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亚洲意味着什么[6]——读《在亚洲思考》

多年前，一只足球踢出一句响亮的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多年后，来自“世界”的“东方主义”“后殖民”热又把冲出了亚洲的中国人冲回了亚洲。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亚洲是什么？世界又是什么？这两个语词多年来还真有点语焉不详。咱们这个讲究平均主义的文明古国，在界定这类语词时却并不对所有国家民族一视同仁，所以在汉语的言语共同体之中，“亚洲”的语感基本上是以中国为圆心的一个没画圆的圆圈，而“世界”呢，则是一幅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美妙远景图。因此中国学人不深究亚洲而讲“中华”，不计较世界而专注西方，其实是顺理成章之事。

正是因为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形成了基本的思维方式，当我最初遇到由日本专攻亚洲思想、经济、社会史的学者出版的七卷本系列论文集《在亚洲思考》时，便直觉其中有着某些与中国学者完全不同的问题意识、思维走向、方法模式。同时，这种不同又完全不能归结为日本人拥有比我们更多更准确的西方理论著作的译本——我实在没有胆量断言丛书的作者是萨义德的东方知音。平心而论，来自这个亚洲边远岛国的“亚洲思考”，已经远远超过了纠缠于“我们在使用谁的话语来讨论东方问题”的水平。

这套丛书由沟口雄三（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国思想史）主编，滨下武志（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平石直昭（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日本政治思想史）、宫岛博史（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朝鲜社会经济史）参与责编。早在七八年前，他们便萌动了出版这套丛书的念头，直接的动因是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引起学界的反响，东大出版会希望能继续深化沟口氏提出的问题。而学者的想法则是使日本学术走出竹内好的“东—西方对抗”模式，建立多元世界中的亚洲视角。为此，这四位知识背景、思维结构有相当差异的学者进行了多次深入讨论，在获得了对于丛书主题基本一致的看法之后，他们既合作统稿，又分别负责了各卷的组织工作。执笔者以日本学者为主，也有亚洲他国地区和美国学者参加。丛书主题为“从亚洲出发思考”，而不是“思考亚洲”，即亚洲不仅是研究的对象，更主要的是研究的视角、框架、方法。丛书主编沟口雄三显然希望能在《作为方法的中国》的基础上向前跨越一大步，而且包含《作为方法的中国》所不可能涉及的更具体的问题和更多样的视角。丛书共收论文58篇，一方面体现了四位编者乃至他们组织的撰稿人之间有着相当大差异以至矛盾的“亚洲视角”，另一方面又在这种种差异矛盾中建立了内在的联系。它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从“地域史”的视点重新认识国家、民族的内涵（“地域”是贯穿各卷的关键词语）；以地域史的方法重新解释亚洲历史的多重结构，并确立关键词语及分析对象；重新探讨亚洲历史中“国家”框架的局限，以及“社会”的历史文化内涵；“近代”在亚洲的意义和形态；“亚洲原理”对于世界所具有的普遍意义；等等。具体而言，一至三卷由滨下武志责编，其基本主题是从“地域”的角度考察亚洲历史的内在逻辑，不同的亚洲国家、民族问题被置于“地域系统”之中重新加以认识。四卷由沟口雄三责编，重新讨论了国家与社会这两个不同的认识范畴的内涵、外延，以及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五、七卷由平石直昭责编，讨论的问题分别是：亚洲近代化的文明观问题以及在亚洲近代化过程中与西方文明的接触点；前近代亚洲的若干重要思想命题，以及亚洲自身所蕴含的原理。六卷由宫岛博史责编，从经济史角度探讨亚洲的社会变动和近代化问题。编者《后记》说：本丛书可以视为探讨亚洲范型的一种尝试，它的意义在于为讨论现代亚洲的变动提供可能性，并且在变动着的世界格局中为日本的“亚洲本体”（Asian identity）确定位置。

