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和益

这里讲的“损”和“益”，是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革新问题。

孔子的思想学说不是天生的，如他自己所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说他只是爱好古代文化，知识是勤勉地学习而得来的。

在孔子时代所谓的古代，指的是夏、商、周三代以及尚有传闻的三代以前的尧、舜时代。夏、商、周三代都有文献流传，尧、舜时代的传闻在三代文献中也追记有一部分。这些，在当时，孔子认为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孔子从这些文化遗产中看到我们民族优良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论语·泰伯》后四章记录了孔子对尧、舜和禹的赞美：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第十九章）

 

（孔子说：尧领导天下真是伟大啊！太崇高了！只有天最大，只有尧像天一样。他的功业无边无际，百姓不知怎样称颂他。他的功绩太崇高了，他创立的典章制度焕发着光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第十八章）

 

（孔子说：真是崇高啊，舜和禹为君治理天下，却一点也不为自己。）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泰伯》第二十一章）

 

（孔子说：禹这个人，我找不出他的缺点来。他自己的饮食简单，而祭祀祖先的祭品丰盛，他穿的衣服很坏而祭服华美，住室低陋而尽力发展沟渠水利。禹这个人，我找不出他的缺点了。）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泰伯》第二十章。《说文》、《尔雅》:“乱，治也。”这里删节的文字共19字，原文是：“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从中可见孔子对妇女的态度，本书下文另议。）

 

（舜有五位贤臣而天下太平。武王说：“我有十位治国之臣。”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从唐尧、虞舜那个时代，到周武王那时，都是人才兴盛。……周朝的德治，可以说是最高的人了。”）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第五章）

 

（孔子说：无为而治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有什么作为呢？端正严肃地面朝南坐着罢了。）

 

从以上五章来看，孔子非常敬佩尧、舜、禹，推崇他们三大优点：一是治国者没有私念，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二是有焕发光彩的典章制度；三是任用人才，贤能集聚，所以治国者可以无为而治，实现天下太平。孔子认为这就是“至德”。关于传说的尧舜时代的一些史事，对孔子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实际上尧舜时代还是原始氏族公社的部落联盟时代，尧、舜和禹都是大的部落联盟公众推选的领袖，没有阶级分化的社会自然实行原始民主，部落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互助的关系。三代之前的初级形态的原始民主，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来源之一，孔子也曾提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因为只有传闻下来的零星的追记，所以孔子对它们的认识还是朦胧的，但三代之前优良的政治传统确为孔子所向往。

孔子曾经以毕生之力，搜集、研究和整理三代文献。主要是三代的典章和礼乐文化资料，其中夏、商两代只是一小部分，孔子曾说过夏、商两代文献不足，不能进一步研究、考证：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第九章。杞，是夏禹后裔的封国；宋，是商后裔的封国。）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杞国现在的礼仪不足以考证；殷朝的礼，我能够说出来，但宋国现在的礼仪不足以考证。这是因为文献资料不足的原因。如果文献够的话，我就能够考证了。）

 

孔子时代距离西周时代还不远，孔子搜集到的西周文献最多。他认为西周文化丰富多彩，大为赞叹，对西周倡导制礼作乐的周公姬旦，极为崇拜，尊为圣人。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第十四章）

 

（孔子说：周代的政治礼乐制度借鉴了夏、商两代，多么丰盛啊，多么有文采！我追随周代的政治礼乐。）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第五章）

 

（孔子说：我衰朽得真厉害呀！很长时间，我没再梦见周公。）

 

孔子认为周礼是最为繁复的，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学生子张问他可以知道十世以后的礼仪和典章制度吗？他作了如下回答：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第二十三章）

 

（孔子说：殷代继承夏代的礼制，可以知道有所减少和增加；周代继承殷代的礼制，可以知道有所减少和增加；将来如果继承周代的礼制，即使一百世之久也是这样有所减少和增加。）

 

“损”，是去除，把不合时宜的部分废除；“益”，是增加。孔子认为西周的文化是继承了夏、商两代文化，按时代的需要又有所废除，有所增加。孔子尊崇所谓“文武之道”，即周文王姬昌和周武王姬发的德治思想和治国原则，也高度评价周公姬旦摄政时大规模“制礼兴乐”，制定各种礼仪和典章制度。

