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乡之叹
1993年11月19日，一场大火吞噬了深圳一间专门为欧洲著名玩具品牌进行产品加工的港资工厂。80多名工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另有50多人被严重烧伤，20多人受轻伤。惨剧震惊了国际社会，也“给中国社会笃信资本和市场的现代性梦想留下了永恒的伤疤”。
“肉身嵌入” 式的田野调查
“就好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次遭受跨国资本的重创一般”，当时正在香港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的潘毅如此形容那场大火。但她敏锐地发现，在80多名遇难者中只有2名男性，其余均为女性。而当潘毅在偶然的情况下遇见大火的幸存者晓明时，不禁为全身严重烧伤的她明亮双眸中依然闪烁着的光芒而动容。为什么死去的大多是女工？为什么逃过劫难的女工依然不舍对梦想的执著？带着这些问题，潘毅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并在转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后，选择了深圳南头的一家港资电子厂——流星厂作为自己田野调查的地点。
对打工妹们来说，在工厂中建立劳动关系是她们人生历程上的重要一环：她们从此由 “女孩” 转变成了 “打工妹”，不仅是打工者，也是“妹”；而在资本主义劳工环境下，她们的身体和性，都无法得到最妥当的照顾。但潘毅并没有以高高在上的、抽离的姿态将年轻女工们看作遥远、陌生、与己无关的研究对象；恰恰相反，她以普通全职工人的身份展开自己的民族志考察。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她和女工们同吃同住，一起在流水线上工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潘毅的眼中，田野这个“永远的迷宫” 并不是天然地就“在那里的”，也不是可以根据人的意愿随意自由地建构出来的，“它总是嵌入并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政治，以及空间之中的”。因此，她只有用“肉身嵌入” 式的参与观察，才有可能获得第一手的、翔实的资料，复制那些农村女孩的经历，体验她们的身份建构过程，通过“深描” 来探讨全球化对于中国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意义。
“如果再摘掉眼镜，你就和我们一样了”，工友们的这一评价，或许是对学者潘毅的最好褒扬。而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Made in China：Women Factory Workersina Global Workplace一书，更是在2005年获得社会学界权威的赖特·米尔斯奖，成为该奖自1964年设立以来第一位获奖的亚洲学者。
大火背后的欲望
在繁体中文版《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面世四年后，简体中文版《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姗姗来迟。那场工厂大火，几乎包含了书中所有章节详细论述的关键问题：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因、在工厂和城市遭遇的歧视、对剥削的有限的公开抵制、作为规训客体与抗争主题的社会性身体、打工妹的身份认同与差异的政治，等等。
正如城乡差别、地区和性别不平等的系谱学所显示的那样，国家权力与资本权力共同创造和组织了贫困、社会欠缺以及城乡之间的巨大落差，社会主义体系对此种空缺进行了历史性和制度性的修正，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政治则为填充社会性欲望、改变社会欠缺创设出一种消费性话语。差异政治、层级制度以及他者化等都与打工妹这个新型打工主体的形成过程紧密关联，这也意味着应该在更加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农村女性的打工欲望，以及在这场社会变革中属于流动社会的真实欲望：劳动力的流动，无论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西部流向东部还是从内陆流向沿海，都意味着社会底层正在试图挑战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混杂形式制造出来的难以逾越的社会分化。
有趣的是，潘毅认为，国家所启动的强大的欲望机器的效果，集中体现在“中产阶级精英，以及刚刚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的人中间”；此间的荒谬，是因为这些人群存在于一个资本主义尚未名正言顺的体系之中。他们是“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潘毅如此借用伊亚尔、塞勒尼、汤斯利名著的名字。遗憾的是，她在此似乎误解或者忽视了原作者们所强调的并非“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而是一种“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的自洽与自动，是一种在资本家缺席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生长逻辑，是一种由前执政党技术专家与异议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体制废墟上构建的社会结构变迁。不过这种疏忽又微妙地切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的资本主义，也没有真正的资本家；无论是社会底层还是上层精英，都是在一种“山寨化” 的、碎片式的、既挪用经典理论资源又戏仿他国实践细节的大环境下努力去追求与填充自己的欲望。
