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外侵略扩张的近代（1868～1945年）
一 明治维新
（一）社会危机
从18世纪初开始，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棉花、蚕桑、茶叶等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户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小商品经济生产者，从而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市场体系。这些商品生产者各自的生产条件不同，必然引起两极分化。一些条件较好的生产者不断积累财富，收购破产农民的土地，逐渐上升为地主。因为幕藩领主禁止土地买卖，所以土地兼并主要是采取抵押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地主一般称为“村方地主”。另外还有一种开发型地主，也就是一些商人、高利贷者、借贷资本家和手工工场主，他们利用积累的资金，通过向领主承包垦荒，成为大量土地的所有者。由于他们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起家的，与手工业生产、商品贸易有密切关系，或者经营手工业，或者从事商业，成为一身而二任的“豪农豪商”。
与此同时，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手工业或手工工场，例如在大阪附近的棉织业中心河内，出现了许多被称为“木棉寄屋”的农村商人，他们收购农村手工业者的棉纺织品，然后转卖给大阪的棉布批发行。接下来，他们以“换棉”和“出机”的方式控制农村的家庭手工业。所谓“换棉”是指商人供给棉花，由农民在家里纺成纱或织成布，商人按成品数量支付酬金。所谓“出机”是指商人不仅提供生产原料，而且提供纺织机，农民在家里织成布匹，按照成品获得酬金。再进一步，商人出资招募贫穷的农村妇女，集中在工场中进行生产。此时的商人已变为资本家，生产者已变为雇佣工人，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
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商人特别是金融高利贷商人的力量逐渐增强。19世纪中期，仅在大阪一地经营汇兑业务、资本金在20万两以上的钱庄就有50多家。这些金融商拥有巨额财富，对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们借给各地“大名”的款项高达6000多万两，仅每年的利息就达到300万石大米；而各地“大名”每年运往京都、大阪和江户的大米也不过400万石。在此基础上，形成“幕藩疲敝，权落商人”，“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侯惊”的局面。
与上述新兴阶级逐渐强大的情境相反，传统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却趋于没落。首先是下级武士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实际收入减少，幕府或“大名”为转嫁财政危机不断削减他们的禄米，致使其生活日益窘困，被迫转为教师、医生、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等职业，有的成为失去士籍的浪人，还有的成为商人的养子，转化为工商业者。这些下级武士希望对幕藩体制进行变革，因而大多成为明治维新的骨干力量。农民则在沉重赋税的压迫下逐渐失去自己的土地，成为一无所有的佃农，生活极为贫困，天灾人祸迫使农民不断起来反抗幕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尽管日本国内新型经济的发展及其阶级力量变化的状况尚未达到使封建生产关系崩溃的程度，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势力的入侵加快了日本社会变革的步伐。
（二）民族危机
早在19世纪初期，英、俄、美等国不断派使节到日本，要求开港通商，均遭到幕府的拒绝。幕府甚至在1825年重申过去颁布的“驱逐令”，炮击靠近日本港口的外国船只。但是，中国在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结局迫使幕府放宽了对外国的政策。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准将率4艘黑色的军舰闯入东京湾，威逼幕府接受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亲笔信，并约定第二年春天给予回答。1854年2月，培里再次率7艘军舰到达日本，并与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和箱馆（今函馆）两个港口，向美国舰船供给煤、水、食品及其他必需品，救护遇难船员；美国可在两个港口设领事馆；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随后，英国和俄国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1858年6月，在美国驻日领事哈里斯的压力下，日美双方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其主要内容有：日本追加开放神奈川、长崎、新潟和兵库等港口及江户、大阪两城市；承认美国人在开港地的居住权和公使领事驻在权；通商自由及协定关税等。随后，英、法、俄、荷也相继与幕府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根据上述条约的规定，日本在1859年7月正式开港，其对外贸易由此迅速增长。1860年日本的出口为470万美元，进口为160万美元。到1867年，日本的出口为1200万美元，进口为2160万美元。8年间进出口总值增加4倍多，而且入超情形严重。一方面，生丝、茶叶、棉花等原材料的大量出口，造成其价格飞速上涨，例如生丝价格在开港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上涨了3倍多，使日本的丝织业受到严重打击，而且出口商品价格上涨也影响到一般物价，例如米价在1858年至1865年增加了3倍；另一方面，以棉、毛纺织品为主的大量廉价外国工业品充斥日本市场，日本的手工工场无法与之竞争，纷纷倒闭，劳动者大量失业。
开港的另外一个直接后果是黄金外流。当时日本金银比价是1∶5，而国际市场的比价是1∶15。西方商人与各国使馆人员利用其差额，以墨西哥银元套购日本黄金，攫取暴利，造成日本黄金大量外流，仅在1859年下半年外流黄金就高达100万两，引起市场混乱，米、麦、盐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使农民、城市贫民和下级武士的生活更加困难。
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具有否定领主土地所有制性质的农民起义次数剧增，在1865年至1867年平均每年发生55次。以反对粮食投机为中心的城市贫民暴动也显著增加，在1865年至1867年平均每年发生16次。尤其是1867年波及全国的“这不很好吗”暴动，为数甚多的下层人民成群结队唱着“这不很好吗”的歌谣，冲击富豪住宅及幕府机关。