他认为积极学习和推行“文武之道”和礼乐文化，就可以恢复西周盛世，实现天下太平。孔子一生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而自命，如他所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子罕》第五章。文王已经死了，文化传统不就在我这里吗？）

孔子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并不是主张一切都按照西周旧制，并不认为一切都是西周的好。学生颜渊询问治理国家的事，孔子提出几条具体措施：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第十一章）

 

（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使用夏代的历法，乘坐殷代那样的车，戴周代的礼帽，音乐用舜时的《韶》舞和西周初的《大武》乐章。杜绝郑国地方乐曲，疏远奸佞小人。因为郑国地方乐曲放荡，奸佞小人危害国家。）

 

“时”指历法，夏历是自然历，以旧历正月为每年第一个月，春夏秋冬四季合乎自然现象，比较方便农业生产。周历以冬至日为元旦，便于观测天象，却不便于农业生产，所以孔子主张颁布行使夏历。车是当时主要交通工具，车辆的形制有一定的规定，殷代的车比较质朴简便，制作俭省，所以孔子主张车辆形制采用殷代的制度。孔子主张典礼隆重，可以表示严肃，周代规定的礼帽（冕）庄严又精美，赞成周朝的服饰制度。舜时流传下来的《韶》乐，内容平和、优美，西周初制作的《大武》乐章，激人奋发向上，所以孔子予以提倡，而要求取缔郑国流行的令人放荡的乐曲。历法、车乘、服饰形制、典礼应用音乐，都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都属于行政立法范围，也即属于礼法。孔子并不赞成一切都依照周礼，而主张取三代之长，对周礼也可以有所损益。

古代有冠礼，男青年到二十岁把头发绾起来，才能戴帽子（冠），举行冠礼，表示开始享受成人的权利并担负成人的义务，远古叫“成丁礼”（现代我国有的地方也开始举行这样的仪式）。周代原来的冠礼，规定戴“麻冕”，要以天然麻为原料，需用2400根经线来编织，既费工，而且麻的质地粗糙，戴在头上也不舒服。那时丝的生产多了，既易织省工，丝质细软，戴上舒服。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第三章）麻冕，是礼的规定，现在换成丝，比较俭省，孔子也跟大家这样做。可见孔子赞同对传统礼制作实事求是的损益。

奴隶社会遗传下来的殉葬制度，到春秋时代的秦国依然存在。我们历年发掘古墓葬证实，夏、商、周三代都沿袭这种反人道的制度，而且不同身份的墓主，为之殉葬的奴隶数目不等，可见有具体制度。孔子整理传授的《礼》，就没有这样的条例；而且他重新整理编定《诗》三百篇，收录了《秦风·黄鸟》篇，通过秦穆公以家臣“三良”殉葬的凄惨场面，表达人民的悲愤和抗议。据《孟子·梁惠王上》的引录，孔子不但反对以活人殉葬，也反对用木俑代替活人殉葬（类似近现代的扎纸人），他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倡导用木偶殉葬的那个人，他要断子绝孙！）在孔老先生所生活的宗法制社会，骂人绝户，是很重的诅咒，一向温和宽厚、文质彬彬的孔老先生，竟发这么大的火气，可见他激烈反对三代以来一些残暴害民的旧制度，而主张坚决彻底予以废除。

再一个重大事例，是孔子办教育。据周礼，学在官府，教育为太师所执掌，为贵族所垄断，只有贵族子弟可以入学，而且教学科目和内容都有具体规定。孔子对夏商周以来传统的教育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民办学校（私立学校），向平民敞开受教育的大门。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与贵族学校不同，自编自授包括哲学、文学、历史文献、近代史、礼制、音乐等课程。孔子所做的是造福百世、推进民族文明发展的教育革命，他对传统的教育制度及教学内容，进行了革命性的损益。

孔子集三代文化之大成，它一生学而不厌，努力继承古代文化传统中优良的部分，并不原封不动地搬到他的时代来，而根据现实条件和时代需要，有所损益，把继承和革新结合起来。我们赞成这样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