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1)
契诃夫如是说：
“没有明确世界观的自觉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1]
“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2]
“如果我是个医生，我就需要有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个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们中间，……需要有一点儿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3]
“在艺术中，也正像在生活中一样，没有什么偶然的东西。”[4]
“文学上的伪善是最令人厌恶的伪善。”[5]
“那些我们称之为不朽的作家或简称之为好的作家，那些使我们陶醉的作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征：他们在朝着一个什么地方走，而且召唤你向着那个地方走……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是现实主义者，把生活写成它本来有的样子，但由于每一行文字都像浸透了浆汁似的浸透着目标感，你除了生活本来的样子外还感到那种应该有的生活，而这一点也就使你心醉。”[6]
“谁真诚地认为，崇高和遥远的目标对于人来说就像对于牛一样，很少需要，而‘我们的全部不幸’又全在于这些目标，——谁真诚地这么认为，谁就只好吃吃喝喝睡睡了，而一旦这些东西也使他厌烦了，他就只好先跑上几步，然后一头撞向大箱子的角上。”[7]
“我只会凭回忆写东西，而且从来直接按实际情形写生。我要让我的记忆把题材过滤一番，以便在记忆里就像在过滤器中一样只留下重要的或典型的东西。”[8]
“文艺家进行观察、选择、推测和组合——光是这些活动一开头就要提出问题；如果艺术家最初不向自己提出问题，那么他就没有什么好推测、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了。……如果否认创作中有问题和意图，那么就必须承认，艺术家是即兴地、无用意地受了感情冲动的影响而进行创作的；所以，如果有哪一位作家向我夸口，说他事先没有深思熟虑的意图，而是只凭一时灵感就写好了一部中篇小说，那么我就会把他叫做疯子。”[9]
“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10]
“我违心过着一种归根结底是为了卢布的狭獈生活……一想到钱是我的活动中心而我是在为钱工作，我心里就极端苦闷……真该在硫酸中洗一个澡，来一个脱胎换骨。”[11]
“我只想诚实地告诉人们：‘看一看你们自己吧，你们生活得多么糟糕和无聊！’最主要的就是要人们懂得这一点；而一旦他们懂得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会给自己创造另一种美好的生活。”[12]
“资产阶级非常喜欢所谓的‘正面’典型以及有美满结局的长篇小说，因为这种小说使资产阶级心安理得地认为：可以既积攒钱财，又保持清白；既做野兽，又过幸福的生活。”[13]
短篇小说家安·巴·契诃夫遐迩闻名。列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断言：“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州文学中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海明威也非常赞赏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甚至是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之后再看她的作品，就觉得好像是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更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位被誉为“英国契诃夫”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在写给其丈夫的一封信中却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而在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了，我不会感到可惜。”在我国，契诃夫也备受推崇，一代文学宗师茅盾曾号召作家们学习契诃夫的“敏锐的观察能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练”。
安·巴·契诃夫（1860—1904）出生于俄国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以三千五百卢布的赎金换取了本人和家属不再当农奴的人身自由。一八四四年他的父亲到了塔甘罗格市，成了一名店员，十余年后他自己开了一家杂货铺。契诃夫的父亲为人严厉，常常命令儿子们站柜台做买卖，所以契诃夫说他自己“没有童年”。一八七六年不善经营的父亲破产了，为躲债他悄悄前往莫斯科谋生，接着一家人亦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塔甘罗格，他靠做家教维持生计，继续求学，度过了三年艰辛生活。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习。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莫斯科附近的沃斯克列先斯克和兹韦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教师等阶层的各式人物，毫无疑问，这种生活经历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有良好的影响。
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开始于一八八〇年，为当年俄国风靡一时的幽默报刊撰稿，常以契洪特为笔名。一八八〇年三月幽默杂志《蜻蜓》发表了契诃夫的两个作品：《致博学邻人书》和《在长、中篇之类的作品里最常见的是什么？》。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契诃夫文学生涯的开端。
在俄国历史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首先是反动势力猖獗的年代，当局百般压抑和禁锢社会思想，其荒谬到了令人可笑的地步：连“帽徽”一词也遭禁用，似乎一使用它就会触犯沙皇军队的荣誉。同样荒谬的是：当年的书报检查官常从文章或作品中删去“秃头”一词，他们认为，谁使用这个词，就是蓄意影射，是对秃顶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严重冒犯。正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中，庸俗的滑稽刊物上尽登载一些趣闻蠢事，供小市民们茶余酒后消遣。当时契诃夫年轻，涉世不深，缺乏生活经历和创作实践，又迫于生计，乃一度迎合时尚，写了大量没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滑稽诙谐小品。但也有一些初露年轻作家才华的作品，如《吃苹果》（1880）和《女东家》（1882）等。在《女东家》中契洪特描绘了两个青年农民的悲惨遭遇。
自一八八三年起，契诃夫以契洪特为笔名，写下了许多幽默佳品，如《一个官员的死》，《在钉子上》，《胖子和瘦子》，《变色龙》，《普利希别耶夫军士》等。这些优秀的幽默短篇小说内容丰富，形式完美。《在钉子上》和《一个官员的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丑态：强者倨傲专横，弱者低头哈腰。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14]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瘦子”和“胖子”本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别重逢，他们俩拥抱接吻，热泪盈眶，但寒暄之间身为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高升为“有两个星章”的“三等文官”，他顿时“蜷缩起来，弯腰曲背，矮了半截”，而当“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时，他“只敢握握三个指头，一躬到地”。写于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告诉读者：在沙皇俄国，将军家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美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老百姓却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在百余年后的今天，在一些“现代人”身上还有着“变色龙”的奴性。
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六年间，契诃夫的视线转向普通劳动者，描绘他们的痛苦和不幸。《歌女》描写了“上流人”如何恬不知耻地凌辱一个无依无靠的歌女。《苦恼》是契诃夫在早期创作中实现的一次思想和艺术的飞跃，它的结尾（人向马儿诉苦）十分强烈地渲染了当年俄国社会的世态炎凉。《万卡》可以说是《苦恼》的姐妹篇。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在篇幅不大的作品中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在这些短篇小说中，欢乐俏皮的契洪特成长为严肃深沉的契诃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