（三）戊辰战争
如同前述，德川幕府本来规定天皇不得过问政治，但“黑船”叩关，幕府惊慌失措，破例向天皇报告事态，并向各地“大名”征求意见，结果却为天皇、公卿贵族以及强藩“大名”参政开辟了道路。在强藩的策动下，天皇拒绝批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幕府大老井伊直弼采取强硬态度，在没有天皇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签订了上述条约，并对反对派进行大肆镇压。以吉田松阴为首的尊王攘夷领袖被处死，其他遭受迫害者近百人，史称“安政大狱”。
制造“安政大狱”的井伊直弼很快就遭反对派袭击而死，受其冲击的天皇朝廷和幕府转向相互联合的“公武合体”，具体措施就是撮合孝明天皇之妹与幕府将军结婚。尽管此后在天皇的要求下，幕府承诺进行“攘夷”，但在公武合体派的操纵下，发动政变，尊王攘夷派受到迫害。得到天皇支持的幕府不仅将尊王攘夷志士赶出京都，还以尊王攘夷派大本营长州藩的军队擅入京都为由讨伐长州藩，迫使长州藩俯首称臣。
开港以后，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殖民侵略势力，下级武士主张以武力加以对抗，因而时常有外国的士兵、使馆人员、商人甚至舰船受到攻击的事件发生，其中的“生麦事件”和“下关事件”均引起了与外国的局部战争。1862年9月，萨摩藩武士在神奈川生麦村杀死英国商人。1863年7月，英国七艘军舰炮击萨摩藩鹿儿岛，摧毁了炮台，焚烧了市区，萨摩藩被迫接受“赔偿”“惩凶”等屈辱条件。1863年6月，长州藩炮击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商船和军舰，并封锁了下关海峡。1864年9月，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进攻下关，攻陷了所有炮台，长州藩被迫求和。“萨英战争”和“下关战争”使主张尊王攘夷的下级武士意识到，在与外国武力悬殊的状况下进行攘夷是轻率的，必须首先打倒封建幕府，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
正是在上述共同认识的基础上，西南两大强藩逐渐接近。在土佐藩出身的藩士坂本龙马的斡旋下，长州藩代表木户孝允和萨摩藩代表西乡隆盛在1866年3月签订密约，两藩结成讨幕军事同盟。1867年1月，主张“公武合体”的孝明天皇去世，年仅15岁的太子睦仁即位，公卿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等立即与西南诸藩策划武装讨幕，诸藩也加快了结盟举兵的步伐。1867年底，新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并命令将军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即辞去内大臣等所有职务，交出半数领地给朝廷，此后一切权力重新归于天皇。同时，倒幕派组成了新政府。
德川庆喜并不甘心交出政权，立即率兵从大阪向京都进军。以萨摩藩和长州藩为主力的新政府军与幕府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地区激战三天，结果数量占优势的幕府军被打败，德川庆喜从海路退奔江户。新政府组成东征军，进军关东地区，并迅速兵临江户城下。幕府知道没有取胜的可能，因而献城投降。在东北地区，以会津藩为首组成“奥羽越列藩同盟”，继续反对新政府。由于当地农民纷纷起义，新政府军进展顺利。1868年11月，东北地区的叛乱被平定。幕府海军将领榎本武扬率八艘军舰和幕府残兵逃至北海道，并在1868年12月建立“虾夷共和国”。1869年6月，在新政府军的进攻下，榎本武扬投降，因发生在农历戊辰年而被称为“戊辰战争”的内战结束。
（四）各项改革
1868年3月新政府颁布五条誓文，即施政纲领。其内容为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公武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随后新政府颁布《政体书》，仿效奈良时代实行太政官制。最高机构为太政官，下面设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并规定官员的任用制度及责任。1868年9月改年号为“明治”，11月改江户为“东京”作为新首都，天皇及其政府机构迁至东京。此后，明治政府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一，建立中央集权体制。首先在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奉还版籍”政策，命令各藩将领地和人民的统治权上交中央政府，藩主成为中央任命的藩知事，但必须执行中央的政策。两年后，明治政府又宣布“废藩置县”，即旧藩主迁住东京，坐食俸禄；将藩改为县，最初共有3府302个县，后改为3府72县，1888年合并为3府42县。
第二，改革身份制度，废除封建俸禄。1869～1872年，政府连续颁布法令，废除封建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将藩主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废除“秽多”“非人”等贱称，与过去的农、工、商统称为平民。准许武士从事工商业，平民也可以担任文武官职。1873年政府颁布《征兵令》，规定年满20岁的男性均有服兵役义务。另外，为减轻财政负担，政府逐步减少士族的俸禄，在1876年颁布《金禄公债条例》，由政府一次性发给士族“金禄公债”，从而废除了封建俸禄制度。为解决领取公债较少的一般士族生活困难的问题，政府优先录用士族充任官吏、教师、军人、警察等公职，同时鼓励士族向地广人稀的北海道移民、内地各府县低价出售土地给士族等。
第三，改革土地制度，实施新地税。1871年10月，明治政府废除过去对农作物栽培品种的限制。1872年3月，允许进行土地买卖，同时向土地所有者颁发地券，同年10月允许农民从事其他职业。1873年7月，政府颁布《地税改革条例》，主要内容为按照地价的3%征收货币地税，征收对象为土地所有者，其他附加税不得超过地税的1/3。
第四，殖产兴业，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一方面，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撤销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奖励贸易，统一货币，创办银行，设立邮政通信机构，为新型经济的出现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为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近代工商企业，政府进口外国先进设备，建立“模范工厂”，其中包括铁路、矿山、造船、机械、水泥、玻璃、纺织、制丝等领域，共建立了数十家近代工厂企业，同时对民间企业进行重点扶植。后来为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同时鉴于民间资本已逐渐成熟，政府在1880年制定了《出售官营工厂条例》，将许多官营企业低价处理给与政府有关的特权商人。
