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译本序(2)

全书由四十七章组成，其间叙述者蔡特布罗姆的思绪时不时地便会从正在讲述的朋友的过去飘回自己身临其境的当下。尤其是当叙述过半，也就是在过了内容为主人公于幻觉中和魔鬼相遇并进行长谈的第二十五章之后，阿德里安过去的生活开始越来越多地穿插进充斥着“时代的恐怖”（666）的当代和险象环生的时局。从第二十六章起，小说后半部几乎章章都穿插了有关第三帝国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时事报道。而更为耐人寻味的则是，艺术家小说和德国小说之前始终是平行展开，只是到了全书末尾紧接莱韦屈恩葬礼的最后一段，一直藏而不露的作者才第一次意味深长地将两者的内在关联特别挑明：“德国，它的面颊现出肺病患者的潮红，它那时正陶醉在放荡的凯旋的巅峰，正准备借助一个条约的力量去赢得全世界，它以为它可以守约，它于是用它的鲜血签署了这个条约。今天，它正在倾覆，它已经被恶魔缠身，它的一只眼睛被它的一只手蒙住，它的另一只眼睛在盯着恐怖发呆，它每况愈下，从绝望走向绝望。它会在什么时候抵达那深渊的底部呢？什么时候才会否极泰来，从最后的绝望中生发出一个超越信仰、承载希望之光的奇迹呢？一个孤独的男人正在这里双手合十地祈祷：愿上帝宽恕你们可怜的灵魂吧，我的朋友，我的祖国。”（674）

不是直接讲述阿德里安的生平，而是专门安排一个人来讲，这是托马斯·曼在小说形式方面所坚持的一个基本思想。托马斯·曼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较为健康明朗的叙事者来平抑小说内容的过于阴森病态。事实上，蔡特布罗姆不仅是叙述者，同时也是重要的男二号。蔡特布罗姆青年时代持民族主义思想，认为德国“突破”（412）成为世界大国是值得追求的宏伟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主的、人道主义的基本信仰才开始逐渐在蔡特布罗姆身上占据上风。前法西斯的慕尼黑克利德威斯圈子的反共和思想及其讨论，蔡特布罗姆也是以一种摇摆模糊的态度参加。在第三帝国，他的自由主义虽使他免受反犹主义干扰，却并不能完全令他和沙文主义的各种变种划清界限。托马斯·曼在对蔡特布罗姆这个人物进行塑造时，虽然也融入自身思想发展的相关成分，但更多的还是尝试把他塑造为一种人道主义的代表。不过，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这仅是一种局限于被动反抗的人道主义，并不具备旗帜鲜明的道德使命感，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叙述者放弃在政治上明确表态，如1944年春炸毁出版社区的盟军对莱比锡的空袭是否应该，蔡特布罗姆用的便是“不敢对此妄加判定”（340）的回避策略。[14]通过这个人物，德国有教养的文化市民和所谓知识精英在政治上的软弱和道德上的无助显露无遗。

四、德国历史灾难的心理学解释

托马斯·曼认为德国的命运是一种受到诅咒的命运。在1945年完成的《德国和德国人》这篇政论文章中，托马斯·曼大谈“德意志‘内心性’的历史”[15]，大谈德意志民族的特殊性，试图对德意志精神的堕落与纳粹主义兴起之间的联系给予一个以文化批评为出发点的心理学的解释。托马斯·曼在文中同时还以一个德国的“辩护士”[16]形象出现。托马斯·曼对于自己不顾当时严峻时局仍然为德国说话的后果是很清楚的，在《德国与德国人》的开篇他便直言不讳地这样点明道：“鉴于这个不幸的民族对世界干下的难以启齿的伤害，纯粹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处理这个对象，这恐怕会给人造成几乎是不道德的印象。”[17]尽管如此，他还是服从了自己内心的召唤，选择了为自己的出身辩护：“德国的不幸究其实根本就只是生而为人的悲剧的范例而已。德国如此迫切需要的恩宠，我们大家全都需要。”[18]

《浮士德博士》借助浮士德和音乐这两个最能象征德意志的形象来探讨导致德国历史灾难的原因，可以说就是上述这种心理学解释模式的文学翻版。小说里的两个重要人物蔡特布罗姆和莱韦屈恩都是对德国的譬喻性的拟人化，前者代表陈腐而软弱的文化庸人，后者则代表天才而冷酷的艺术家，两者均象征着同一个遭遇了魔鬼的德国。[19]

托马斯·曼的这种心理学解释模式尽管不无洞见，尽管不乏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认识，却也同时不免会导致重重矛盾，甚至是错误和站不住脚的东西。最早对此提出批评的评论家之一凯特·汉姆布格尔就认为，托马斯·曼从音乐的魔性力量中，从德国人的不问政治的内心性中推导出莱韦屈恩的命运，在《浮士德博士》中对魔鬼的沉迷超过一切理性，这势必给人造成一种政治理性面对纳粹政权毫无办法，乐观向上的人道主义并不能抗衡一个恶毒和野蛮的世界的印象，因此，就政治目光的敏锐而言，托马斯·曼不如他的哥哥亨利希·曼，因为后者看到了前者所忽视的东西：“广大的没有受到人文思想文化熏陶的群众的存在才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床。”[20]

