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世和出世

用世和出世，是古代士人对待现实社会的两种不同的态度。

春秋末期，社会动乱，旧秩序破坏了，新秩序还没有建立，许多士人的理想破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厌弃上层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无力改变现实，又不肯同流合污，采取洁身自好的态度，隐逸山林，或陷于田间自耕而食。这些人被称为隐士。他们和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和尚“出家”不同，他们有家庭，有妻子亲情，可以吃肉喝酒，只是避开政治和世俗名利纷争，所以称之为“出世”。还有一些人，积极地踏入社会，面对现实，或者从其中牟取个人的名利、富贵，或者希望能出来治理国家，改造社会。对这些人，我们称之为“入世”。入世者又各有不同。孔子是“入世”的，他属于以自己的知识和才能来治理国家、造福社会的那一类人。对这一类人，称之为“用世”。

《论语》中有一章记述了隐者的典型心态：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微子》第五章）

 

（楚国名叫接舆的狂人唱着歌经过孔子车旁，唱道：“凤凰呀，凤凰呀，现在的社会道德为什么这样衰败呢？虽然说过去的不能再劝谏，未来的还可以努力。可是，算了吧，现在从政的人太危险了！”孔子下车，想与他谈谈。接舆却连忙避开，不能与他交谈。）

 

凤凰是传说中的象征祥瑞的珍禽，只在太平盛世出现，歌词连呼“凤兮”，表示天下无道，盼望的凤凰不出现，前两句歌词，等于后世常说的“生不逢时，世风日下”。虽然有人说可以努力去改变社会，但贤者却唱道：算啦算啦，从政太危险，我还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吧。明哲保身，是隐者共同的心理。

这章的下一章记述了长沮和桀溺两位隐者以及孔子的回答：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第六章）

 

（长沮、桀溺两个人合作耕地，孔子经过那里，叫子路去打听渡口。长沮问：“赶车的那个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问：“是鲁国的孔丘吗？”答：“是的。”说：“他自己应该知道渡口啊。”再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答：“我是仲由。”问：“是鲁国的孔丘的门徒吗？”答：“正是。”桀溺说：“如今滔滔洪水遍天下都是，而谁能改变这种状况呢？你与其跟从躲避人的士，何不跟从避开社会的士呢？”一边说一边不停地用土覆盖播下的种子。子路走回来告诉孔子，孔子怅然地说：“我们不能去与鸟兽同群，我不与社会上的人群在一起又怎么办呢？天下太平，我就不会去改造它了。”）

 

长沮和桀溺这一对耕者，知道孔子的作为，可见是当时的隐士。从言谈来看，长沮对孔子的态度不友好，反而讽刺说：你有学问，应该知道渡口。一语双关。桀溺也不赞同孔子的“入世”，认为孔子只是不与有些坏人交往，而天下到处都是坏人，所以只能避世隐居。孔子的回答非常好，我们是人，总不能到山林与鸟兽在一起吧，既然与社会人群在一起，就不能不尽人群之一的责任，正因为天下不太平，我才努力去改造它。

孔子说明了出世和用世的根本区别：出世者只为个人着想，用世者则是履行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

孔子是积极“入世”的，他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治国方略，一生都在期望并争取用世，《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述：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第十章）

 

（孔子说：假如有人用我来治理国家，一年就差不多了，三年可以有成效。）

 

在孔子时代，没有民主选举，也没有革命运动，要从政，必须由国君任用。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尤其是对政策法令进行重大的改革，没有相应的政权力量，是根本无法启动的。因此，孔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期望有人任用他来治理国家，实现他的用世理想。

尽管孔子积极争取能够“用世”，现实并不给他机会。他周游列国十四年，即使那些召请他乃至热情接待他的国君、重臣，也没有人真正接纳他的治国方案，不让他治理国家。

《论语》有一段记录：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宪问》第三十八章）

 

（子路在石门过夜，守城门的人问：“从哪来？”子路回答说：“从孔氏那里来。”又问：“是那个明知做不成还要去做的人吗？”）“知其不可而为之”，确实是对孔子的如实写照。下章又记录：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宪问》第三十九章）