第五，提倡“文明开化”，移风易俗，推动社会文化和行为的变革。例如在生活习惯上提倡穿西装、理短发、吃西餐、住洋房等。1871年，明治政府设置文部省，次年颁布《学制》，将全国划分为不同的学区，要求普及四年制初小教育。同时政府陆续开设师范学校、大学，并花费巨款派遣学生到国外留学。
二 自由民权运动
（一）精英分裂
1871年11月，明治政府为修改同欧美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派出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前往美国与欧洲。该使节团花费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访问了欧美11个国家。尽管使节团未能达到修改条约的目的，但欧美先进的生产力使使节团成员大开眼界，痛感日本只有自身迅速富强，才有可能赢得真正的平等独立。在此期间，国内的留守政府成员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为中心，以朝鲜拒绝接受日本国书为借口，主张对其进行征讨。但岩仓使节团成员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回国后对此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当务之急应是发展国力。在后者的策动下，天皇下达“整顿国政，富国文明之进步，乃燃眉之课题”的圣旨，西乡隆盛及板垣退助等人被迫辞职下野。
下野后返回故乡鹿儿岛的西乡隆盛，自费建立“私学校”，招集士族子弟入学。“私学校”后来发展到百余所分校，拥有学员3万余名，实际上具有军队的性质。在西乡的影响下，鹿儿岛县拒不执行包括俸禄处分及地税改革在内的中央政府的政策。为防不测，政府在1877年1月命令将鹿儿岛弹药库中的弹药运出该地，但“私学校”的学员闻讯后抢先袭击了弹药库，并将弹药抢走。2月15日，西乡率兵从鹿儿岛出发，向政府“质问”，被称为“西南战争”的内战由此爆发。政府先后出动6万军队前往九州地区作战，西乡军队最多时也有4万余人，其规模超过“戊辰战争”。长达8个月的“西南战争”以西乡兵败自杀而告结束。
与西乡隆盛同时辞去政府官职的板垣退助等人在1874年初组成“爱国公党”，提倡天赋人权，要求设立民选议院。“爱国公党”在随后向政府提出的《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中，批评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政权是“有司专制”，将使国家趋于瓦解；主张只有设立民选议院，给人民以选举权、租税共议权，才是拯救国家之道。尽管“爱国公党”仅存在两个月，但不久板垣退助与片冈健吉等人又在其故乡高知县组成“立志社”，提倡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尽皆平等，无贵贱尊卑之别”，为伸张人民的权利，必须建立民选议会。1875年2月，以“立志社”为中心，各地的政治团体在大阪集会，并建成“爱国社”。
（二）运动高潮
明治政府实施的土地制度和地税改革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强制推行义务教育以及征兵制又使农民背上新的沉重负担，因而农民不断以暴动的形式进行反抗。据统计，在1873年至1881年的9年里，共发生了305次农民暴动，其中1873年最为集中，而且当年在福冈县发生的农民暴动规模最大，有30万人参加。暴动的农民冲击政府部门和邮电局，捣毁富豪住宅以及高利贷者的钱庄，要求免除三年地税和停止建立学校，反对投机商人，反对征兵制。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暴动，明治政府不得不在1877年1月将地税下调到地价的2.5%，并规定村税不得超过地税的1/5。
明治初年，受“文明开化”政策的影响，日本社会不仅创办了为数众多的报纸、杂志，也出版了许多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著作。这些著作内容广泛，既有英国的功利主义，也有法国的天赋人权等自由民主思想。在西方思想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日本产生了许多宣传西方文明的社会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福泽谕吉。福泽出身下级武士家庭，年轻时即开始学习西方文化，曾多次随幕府使节团访问欧美各国，痛感日本开国进取之必要。明治维新后，福泽创办庆应义塾，并著书立说，力倡文明开化。其《劝学篇》中提出“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的平等观，一时成为人人皆知的名言。除福泽谕吉外，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植木枝盛都是当时有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主张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对自由民权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877年6月，“立志社”再次向政府提交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建议书在批评明治政府八大弊端的同时，正式提出了开设国会、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等自由民权运动的三大纲领，广泛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具有群众性。1878年9月，以“立志社”为中心召开重建“爱国社”大会，全国有13个县派代表参加。1880年3月“爱国社”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成立了“国会期成同盟”，并向政府提交请愿书，要求召开国会。此时全日本共有200多个民权团体，由集体或个人起草的日本宪法草案有数十种。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1881年10月，政府罢免了主张尽快颁布宪法、召开国会的大隈重信等激进派官员，同时颁布了关于在1890年开设民选议院以及制定宪法的诏书，并威胁“如仍有故意逞躁急煽事变、为害治安者，将绳以国法”。
为在国会中进行政党活动，自由民权派以板垣退助为中心在1881年10月组成自由党，1882年4月以大隈重信为首组建立宪改进党。但因各自党内的矛盾以及两党之间的互相攻击，基层党员失去耐心，逐渐转向激进道路，领导农民、市民等群众进行了一系列武装抗争，但均被政府镇压下去。尽管在1887年围绕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又形成新的运动高潮，但政府在同年底颁布《保安条例》，大肆逮捕或驱逐自由民权派成员，自由民权运动遂告结束。