这一“尝试”正是我被此丛书所吸引的主要理由。这套丛书使我获益匪浅的，不是它的结论，而是它提出问题的方式；不是它内在理路的连续性，而恰恰是它在方法论、思维定式方面的不一致。这套讨论思想史、历史问题的丛书在我的专业领域之外，按说我没有资格越俎代庖地向国内学界介绍它；但是，它所体现的上述可贵品格，却使我甘冒挂一漏万之嫌。由于本丛书内容丰富，我不得不分几次整理我的读书笔记，并事先为我的某些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向日本的同行致歉——文本原与历史表象相同，也是个见仁见智的多面体，更何况世界和我本人都还未大同到有余裕在日本的语境里说事儿给中国人听的程度。

在本文中，我想先涉及由滨下武志主编的前三卷：一、《错综复杂的亚洲》；二、《地域系统》；三、《边缘视角中的历史[7]》。滨下武志是一位具备世界感觉的学者，每年都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国外从事研究。当他讨论亚洲和日本的本体问题时，他的世界感觉促使他超越了“日本本体”，将亚洲问题和民族问题处理为知识的对象。这种“知性立场”虽然不是全体执笔者共有的，至少是丛书的基本特色之一。在他为前三卷所写的三篇序言中，他提出了他对于亚洲问题的总体设想：就社会科学的学理体系而言，以综合的、普遍的概念把握不断分化、异化的社会形态的方式在当今世界已经受到怀疑。当亚洲的重要性被提上日程的时候，亚洲的内在逻辑要求研究者自身分析概念、方法、体系的精致化。这同时意味着对于战后历史学界强调的“客观分析”的再探讨。地域史、社会史、民族史等等不同的“历史主体”，必然导致历史分析方法和结构的不同。从这一意义上说，“客观分析”并非板上钉钉。滨下氏自觉地将他的“亚洲思考”置于方法论探求的层次，为此而将前三卷的视点进行了区分：第一卷讨论亚洲地域社会的多面性，第二卷讨论亚洲地域的整合性，第三卷讨论亚洲地域史中中心与周边的关系。地域史概念曾由板垣雄三倡导，滨下氏专攻中国近现代历史特别是经济史，他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提出了一个把握亚洲地域社会的关键词语——朝贡贸易。他认为这是使亚洲地域结成一个有机网络并赋予这一网络以勃勃生机的根本途径。朝贡贸易首先造就了“朝贡贸易商人”这一群体，很难用“民族性”“宗教性”等范畴对他们进行分类；朝贡贸易又造成了交易港和交易都市，形成范围广大的地域交易圈。朝贡贸易提供了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与地缘政治（geopolitics）进行角逐的空间，它不仅形成了以东亚为主的亚洲地域网，而且形成了亚洲地域的理念。在这个地域中，国家与民族的观点是以地域主义为其基础的。滨下认为“华夷变态”这一明清之交时的说法可以引申为表现东亚历史中地缘政治与权力政治、地域与国家相互依存关系的关键概念——“华”尝试着转换为民族主义，“夷”则以转变为国家的方式与华对抗；而“华夷变态”是亚洲地域所潜藏的历史能源。进而，他在方法论的层面提出：把亚洲地域作为一个政治、经济的空间来把握时，其间存在的复数的中心—周边关系相互重合，亚洲视点的“边缘化”，可以在探讨亚洲的多面性的基础上提供把握这种复数的中心—周边关系的有效视点。

在滨下的论文《朝贡与条约》（收入第三卷）中，他讨论了朝贡贸易在亚洲地域研究中的意义。在日本学者中存在着一种认识，将1830—1890年之间东亚的开国开港时期理解为“朝贡关系与条约关系的并存时期”，即朝贡关系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理念，条约关系指西欧的国际秩序原理。所谓“并存”，其实是将这一时期视为从代表旧时代的朝贡体制向代表新时代的条约体制过渡的时期。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欧视点”。滨下武志在他的研究中推翻了这种看法，他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指出：这两种秩序原理事实上不相矛盾，朝贡理念将条约纳入了自己的内部。“东西方理念并非在空间上由一方取代另一方，而是以朝贡理念、华夷理念为统领，条约关系被置于其下。”分析了朝鲜在与清朝的关系基础上缔结与西方的条约关系的特点之后，滨下指出：日本在开国之后明确采取了对抗清朝的形式，急于追求更纯粹的条约关系，日本这一以西方化的方式形成国家、无视东亚国际理念秩序的过程，有必要重新进行研究。