 

（孔子在卫国时有一天击磬，有挑着草筐的人从孔子住处门前走过，说：“这个声音是有心思啊，是击磬吗？”听一会又说：“不高明，声音硁硁（kēng）的，是说没有人了解自己。既然没人了解就算了吧，水深就抱着葫芦泅过去，水浅就撩起衣裳蹚过去。”孔子说：“果真如此啊，就没有困难了！”）

 

这个挑着草筐的人，引用《诗经·匏有苦叶》的“深则厉，浅则揭”，批评孔子不能因时制宜，是不识时务。《论语》中又记录孔子与学生子贡的对话：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第十三章）

 

（子贡说：“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藏在柜子里，还是找个识货的买主把它卖掉？”孔子说：“卖掉它！卖掉它！我等待识货的买主啊。”）

 

孔子长期抱着待沽的心态奔波劳碌，他叹息岁月之无情，劳碌之无功，也曾在心头泛起感伤，乃至产生悲观情绪，有过放弃的想法：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第十七章）

 

（孔子在河边说：时光像这河水一样逝去了！昼夜不停地奔流。）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第九章）

 

（凤凰不飞来，黄河不出现画图，我这一生恐怕完了吧！）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第七章）

 

（我的主张不能实行了，乘个木筏漂到海外去。……）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第十四章）

 

（孔子想到九夷地方去居住。有人说：“那地方太简陋了，怎么能住呢？”孔子说：“君子住那里，有什么简陋呢？”）

 

孔子叹息时光流逝。流逝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抱负不得施展，一事无成，而生命即将结束。古代传说，太平盛世凤凰就会飞来，黄河会出现画图，孔子借用这个传说，是在叹息生不逢时。他想到海外去，告别混乱的中国，一走了之；也曾想到九夷去另谋发展。当时的九夷，指中国东部滨海的地区，孔子时代还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少数民族区域。“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认为他可以带领弟子到那里去开发。事实证明，他没有漂泊海外，也没有迁居九夷，而只是一时闹点情绪而已。

多年的挫折，多次的磨难，终于使孔子明白：他的治国方略和社会理想，想通过从政之路来实现是不可能的。他“待沽”几十年，在他生活的时代并没有买主。在晚年，他致力于著述和教学，把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寄希望于来者。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第十三章）

 

（孔子说：坚持信仰努力学习，誓死保卫真理。不进入政治危险的国家，不居住在发生祸乱的地域。天下政治清明就出来从政，政治昏暗就隐居。国家政治清明，这个人贫且贱，是耻辱；国家政治昏暗，这个人富且贵，也是耻辱。）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第七章）

 

（孔子说：……卫国大夫蘧伯玉是个君子啊！国家政治清明，就做官；国家政治昏乱，就把才能藏起来。）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长》第二十一章）

 

（孔子说：卫国大夫宁武子这个人，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发挥他的才智，国家政治昏暗时就糊涂。他的才智，别人赶得上，他的糊涂，别人赶不上。）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逊）。”（《宪问》第三章）

 

（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国家政治昏暗，做正直的事，说话随和谨慎。”）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问》第一章）

 

（学生原宪问什么是耻。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做官拿俸禄；国家政治昏暗，还做官拿俸禄就可耻。”）

 

在以上几章中，孔子所谈的都是“明哲保身”。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为国家服务，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用世”，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在政治昏暗之时，却要明哲保身，安贫乐道。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不在政治昏暗时做官而同流合污，既保持自身清白的名节，又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赞扬卫国大夫宁武子的“智”和“愚”，“愚”就是郑板桥所说的“难得糊涂”:“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这样的“愚”，是装糊涂，在大的方面说，就是“韬晦”。

“明哲保身”并不是“出世”，它的前提是坚持信仰，保全志节，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坏事，不同流合污，其目的不是苟全性命，颐养天年，而是留有用之身，做有用之事，继续充实自己以待来日。孔子晚年所做的就是这样，他从事教学和整理文献，为社会培育人才，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也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目的仍是改造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