（三）明治宪法
颁布制定宪法的诏书后，明治政府派伊藤博文前往欧洲考察，准备以实行君主立宪专制政体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为蓝本制定宪法，在1885年又将太政官制改为内阁制，由总理大臣及各省大臣组成内阁，并决定通过考试录用文官及评定其晋升。1889年2月，明治天皇亲自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该宪法亦被称为《明治宪法》。
《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天皇以帝国议会之协赞，行使立法权”；“天皇裁可法律，并命其公布及执行”；“天皇决定行政各部之官制及文武官吏之俸给，并任免文武官吏”；“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宣战、媾和及缔结各种条约”等。立法、军事、行政、外交等权力全部集中于天皇手中。司法权亦“以天皇之名，依照法律行之”。
尽管宪法规定日本帝国臣民有“信教之自由”和“言论、著作、刊行、集会及结社之自由”，以及“居住与迁徙之自由”；但又规定，须在“不妨碍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臣民义务之范围内”及在“法律范围内”。
宪法规定，国务大臣的职责是“辅弼天皇”，由天皇任命，对天皇负责。同时规定“枢密顾问依枢密院官制之规定，应天皇之咨询，审议重要国务”。帝国议会采取两院制，贵族院由皇族、华族和“敕选议员”组成，众议院由具有一定财产资格的选民选举产生。
1890年7月，日本进行了第一次众议院议员选举。由于选举法规定只有每年缴纳15日元以上直接国税、年满25岁的男子才有选举权，缴纳同等直接国税、年满30岁的男子才有被选举权，因此，当时具有选举权者仅占全国人口的1%。另外，因地税约占政府财政收入的60%，所以具有选举权以及被选举权者大多是缴纳高额地税者，在第一次选举中当选的300名众议院议员中有半数是地主及从事农业者。
从1890年11月第一次帝国议会成立到1894年6月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共召开过六届议会，其中有三届议会被解散，更迭了两届内阁。第一届到第三届议会的活动主要是以自由党和改进党为中心的“民党”要求减轻地税，削减政府开支，核减官员薪俸，整顿吏治，反对军事部门的积弊，反对政府干涉选举等，结果迫使政府不是答应政党的要求，就是解散议会重新选举。
三 对外侵略扩张
（一）扩张思潮
1874年5月，日本政府借口3年前琉球船民因遇风浪漂至中国台湾而被当地居民杀害的事件，派军队在台湾登陆，结果遭到抗击，中国清朝政府也派军队前往准备参战。进退两难的日本被迫求和，大久保利通亲自来华谈判，并利用中国清朝政府的软弱，以“抚恤”的名义得到50万两白银的赔偿，其结果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对外侵略的野心。
明治新政府成立后，日本不断向朝鲜提出正式建交的要求，但均遭到朝鲜方面的拒绝，日本决定以武力相威胁。1875年9月，日本军舰“云扬号”闯入朝鲜西海岸的江华湾，并与朝鲜守军发生冲突，双方互有伤亡。1876年1月，日本政府派陆军中将黑田清隆为全权代表前往朝鲜，并在山口县下关港集结军队伺机而动，迫使朝鲜与之签订《日朝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该条约规定：朝鲜向日本开放港口，日本商人可自由在朝鲜从事贸易活动，日本在朝鲜具有领事裁判权，并可以任意测量朝鲜海岸等。
1882年7月，朝鲜内部发生政变，具有反日情绪的士兵与市民袭击了亲日官员，杀死日本军事教官，并焚烧了日本使馆。山县有朋下令召集军队，并进行全国规模的战争动员，同时迫使朝鲜赔偿有关损失、承认日本在其京城拥有驻兵权。1884年12月，朝鲜再次发生政变，亲日势力建立新政权，中国清朝政府出兵将其驱逐。尽管日本控制朝鲜的企图没有得
（二）中日甲午战争
逞，但在1885年4月日本诱迫中国与之签订《天津条约》，获得在朝鲜发生重大事件时可派兵干预的权利，从而为日本向朝鲜侵略扩张创造了条件。
在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社会思潮也转向对外扩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仍然是福泽谕吉。1885年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一文，提出“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不仅如此，福泽还积极参与日本意图染指朝鲜的各种活动。
1888年1月，近代日本军队创始人山县有朋提出《军事意见书》，强调日本必须在西伯利亚铁路修成之前完成侵略朝鲜的准备。1890年，山县在《外交政略论》和《第一次帝国议会上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反复鼓吹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侵略扩张理论。“主权线”是指日本本土，“利益线”是指其近邻国家。他宣扬“要维持一国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决然不够的，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而要“保卫利益线”就必须侵犯邻国主权。山县有朋明确提出当时“利益线的焦点”就是朝鲜。至此，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初具雏形。
为对朝鲜和中国发动战争，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就积极扩军备战，不仅充实了海军舰艇，而且大大扩充了陆军编制，并建立了以战时大本营为主的战争体制。
1894年春，朝鲜南部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其口号为“消灭权贵”“逐倭灭洋”。朝鲜政府无力镇压农民起义，决定请求清朝政府出兵“代为征讨”。得知清朝出兵后，日本援引1885年中日两国签订的《天津条约》，也派大批军队到朝鲜京城“警卫使馆”。但此时朝鲜局势已经基本稳定，于是清朝政府驻朝鲜代表袁世凯与日本驻朝公使达成口头协议，停止增兵，并逐步撤兵。然而，日本政府却蓄意挑起战端，不断增加在朝鲜的兵力，同时指示其公使“促成日中冲突，为今日之急务。为断行此事，可采取任何手段”。6月，日本政府向中国清朝政府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遭到拒绝后又向清朝政府连续两次提出“绝交书”。7月23日，日本军队占领朝鲜王宫，扶持傀儡政权，迫令其“请求”日本军队驱逐在朝鲜的清朝军队。
7月25日，日本军舰在靠近朝鲜的丰岛海面袭击清朝军舰，并击沉清朝政府的运兵船“高升号”，800余名清军将士死亡。8月1日，中日同时向对方宣战。当时，日本侵朝军队已达5万，并很快占领平壤，清军退至中国境内。9月17日，双方舰队在黄海激战，清朝北洋舰队被击溃。10月25日，日本军队兵分两路进攻中国，迅速占领辽东半岛及大连、旅顺，并在旅顺进行大屠杀。1895年1月，日军进攻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将清朝北洋舰队全歼在海港内。3月，日军在辽东不断加强攻势，清朝军队连连败北，日军逼近山海关，清朝政府决意求和。