在推翻“朝贡与条约并存”的西欧视点方面，在为亚洲寻找历史的“上下文”和探寻亚洲的方法方面，滨下武志也未尝不以“西欧”为参照系；事实上，该丛书的总主题“在亚洲思考”本身，便无法摆脱西欧这一“他者”的存在。可是话说回来，在以东方的排外民族主义立场和对于西方价值体系的简单认同之外，真的不存在讨论东方问题的第三、第四乃至更多的立场吗？我们是否有必要一提到“东方”的字眼，便讳莫如深地把下巴往西边指呢？

事实上，这正是这套丛书出版后引出的一个问题。我将在谈国家与民族问题时涉及它；在此，我想顺着滨下武志的亚洲思考进行“思考”：他的朝贡贸易、华夷变态、边缘视点等方法，提供了什么样的“亚洲”表象？对于滨下武志来说，“亚洲”意味着什么？

在东京大学文学部执教、专攻东亚思想史的岸本美绪在为本书所写的书评中极为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问题。她指出：朝贡贸易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它处理的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向心力，而是不具有民族主义向心性的开放性扩散网络；它的基础不是对于“纯粹化、普遍化、同化”的追求，而是追求“包容性、媒介性、个别化、异化”的“反本质主义”（《亚洲的诸视角——“交错”与“对话”》，《历史学研究》第676号）。岸本后来在东京大学的跨学科讨论中进一步发挥了她的想法，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本质主义对立的问题；滨下武志的方法论被大致归入“文化相对主义”，沟口雄三的方法论被划入“文化本质主义”的范畴。她应用这两个概念的方式是否合适又当别论，但是她的确触及了滨下武志的方法论特征：滨下所关心的不是某种固有文化的特质，而是多种异质文化（实体）相互结合时所形成的系统（system）。换言之，滨下的“亚洲”表象，不是华、夷这样的存在实体的总和，而是这些实体在相互融合时结成的关系网络。显然，他并不否认这些固有文化具备自己的异质特征，但这不是他要处理的问题。他要研究的仅仅是不同质的要素以何种形态相互交流、包容、渗透，或者抵触。例如他在一卷序言中谈到日本的自我本体时，注意的是日本不具备基于自我认识的与他者的对话历史，近代以后的日本“国家意识”，不是建立在对于日本“边缘地域特征”的认识和与东亚地区交流的基础上，而是割断了这些地域性联系，力图进入“中心”位置，消解了日本的地域性自我等问题。

在滨下武志等人的亚洲表象中，暗示着一种方法论的可能性：“对话意识”“交涉、包容视角”，化解了单一实体的特殊性被绝对化的倾向，也避免了传统的静态实体研究所暗含的排他性。正如执笔者之一佐藤幸男所说：“原本连表达自己领域的用语都不具备的‘亚细亚’，这恰恰是它作为地域的特性。除了从自足于各自世界、不需要面对他者的领域用语的自然态亚洲出发思考地域国际关系，不存在其他方法。”（2卷40页）在流动系统当中，任何个别性都是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结节点，离开它在网络中的位置，它的特殊性也不复存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事实上已经否定了亚洲—西方二元对立的模式，毋宁说它以对话和包容的方式，提供了把亚洲和西方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的可能性。地域史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与那种静态的地域博物志知识堆积毫无共同之处，它对于“亚洲方法”的探求不仅超越了欧洲中心视点，重要的是它使得东西方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和对这种价值判断的批判都失去了有效性。正是这种对于对话、包容的探求，使得地域史研究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区别于盛行于西方的“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

