性的东西都交由他们处理,藩主的策略也依靠他们的高超的手腕来实行。两百年的和平是个漫长的岁月,能够玩弄刀剑的机会很少。就如同商人不顾严厉的等级制度而开始追求舒适文明的城市生活方式,武士即便也在准备随时参加战争,但也使很多文雅艺术得到了发展。
在法律上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保障农民可以不受武士欺压,虽然幕府每年有妄加的沉重赋税和各种限制,可是农民阶层仍然存在一些安全保障,法律对农民农田的拥有权进行保护。在日本,拥有土地即是拥有了威望。德川统治时代,土地被禁止永久转让。与欧洲封建主义不同的是,这条法律的颁布不是为了对封建领主的权利进行保障,而是为了保护所有耕作者的利益。农民拥有一种他们认为可以永久珍视的权利,所以他们在田间劳作时,就如同现在他们的后代一样地不怕劳苦。尽管这样,仍然改变不了农民作为阿特拉斯(Atlas)[8]养活寄生阶层的身份。这个寄生阶级大约拥有200万左右人口,包括将军的政府、大名的机构、武士的俸禄等。他们需要缴纳实物税,也就是需要把自己的收获按照一定比例上缴给大名。一样属于水稻农业国,暹罗的传统赋税仅是10%,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占到40%。农民实际交纳的还要再高一些,在一些藩中甚至达到80%。除此之外,还常常有徭役和强迫服务,大量耗费农民的精力和时间。跟武士相同,农民也被迫对自己的家庭规模予以限制。整个德川时代,日本人口总数几乎没有任何增长。在一个处于长期和平的亚洲国家,没有增长的人口数字足以证明那个时期的统治状况。不管是依靠年贡度日的武士,还是生产阶级,统治者都对这两者实施了斯巴达式的严格控制,但是在人与人之间、所有下属跟其上级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依赖性。人们都对自己的责任、权利和地位了如指掌,一旦这些受到破坏,最穷苦的人也会发起反抗。
极度的饥寒交迫下,农民也会发起反抗,不仅是针对封建领主,也针对幕府当局。在德川氏统治的200多年里,类似的农民起义超过千次。反抗原因并不是因为“四公六民”的传统重赋,而是对不断增加的赋税抗议。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三五成群地涌向藩主的府邸,请愿和裁判的过程却是井然有序的。农民们把请愿书写好送达藩主内臣。假如请愿书被内臣扣压,或者藩主对此不闻不问,他们就会找出一个代表去江户把请愿书送到幕府将军那里。在一些有名的判例中,农民在江户城内的大街上堵拦幕府高官的车子,直接递上请愿书从而使其不被扣压。虽然农民在呈送状子时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幕府当局会在收到状子后立马开始审查,幕府给出的判决大约有一半是对农民有利的。[9]
但是,幕府针对农民的请愿做出的判决并不能改变日本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国家尊重农民正当的不满情绪是可取的,然而幕府同时也认为,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就已经侵犯了等级制的严格法规。虽然幕府给出对农民有利的判决,可是作为起义者,他们已经破坏了必须忠诚遵循的基本法律的原则,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所以,他们将会被处以死刑,无论他们的出发点是怎样的正确。这种不能改变的命运也得到农民的承认。被处死刑的人将会成为他们的英雄,人们在刑场上聚集,起义的领导者被扔进油锅、被砍头或是被钉在木架上,农民群众亲眼目睹行刑过程也不会暴动。这是法律,是规章。他们会在事后建立祠寺,把殉难者当烈士供奉。但对于处刑,他们却觉得这是建立在他们生存基础上的等级制法律的核心,只能接受。
简单地说,每一代德川幕府的将军都会竭尽全力地使各藩的等级结构得到巩固,使所有阶级都对封建领主产生依赖。大名处在所有藩中等级制的最高地位,对他的下属可以随意行使特权。将军在行政上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掌控大名,他会使出所有手段预防大名之间结盟或施行侵犯计划。所有的藩界之间都设有关卡,对过往行人实行严格的盘查,严格禁止“出女入炮”,以防止大名私自送妇女出境或偷运武器入境。[10]未经将军允许,大名不能进行联姻,这是为了预防出现任何政治联盟的危机。藩与藩之间的商业也有很大障碍,甚至禁止相互之间架设桥梁。此外,将军还派出很多密探四处了解大名的财政收支情况。一旦发现某一藩主财政丰盈,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耗费财富的土木建筑工程,以此消耗他的财富。所有规定中最出名的一项就是:一年之中,大名有半年时间必须住在京城(江户);在其回到自己领地时,也需要把自己的妻子和子女作为将军手中的人质留在江户(东京)。幕府就是这样煞费苦心地保护自己的权势,并巩固其在等级制中的领导者地位。
当然,将军在这一等级制拱桥中并非处于拱心石位置,因为他所掌控的政权是奉天皇之命的。天皇和他的宫廷世袭贵族(公卿)幽居在京都城里,没有一点实权。天皇的财政收入甚至比最小的大名还要低,更甚者,宫廷的所有仪式也都要严格地遵守幕府的规定。尽管这样,即便是集权力和金钱于一身的德川将军,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废除天皇和真正统治者并存的双重统治局面。双重统治对日本人而言并非新鲜事,自12世纪以来,大元帅(将军)就以被囚禁了的天皇的名义来掌管这个国家。有一个阶段,职权分化更加厉害,徒有虚名的天皇把政权交付给一位世袭的世俗首领,后者的权力又交由他的世袭政治顾问[11]来执行。这种权力的委托和再委托经常出现。在德川幕府快要崩溃的时候,培里将军也没有想到在将军背后还存在天皇。美国的第一任驻日使节汤森德·哈里斯(Townsend Harris)在1858年和日本进行第一个通商条约的谈判时,也只能靠自己摸索才发现日本还有一位天皇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