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前往日本山口县马关（原下关）与日本政府谈判，在日方代表的高压威胁下，被迫在1895年4月17日签订极为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为：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追加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城市及长江、吴淞口航运线，日本人可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厂制造产品，免征一切内地税。当时早对中国东北地区抱有野心的俄国极力反对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因而伙同德国、法国进行干预，结果日本不得不接受俄、德、法三国的“劝告”，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由清政府另付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史称“三国干涉还辽”。
（三）日俄战争
由于俄国带头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在日本朝野引起极大反响，“卧薪尝胆”式的报仇意识迅速蔓延。为此，日本政府制订了10年扩军计划：准备将现役军人从7万人增加到15万人，战时达到60万人；海军舰艇总吨位从6万吨增加到26万吨；同时迅速扩充炮兵和骑兵规模；每年的军备开支约占政府一般会计支出的半数，另外还增征酒税、地税，加征营业税、登记税等，以应付巨额军费。
甲午战争后，日俄两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争夺更为激烈，双方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加剧。1896年5月，日俄双方签订备忘录，日本被迫承认俄国在朝鲜与其享有同等地位，结果俄国在朝鲜的势力迅速扩大，逐步掌握了朝鲜的军事、财政大权。与此同时，俄国积极插手中国东北地区事务。1896年6月，俄国与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密约》，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1897年11月，俄国出兵强占旅顺和大连。1898年俄国同清朝政府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不仅强占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而且还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权利。1900年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和俄国侨民免受义和团事件冲击为名，出动15万大军入侵中国东北，并长期拒不撤军。1901年11月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问俄国，就协调两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与俄国政府进行谈判，俄国虽然承认日本在朝鲜具有工业、商业上的行动自由，但不允许日本在中国北部扩张其势力。英国为牵制俄国，巩固其在中亚和远东的殖民利益，全面承认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1902年，双方签订《日英同盟条约》。
1904年2月，日本决定与俄国断交，并派海军主力偷袭旅顺港，派陆军前往朝鲜仁川。此后双方正式宣战，日军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后，攻陷旅顺要塞和沈阳。在海上，以逸待劳的日本海军几乎全歼远道而来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此后俄国胜利无望，加之其国内爆发1905年革命，而日本也无力将战争继续下去，因而在美国的调停下，双方经过讨价还价，在1905年9月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的优越地位，俄国将从中国攫取的辽东半岛及附属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并将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
四 大正民主运动
（一）工人运动
甲午战争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日本工人阶级的斗争，使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897～1899年，日本工人在各地普遍开展了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其中较大的有横滨造船厂400名木工和东京造船厂的工人罢工、和歌山500名伐木工人以及福冈煤矿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等，甚至在佐渡矿山还爆发了工人暴动。正是在工人斗争的基础上，1897年12月诞生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工会组织“铁工工会”，著名工人运动家片山潜领导的这个工会组织拥有1200名成员。此后，工会组织迅速增长，其会员也越来越多。
在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随之高涨。1897年4月日本成立了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研究社会问题”为目的的社会问题研究会。1898年10月，以该研究会为基础成立了以“研究社会主义原理是否适合日本”为宗旨的学术团体——社会主义研究会，会员有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1901年由社会主义研究会的主要成员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发起成立了社会民主党。该党的纲领提出了裁减军备、实行普选、将重要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公平分配财富以及废除贵族院等主张。
