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面的话
断断续续、曲曲折折地,我在自己的旅途上走着。
在地理位置上,我只走到了邻国日本,然后再走回来——在现今的中国人那里,相对于去欧美来说,去日本只是一种不算出国的出国;事实上,当我日益深入日本文化的时候,我也的确感到了在庞大的世界格局之中,寻找日本资源的工作是如何地受到这种“近距离”的阻隔。
在精神世界里,我走得也极其有限。回过头来翻捡这些年零零星星的手稿,我才发现我只是在这样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思考和阅读,而且从来不曾有过改天换地的抱负,不曾有过大悲大喜的经验,也不曾试图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
翻看这些自己写就的文字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些年里,我只是像一个笨拙而执拗的旅人一样,不停顿地寻找着什么。
也许就因为如此吧,当朋友建议我将这本小册子命名为“旅行者”的时候,我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尽管最后我接受了另一位朋友的建议,为了避免对于鲁迅《过客》的效颦而为本书确定了另一个名字,但是,这本书仍被我视为这些年里自己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留下的足迹。
几年以前,在一个年末的冬夜,我偶然在一个饭店门口遇到了一群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正手执蜡烛唱着圣诞歌。一种对于生命的温暖感觉在我心底升腾起来,而同时我隐约地感觉到,那美丽的歌曲并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那美丽的歌。
我想,那无所归属和无所拥有的寻觅感觉,是旅行者所特有的。
我一次次地追问自己:你在寻找什么?
这本小书里有我寻找的轨迹,却没有我寻找到的结果。在精神世界里,我流浪着,却并不寂寞。当我发现人可以透过表象驱使心灵去体验和思索这个世界本身的时候,归宿已不再重要。而与此同时,在精神世界里,我找到了如许众多的良师益友,他们告诉我,精神世界的道路无穷无尽,你要走的,充其量只是其中的一条,而不可避免的宿命在于,你的路只能你自己走,没人陪伴,也没有现成的路标和成规。
我明白,当我面对这一宿命的时候,这没有归宿的旅行就会一直延伸到我生命的尽头。而当我懂得了也接受了这一宿命的时候,我真的成了旅行者。这个世界太大,旅途上看到的风景也并非都那么赏心悦目;然而重要的是,在寻寻觅觅之中,眼中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而走下去的欲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于是,在我面前展开的,是一个多么诱人的天地!
我想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像伍尔芙当年所说的那样,消除一切障碍地、自由地去想,而且,“就事物本身想”。
在这本小书里,主要集合了我这几年学术论文之外的部分文字。对于我,它们比我的学术论文更为重要。那是因为,在写作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可以无视现成的规矩,锤炼自己“自由的习惯”——只是在无视成规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自己和这个世界面对面地凝视,才能感觉到心灵面对世界的开放,感觉到思维伸展自己的枝条,接受这个世界的光热和营养。
把自己过去的足迹奉献给读者,或许意味着自身的解脱——为了往前走,我们只能把那些美丽和不美丽的都搁在身后;而在解脱之前,我还得有所交代,那就是这些文字的来历。
1988年,我第一次造访日本,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中文室丸山升教授麾下做研究;于是便有了这本书里第三部分的一些随感文字。今天看来,这些文字极其幼稚和表面化,正如同那时候的我;但是我仍然选了一部分在此,与其说是为了纪念我与日本结缘的起点,不如说是为了感谢促使我这样做的师长和友人。当时任《文学研究参考》编辑部主任的傅德惠女士,日本实践女子大学的阿部幸夫先生,还有以丸山教授为首的中国3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朋友,不仅使得我阴差阳错般地进入了日本异文化,而且使得我在其后的近十年里再也无法回头。这一部分中还有几篇近几年写下的随笔,它们本来是用日文写作并在日本发表的,感谢朋友的催促,怠惰的我得以把它们译出编入这一部分,但愿它们可以算是对当年那些幼稚但真切的“第一印象”的一个延伸。
本书第二组文字是我在那一时期以来的另一个侧面,我希望它们中相对好些的部分可以称得上是批评文字。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写作真正的文学批评,但是我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满意。选在这里,是对自己过去的一个小结,还是对今后的一个设计,我也不十分清楚。
第二次长期访日是在1994年,这一次,我和从前的友人仍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却疏远了他们所在的日本中国文学界。与此同时,我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他们专攻中国或日本思想史以及其他专业,身处于我所陌生的另一个世界。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也开始了自己在异质空间里艰难的思考。这些思考的结果之一,便是本书中的第一组文字。这些书评是我以外行的身份对于我所不熟悉的领域乱插嘴的产物,但是这种“乱插嘴”,在我却并不轻松。促使我这样做的,仅仅是一个朴素的愿望:我希望在更广泛也更深入的领域内了解日本,了解日本知识界,也了解日本知识分子对于世界的贡献,从而更好地了解我们自身的知识处境。
然而在这些经历之后,我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基本的现实:我发现自己无家可归了。
我不是一个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者,我似乎也不再是中国文学研究者。我的思考和研究变得无法归类,不仅跨越了学科的限度,甚至也跨越了国界的限度。换言之,我逐渐开始自觉地面对一个悖论: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我在异文化的语境中寻找的,不再仅仅是“他山之石”,更重要的是,我求索的或许就是“错”本身。
那一切,都是从这本小书所收的文字开始的,都是从我的不规范思考开始的。在我,最初并非有意为之,不料走到了今天,它变成了我的路。
本书中由日文译出的几篇小文有一定的改动,那是为了更适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用中文写作的部分,除掉二三处技术性错误,我只对《第三种文学》一文中有关日本文库本的不准确说明进行了一点必要的订正。除此而外没有进行任何改动。不给孩童的脸上添上胡须,是结集时的道德责任,即使鲁迅先生不教诲,也是该遵守的。
孙歌
1997年岁末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