“三重压迫” 与性别化过程
潘毅在这本书里的理论取向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等结构主义路向并不相同，也与试图彻底废弃二元分析范式的解构主义有异。她采用的是二者的混合型态，并糅合了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话语分析等当代学术理论资源。由于将劳资关系从正统学派惯用的单一经济维度拓展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面向，在她的笔下，打工妹这一“复杂、叛逆而机灵” 的特殊主体的主体性形成、身份认同与反抗活动，不仅体现了生产领域与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还揭示了“社会与文化论述、消费关系、社会网络、家庭关系、性别比喻及社会抗争” 等非生产性领域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
在潘毅看来，打工妹这一新兴群体，从一诞生开始便遭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干预、家族式的父权制等结构性力量的“三重压迫”。由于中国的工人主体曾被强大的意识形态强行由“自在阶级” 演绎和表述为“自为阶级”，因此 “阶级” 话语在改革开放后便迅速地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现代性” 话语与承诺取代。潘毅认为，打工妹“正在翘首盼望着‘阶级分析’ 的归来”，但又采取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 “工人斗争” 形式的社会抗争——既反抗国家与资本，又挑战父权制文化；既具有社会性，又具有文化性。更重要的是，打工妹的这些身份认同建构、微观反抗与自我赋权，是通过日常语言、地方性实践、社会话语、制度化的规范来实现的“性别化过程”。
现实比预期更不容乐观
四年前，郑广怀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学术书评精准地指出，《中国女工》一书关于 “阶级失语症” 和 “三重压迫” 的判断值得商榷：国家并未刻意回避阶级话语，官方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实际上已承认了农民工的工人阶级地位；“三重压迫” 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结合、叠加与强化，也存在着相互牵制、冲突与弱化的可能。
吊诡的是，这一评价在当下看来似乎出现了不小的偏差。官方话语的承诺与实践之间存在矛盾甚至断裂，与工人的阶级力量弱化相伴随的却是阶级意识的锐化，现存体制回应诉求、吸纳震荡与自我修补的能力不足；与此同时，“三重压迫” 之间共谋、相互涵括甚至归于同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些都已成为不争的现实。但这并不能说明两位学者在理论上的疏失，却只能证明现实比预期更不容乐观。
事实上，如果我们梳理潘毅在《中国女工》之外所著的《失语年代的光与影》《失语者的呼声》《大工地上：中国农民工之歌》《富士康辉煌背后的连环跳》等作品，不难发现她所坚持记录下来的全是在全球化与发展主义的严重剥削下“中国底层工人扭曲的呐喊与无声”。而且她也承认，让农民变成工人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过去30年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并没有特殊性”：我们用 “宿舍劳动体制” 支撑起的“世界工厂”，创造了一大批“已经无产阶级化，但是又尚未完成无产阶级化” 的劳动主体。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还处在“既是农民又是工人” 的模糊状态，那么第二代农民工则不得不更为尴尬地直面“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 的身份。
女性主义与性别分析的“奢侈”
潘毅提出，阶级差异几乎算不上是打工妹生活中的核心冲突，因为“城乡不平等、政府管制、性别差异、家庭与亲属网络、生产关系以及消费主义等” 共同促进的支配关系模式，无法被还原为包括阶级差异在内的任何一种单一的对立逻辑。潘毅指出，“女性从青春期向结婚期过渡的这个生命阶段”，恰好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这段社会时间“啮合在一起”。显而易见的是，她坚持同时运用阶级与性/别这两种分析范畴，去探讨国家与资本合谋操纵的性别化、社会等级与权力关系的性别化，并且在马克思已经指出的城市与农村的分化这一资本积累的基础之外，补充了资本积累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性别差异。
笔者在此无意贬抑女性主义与性别分析，但希望提醒读者注意此种理论视角在剖析现实社会时有可能带来的无力感与无效性——打工妹这一女性工人群体，其身份首先是在阶级现实中的工人、在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农民工。工人尤其是农民工遇到的各种问题，打工妹都会遇到；而在这些问题中最为突出和重要的，是压迫的阶级性而不是压迫的性别性。