面对工人运动及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兴起，日本政府采取种种措施进行镇压。1900年颁布的限制和取缔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的《治安警察法》，明文规定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和举行同盟罢工。社会民主党成立当天就被政府禁止，后来该党改称为社会平民党，但仍被禁止。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者仍然继续开展活动。1903年7月，片山潜和幸德秋水分别出版《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引起较大反响。1903年幸德秋水等人组成“平民社”，出版《平民新闻》，提倡“和平主义”“社会主义”，反对即将到来的日俄战争及一切战争。1905年10月，“平民社”被强行解散，但在日俄战争后开展的工农运动的推动下，社会主义者在1906年2月成立日本社会党，并积极支持一些群众斗争。1907年日本社会党被取缔，《平民新闻》也被禁止发行，结果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幸德秋水等人转变态度，主张“直接行动”。在1908年一次集会上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后，政府加快了镇压社会主义者的步伐。1910年5月，政府捏造所谓“阴谋暗杀天皇”的“大逆罪”，逮捕数百名社会主义者，并将幸德秋水等24人判处死刑。
积极采取暴力镇压措施以及扩充军备的第二次桂太郎内阁遭到各界人士的反对，桂太郎被迫在1911年8月辞职。但桂太郎在军部的支持下，利用扩军问题将继任的西园寺内阁搞垮，在1912年12月再次上台执政。军部的这种专横行径，不仅使议会内的反对派对桂太郎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也遭到社会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对。“打破阀族，拥护宪政”的呼声响遍全国，数万名市民甚至包围了议会。随后，各地的群众运动演变成大规模的政治暴动，结果第三次桂太郎内阁垮台。该事件被称为“第一次护宪运动”，那时正值大正天皇即位之初，因而也被称为“大正政变”。
（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政府不仅迅速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并宣战，出兵中国山东省，接管德国在该地区的所有权益，而且随之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标榜“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实际上欲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其内容包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延长日本在满蒙地区的租借权或所有权，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割让给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等。尽管在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袁世凯政府没有答应日本提出的全部要求，但还是使日本在中国满蒙和山东的势力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华中和华南也有所伸展。
日本不仅积极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而且对俄国领土也具有较大的野心。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沙皇俄国的崩溃为日本向北方扩张提供了可乘之机。1918年1月，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派两艘军舰驶入海参崴，并趁西方国家相邀之机在同年8月出兵西伯利亚，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派兵数额逐年增加，最多时兵力达到7.3万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因为此时欧洲商品退出亚洲市场，大批军需订货以及生活用品需求使日本产品出口总额迅速增加。从数字上看，1914年日本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足12亿日元，而1919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3亿日元，其中1915～1918年的贸易顺差达到14亿日元。日本的黄金储备在1912年时仅为3.5亿日元，到1919年底则超过20亿日元。一战前日本有外债12亿日元，战后一举变成拥有28亿日元的债权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发展，使日本从农业国迅速转化为工业国。例如1914年时，农业产值在各部门生产总额中所占比例为45.1%，工业为44.5%，水产业约占5.1%，矿业约占5.1%。1918年，工业上升为56.8%，农业则下降到35.1%，矿业为4.2%，水产业为3.8%。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其力量也在逐渐增强。例如拥有资金10万日元以上、雇工5人以上的资本家在1914年时不到20万人，到1920年则超过了30万人；到20世纪20年代末，资本家进一步增加到40万，远远超过地主的人数，其中大资本家人数由1914年的2664人增加到1920年的4764人，第一次超过了大地主的4249人。中小资产阶级人数的发展同样迅速，从1914年的330多万增加到1925年的410多万，其中工商业领域的自营者尤为突出，如果以户计算，则从1914年的63.9万户增加到1925年的111.8万户，几乎增加了一倍。
（三）民主化运动
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主宰地位的形成及其力量的逐渐壮大，他们要求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对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把持政权的藩阀以及积极干预政权的军部势力进行清算。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和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典型地代表了他们的意愿。
美浓部达吉系宪法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他用“国家法人说”的理论解释明治宪法，认为日本的统治权属于国家这一“法人”，而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行使统治权。他说：“天皇大权非属于天皇个人之私权，乃天皇作为国家元首而行使之权能”。按照这种“天皇机关说”，天皇权力并非神授，而是国家法律所授，从而对明治宪法做出了民主性的解释。