前三卷中，共收论文29篇，与滨下的地域史课题直接相关的有半数以上。这些论文讨论的对象涉及东亚和东南亚主要国家，问题关涉历史学、社会学、政治思想史、国际关系史、社会语言学等学科。如《立足于地域的思想史》（小岛毅）、《东南亚表象》（弘末雅士）、《传达与规范意识》（林正宽）、《地域概念的政治性》（中见立夫）（以上第一卷）；《亚洲地域国际关系的原像》（佐藤幸男）、《孟加拉湾世界》（重松伸司）、《中东的地域系统与自我本体》（黑木英充）、《东南亚与中国》（菊池道树）、《中华世界的“近代”性演变》（茂木敏夫）（以上第二卷）；《蒙古的独立与国际关系》（中见立夫）、《“边境”之民与中国》（新免康）、《尼泊尔社会中的两种体系》（结城史隆）、《清代海洋圈与海外移民》（松浦章）、《华南地域社会论》（蔡志祥）、《十九世纪东亚国际关系与琉球问题》（真荣平房昭）（以上第三卷）等。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地域史问题的论文并未全部采用与滨下武志相近的方法论，有些研究其实并未摆脱东西方对立模式。所以，部分论文暗含了排他的紧张感。在方法论上最接近滨下动态关系研究的是佐藤幸男的《亚洲地域国际关系的原像》、黑木英充的《中东的地域系统与自我本体》，以及林正宽的《传达与规范意识》。佐藤论文在宏观上和理论上对地域经济史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阐释，他回顾了亚洲观念所含各种形态的“二分法”图式，提出把握国际关系的视角不是视其为国家的总和或两国关系的组合，而是人间集团甚至连集团都无从囊括的“人的总和”。他分析地域交易圈的结构时指出：在文化交流成为交易与殖民的副产品的时代，经由媒介者的文化交流造成“文化越境”意识；随时代推移和国境观念的增强，则助长了外来与本土相对抗的文化观。这种对文化异质性的强调致使问题的讨论搁置于非欧洲世界的本土文化是否适合资本主义经济的层次，他认为亚洲的经济活动具有合理的机械化的经济体系与被它所排斥的“生”的世界的两义性。这是同时存在于亚洲内部的问题。作为地域网络的朝贡关系，在亚洲圈域内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政治、文化、物资流动的体系移植于亚洲各国的政治单位，在相应变异之下导致亚洲农业空间与海洋的结合，亦即商业网络从中心向边缘的海域文化扩散。他由此提出“作为海域世界的亚洲”概念。黑木论文使用了金斯伯格史学的方式，即通过个案分析建立历史表象，这与滨下论文的宏观“朝贡研究”相映成趣。黑木分析的是一位19世纪初出生于贝鲁特的基督徒海亚德的“地域移动轨迹”。海亚德兼通多种语言，幼年时在贝鲁特港的交易商之间充当翻译，稍长后在叙利亚各地流动经商，后出任英国驻叙利亚总领事馆第一翻译。最终，他以基督徒的热情投身于叙利亚的教育医疗活动，并致力纠正英国人的偏见，沟通英国与阿拉伯世界基督徒的交流，试图建立英国与阿拉伯商业的共存共荣关系。黑木所注意的是，在海亚德这样一位掌握了多种语言的“媒介者”那里，他的自我人格具备复杂的多重性，而这种人格特征恰恰反映了贝鲁特地区“地域系统”的特点。林氏论文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讨论多语言社会中“我们的言语”（特定群体的言语）和“搭桥言语”（不同群体间交流的言语）及后者在国家介入形式下国语化的问题，提出了对这三种言语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探讨的必要，以及在国语中暗含着近代国家表象之限度的问题。

限于篇幅，我只能在另一篇文章中介绍前三卷中使用其他视角的论文。我认为它们同样提出了出色的问题。滨下主编的这三卷不仅探讨了地域史的方法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与其他四卷一道，将一个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推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面前——亚洲，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