其实潘毅自己在分析中也提出，女工们在生产领域被资本、国家和社会赋予的次等身份无法得以显著改变，而受自身收入水平与经济地位的限制，“打工妹们的种种梦想——渴望消费欲望满足、向现代自我转变，以及追求现代女性美来掩饰自己农村身份——最终只能强化她们的阶级及性别差异”。性别差异自阶级差异始，性别压迫以阶级压迫终，在书中所涉及的对工厂机器与女性身体、男权社会与打工妹、外出务工与家庭本位、性化身体与性别差异、月经时间与工业时间等关于性/别的讨论，概莫能外。
借用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杰华在研究北京打工妹这群 “都市农家女” 时辨别出的两套主要话语体系，在分析当代中国制度性安排中的不平等时，真正有效的到底是城里人/农村人的 “城乡分割” 话语，还是 “男子气” / “女人味” 的 “性别差异” 话语？无论“阶级” 有多隐晦，“身份” 有多破碎，上述问题的答案当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能敏锐与客观地认识到各种理论在解释中国现实时的力度与效度，过于 “奢侈” 地使用女权主义与性别分析的理论武器，纵使不能说是谬以千里的隔靴搔痒，至少也会出现混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后的力不从心。相较之下，严海蓉所主张的从“素质” 话语入手进行分析，似乎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与普适性。
结构与行动：谁是墙？谁是蛋？
潘毅强调，需要将一种“高度去地域化的”、政治性的、集体性的“抗争次文体” 视角引入当代中国的情境之中，将来自社会底层的个体叙述普遍化为集体性的声音与经验。也就是说，打工主体利用“机灵而反叛的身体” 与痛楚，以僭越工作规则等日常生活的抗争与操演方式，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对霸权展开微观的反抗。这不但预示着“一场自下而上的 ‘沉默的社会革命’ 的到来”，也暗含着一种社会行动的呼吁。
这种思路，无疑在关注集体性、宏观性、结构性的正统路向之外，增加了对工人的利益、意识、行为的个体性、日常性、行动性的重视与考察，隐隐契合了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布若威的《制造同意》、裴宜理的《上海罢工》等所抱持的新马克思主义观点。
但连潘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霸权集团会无所不用其极地以城巿化、国家机制、国家-资本联盟等各种权力技术来遏制与瓦解新兴打工阶级。而中国农民工们走的是一条与西方无产阶级不同的道路，中国的新兴打工者群体并没有针对资本主义展开过有组织化的公开性对抗，也没有能够成长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仔细想来，打工妹的身体疼痛、尖叫、梦魇等这些 “抗争的次文体”，难道真的可以最终孕育出一场“沉默的社会革命”？“既不偏向个人主义也不偏向集体主义” 的反叛与重述，难道真的可以与坚硬的结构、惨烈的 “社会暴力”、沉重的 “三重压迫” 相抗衡？与现实的高墙相比，理论的分析往往就是脆弱的鸡蛋；个体行动之于制度结构，亦可作如是观。
“在中国追求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变革时期，个体的社会地位与阶级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混合体到底对个体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将会出现怎样的新主体、新身份认同以及新的权力-抗争关系？” 潘毅在十几年前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至今仍未过时。而在流转变迁的现实中愈演愈烈的种种狂热、焦躁与疾暴，更是让人觉得，《中国女工》一书中饱含的问题意识几乎要将整个时代连根拔起。
但我们必须时时留意知识社会学家伯格与卢克曼的观点，现代性只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建构”，或者应该注意到罗丽莎在《另类的现代性》中的提醒，即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对现代性的想象和渴望，将其视为交织了“本土” 历史、西方渊源和“全球” 权力形式的产物，现代性持续地作为一种想象而存在，而非单纯的“具有普世意义的实践标准”。我们需要做的，正是要在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语境下，探究阶级、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等这些宏观概念如何在最为微观与个人的层面上得到体验。
正如裴宜理在《上海罢工》中所指出的那样，“劳工政治起源于劳动者自身：他们的籍贯、性别、流行文化、教育、工作经验等等”。只有扎根于底层阶级的经验，譬如通过分析宿舍劳动体制这一“中国打工者们亲身抵抗资本和市场的地方” 中的日常微观政治，阶级分析等这些的宏观武器才有可能重获活力。我们应该感谢潘毅为我们留存了现代化进程中“小人物” 们常被忽略与消声的微“小历史”，这些微观的“小历史” 对宏观指标与图景进行分解和描述，却又吊诡地证明了宏观的重要性。时代呼唤理论做出判断、检验、总结与评价，而潘毅对此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九州出版社，2011。）
本文发表于《书城》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