1916年，吉野作造以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的身份，在《中央公论》杂志发表了第一篇系统论述“民本主义”的论文——《论宪政本义及其完全至善至美的有效途径》，他提出“所谓民本主义，就是对主权在法律理论上属于何人姑且不论，只主张当行使主权时，主权者必须尊重一般民众的福利与愿望，以此为方针的主义，就是民本主义”。为实现此目的，日本需完善代议制度，以达到人民能够监督议员、议会能够监督政府的政治效果。同时，吉野认为能将代议政治付诸实际行动的只有政党。
正是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及其理论的推动下，1919年出现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届真正的政党内阁——原敬内阁。虽然原敬上台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他作为不拥有爵位的平民宰相，依靠立宪政友会作为议会多数党的地位，不仅成功地保持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将殖民地总督武官制改为文武官并用制，而且在降低选举权财产资格、扩大选民人数的同时，将大选区制改为小选区制，进一步增加了执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
虽然1921年11月原敬被暗杀，但工农群众运动和由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运动持续高涨。一方面，在工农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日本共产党、社会民众党及日本劳农党等左翼政党在20年代纷纷出现；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民主化的背景下，以加藤高明为首的宪政会和政友会、革新俱乐部三个资产阶级政党提出了“打倒特权内阁”“实行普选”“改革贵族院和枢密院”等政治纲领。它们自称“护宪三派”，并将其活动称为“第二次护宪运动”。1924年5月，“护宪三派”在大选中获胜，由加藤高明组阁。该届内阁不仅在1925年通过了成年男子均有选举权的法案，而且使由众议院第一大党首脑组阁的政党政治形成惯例，直到1932年法西斯势力控制政权才终止。
五 战争体制及全面战争
（一）经济危机
1929年7月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为振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始终处在慢性萧条状态的日本经济，采取了实行产业合理化、整顿税制、改善金融关系、减少财政开支、恢复金本位制等紧缩经济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启动不久后，10月24日美国纽约股票市场价格猛跌，经济危机迅速席卷美国并扩及世界，延续4年。持续萧条的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遭受更加严重的打击。紧缩财政使社会需求进一步减少，产业合理化使失业队伍更加庞大，恢复金本位制后汇率上升带来的物价下降使危机时期已经出现暴跌的物价更加低落。
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中小企业因无法维持生产纷纷解散、倒闭，结果进一步推动了失业工人的增加。到1930年中期，破产的企业达到830家，减资企业达到311家，破产及减少的资本总额达到58200万日元。据官方统计，1931年失业工人达到31万余人，到1932年增加到近49万人，连同半失业者，共达到300万人，很多人挣扎在饥饿线上。
1930年日本农业空前大丰收，但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丰收饥馑”的怪现象。当时农业的两大支柱生丝和稻米的价格都暴跌到生产成本以下。1931年农民所得不足1926年的一半，同年工矿业生产比1926年下降了25%，而失业者人数最多时则增加了70%。1931年与危机前的1929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18%，出口减少了47%，个人消费支出减少了17%，设备投资减少了31%，民营工厂工人减少了18%，工人实际工资下降了13%。1930年和1931年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与1929年相比，分别减少了31%和45%，其贸易的减退率超过以往最严重的1921年，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历史上破纪录的一次下降。
在对外贸易中受冲击最大的商品是生丝。1934年，生丝在日本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从危机前的42%下降到18%，从而导致生丝价格暴跌。1929年9月每60公斤生丝的价格为1330日元，到1930年10月便下降到540日元。生丝需求量的锐减以及丝价的暴跌又引起生丝原料蚕茧价格的暴跌，1932年春茧的价格还不到1929年的1/3。1931年的蚕茧总产值仅相当于1929年的42%，使占全国农户40%的养蚕农户的生计产生了严重困难。1929年全国农家负债总额约46亿日元，1932年增加到55亿日元，每户农家平均负债在900日元左右。
广大农民迫于生计，只好逃荒或卖女。军队中来自农村的下级士官生们，面对城市达官贵人灯红酒绿、荒淫无耻的生活，想起自己家乡的悲惨情景，很容易被法西斯势力的“反权门”“反资本”“救济农村”的口号所吸引，因而积极要求实施“改造”与“革新”的“昭和维新”。
（二）形成战争体制
日本法西斯主义分为自下而上革命式的民间法西斯主义和自上而下改造式的军部法西斯主义，前者以北一辉与大川周明为代表人物，后者以近卫文麿与石原莞尔为代表人物。尽管他们建立法西斯体制的途径不同，但所主张的对外政策是相同的，即侵略与殖民扩张。例如北一辉主张建立北至俄国的西伯利亚、南到澳大利亚的大日本帝国；大川周明主张在日本的领导下，“把日本、满洲、共同化的广阔经济圈加以巩固，以此为基础实现从东南亚开始到印度、中亚的解放”。而近卫文麿与石原莞尔均认为必须通过战争的方式同欧美国家争夺殖民地。
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矛盾极大地推动了法西斯运动的发展。一方面，法西斯分子在国内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暴力活动，如1930年11月刺杀滨口首相事件、1932年2月刺杀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事件、1932年3月刺杀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事件、1932年5月刺杀犬养毅首相的“五一五”事件、1935年8月暗杀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事件、1936年2月一千多名近卫师团官兵在东京发动暴乱的“二二六”事件等；另一方面，法西斯分子在国外制造一系列侵略扩张行动，迫使政府承认既成事实，并让权给军部法西斯势力。1931年9月18日，在军部的操纵下，关东军炸毁中国沈阳附近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借机进行军事行动，史称“九一八”事变，导致日本军队不到半年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在1932年3月炮制出“满洲国”。日本军队接着又于1932年初在上海挑起战争，史称“一·二八”事变，随后不断在中国扩大侵略行动。
“五一五”事件后，海军大将斋藤实组成的内阁不仅在国内结束了政党内阁制，并且在1932年9月宣布承认“满洲国”，并签订《日满议定书》，为此不惜在1933年3月退出“国际联盟”。1934年7月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组成内阁，在军部法西斯势力的推动下，发表《国体明征声明》，排斥“天皇机关说”，使国家政权进一步法西斯化。“二二六”事件后组阁的广田弘毅首先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并在1936年8月制定《国策基准》，确定了发动世界大战、实施北守南进战略的基本方向。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日德反共协定》，12月又与意大利签订《日意协定》，形成了一个国际法西斯主义集团。
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内阁成立，一个月后的7月7日，爆发了日本军队全面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件，即“七七”事变。近卫内阁在事件发生后虽声称“不扩大事态”，但很快就在第四天发表了向中国华北地区增派军队的声明。接着，近卫首相还亲自召集政界、经济界人物，要求他们对战争进行协助。与此同时，为确保全面侵华战争的进行和后方的稳定，近卫内阁一方面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另一方面加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统制，颁布了《重要工业统制法》《军需工业动员法》《国家总动员法》等统制法令。1940年7月近卫文麿再次组阁时，在国内解散了所有的政党，组织建立了将所有政治势力网罗在一起由首相任总裁的支持战争的御用政治团体“大政翼赞会”，最终确立了军事法西斯政治体制。
（三）全面战争及崩溃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很快占领北京和天津，日本全面推进侵华战争。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进攻，一路推进，12月13日攻占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烧杀淫掠，对手无寸铁的居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进行了长达六周的血腥大屠杀，以惨无人道的手段屠杀中国军民30余万之多，犯下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滔天罪行。到1938年10月，日本军队已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地区，但也陷入了长期作战的泥潭。
1939年9月，随着德国入侵波兰，欧洲大战爆发。荷、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统治出现空白，为急欲夺取该地区资源的日本提供了绝好机会，但日本与也想控制该地区的美国发生了冲突。为限制日本的军事实力，美国对军需物资、石油及废铁等出口实施禁运措施，结果进一步刺激了日本武力南进的决心。1940年7月，第二届近卫内阁通过了武力南进的计划，并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
1940年9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在德国首都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其中规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两国在“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德意两国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秩序”中的领导地位。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决定继续实施武力南进计划，并加快了对英、美作战的准备。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了美国在夏威夷的海军基地珍珠港。
与此同时，日本陆军向马来亚、菲律宾、中国香港和泰缅地区发起四路大规模进攻。1942年6月，日美双方在中途岛附近展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规模的海战，因美国事先破译了日本海军的密码，结果使日本海军受到严重打击，损失了4艘航空母舰和300多架飞机以及大批飞行员。1942年8月，美军进攻地处太平洋战场最南端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双方海军在这一地区共进行了6次大海战，损失都很大。最后日军不得不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以收缩战线，太平洋战场的形势发生逆转，美军开始转入进攻，日本节节败退。进入1944年以后，美军进攻到其飞机可以直接轰炸日本本土的区域。
从1944年6月起，美军轰炸机持续大规模空袭日本本土，1945年2月美军攻占硫磺岛后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更为频繁，平均每月达3000架次。据统计，日本全国共有119座城市被炸，250万户住宅焚毁，30多万居民被炸死。3月25日，美军动用1457艘舰船、18万登陆部队、54万海上支援部队，对冲绳岛发起猛烈攻击，最后占领该岛。
1945年7月，中、美、英三大盟国以宣言的形式发表促使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死伤者高达30多万。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迅速出兵向中国东北、朝鲜及库页岛上的日军发起进攻。在此状况下，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电台播放了裕仁天皇宣读的《投降诏书》。28日美军进驻日本。9月2日，日本代表和盟军代表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日本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