汉姆布格尔的意见是很有代表性的。从《浮士德博士》发表以来至今，均不断有研究者在持续关注隐藏于小说的这种心理学解释模式后面的宿命论色彩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冷漠态度。他们认为，由于小说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即“历史仿佛是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必然结果，从而给人以一种解脱的感觉”，所以使得小说“在战后的德国”受到“热烈的欢迎”。[21]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则是，日耳曼语言文学专家、现任柏林自由大学校长的阿尔特教授近年也重复了类似看法，认为《浮士德博士》通过叙述者在政治上所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强化了那种“仿佛历史是不可掌控的，是被黑暗势力所控制着的”宿命论思想。不仅如此，阿尔特教授在此基础上还更进一步尖锐指出：“《浮士德博士》里虽然谈到德国人的命运，但却没有谈到大屠杀。犹太人物只是以讽刺漫画和扭曲变形的方式被表现为阴险地代表着前法西斯思想的狂热主义分子布赖萨赫尔，以及必然服务于那种犹太人都是善于做生意的暴发户和吹牛皮的空谈家俗套的音乐经纪人费特尔贝格。对于犹太民族的苦难，这个多声部的文本没有给出一个声部，也没有给出一个音区。提请注意这一点，倒并不是要暗示那种‘反犹主义指责’，当年托马斯·曼一听到这种指责就立马予以了反击，而是要考虑到一个空白，这个空白似乎比叙述者蔡特布罗姆那带有圣经色彩的热烈比喻更加意味深长。”[22]

五、蒙太奇技法及其副作用

文学蒙太奇是指把语言上、文体上和内容上来源完全不同，甚至是风格迥异的文本或文本部分并列、拼合在一起。作家凭此技巧可以强化艺术的整体性意识，取得美学意义上的刺激与挑衅，让读者感到震惊，让不同领域的真实同时得到体验并通过连接各种不同的行为和意识层面来激发联想。在《浮士德博士的形成》中，托马斯·曼特别指出自己在《浮士德博士》中运用了“蒙太奇技术”[23]，并强调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是他文学创作中的新东西。而根据相关研究，托马斯·曼的蒙太奇其实就是两大类：把真人、真事和真实的环境植入小说和大量征引各类文献，同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蒙太奇技法及其作用存在一定出入，但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讲则又并非不可。[24]

主人公阿德里安·莱韦屈恩这个人物的组装或合成性质就非常明显，他主要由浮士德、勋伯格、尼采、多位梅毒艺术家乃至托马斯·曼本人等的生平经历及其与之相关的事件或作品组合而成，可被视为托马斯·曼式蒙太奇手法运用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关于浮士德、勋伯格，本文其他地方已经有所提及，在此不再赘述。下面主要考察一下后面三个的情况。首先，阿德里安人生旅途上的重要几站就同托马斯·曼自身的经历相符：如阿德里安离开慕尼黑去罗马，继而又转到帕莱斯特里纳，并在帕莱斯特里纳的那个石头厅里卖身投靠魔鬼，这里正好也是托马斯·曼当年创作自己的第一部人生之作的地方；而阿德里安从帕莱斯特里纳返回德国时所下榻的吉泽娜旅馆也就是托马斯·曼当年从意大利返回时所住过的邻近慕尼黑凯旋门的那同一家。[25]其次，莱韦屈恩的故事中糅进了大量与尼采相关的生平故事和著作：莱韦屈恩和尼采一样都在古老的德国小城长大，都受到新教文化熏陶，也都才华出众，都是先上大学，然后又转学去莱比锡；两人也都是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感染梅毒，染病后又都经历了一段旺盛的创作期，然后再进入脑软化阶段并最终成为精神病患者；此外，两人还都请朋友代为求婚未果，而且两人在患病期间都由母亲照料，甚至两人去世时的年龄（均为55岁）和日期（均在8月25日）竟然也是一模一样。除了精确到细节的经历上的一致外，尼采的绝大部分思想和观念也都渗透到了小说的字里行间。[26]第三，莱韦屈恩身上也融入了发生在贝多芬、胡戈·沃尔夫、罗伯特·舒曼等著名音乐家身上的令人震惊的关于天才与疾病的故事。1927年出版于伦敦的纽曼著《无意识的贝多芬》一书从疾病的视角来解读贝多芬的生活和创作，此书引起托马斯·曼极大关注，书中涉及贝多芬罹患梅毒的所有地方都被托马斯·曼做了记号。而另外一本同样得到作者仔细研读的由安东·辛德勒于1840年所著的《路德维希·范·贝多芬传》也提到过下述情况：某种神秘疾病促使贝多芬去看过几个医生，但这些医生却出于种种奇特原因甚至没有对他做过任何治疗。这个细节同小说第十九章阿德里安感染梅毒后去找两个大夫治病，却都被神秘中断治疗的情形类似。另外，托马斯·曼也研读过有关沃尔夫和舒曼的传记及回忆录，沃尔夫罹患梅毒、最后疯死，舒曼据纽曼称也是梅毒患者，其夫人克拉拉的回忆也说舒曼还常在夜间梦见魔鬼，而沃尔夫和舒曼两人还都曾有过投水自尽未果的行为，等等，这些细节全都被复制到了阿德里安的身上。[27]

除小说主人公外，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几乎全都能够从托马斯·曼个人和社会生活圈子中找到原型。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托马斯·曼的亲人。如市政议员夫人罗德太太身上就能找到一些托马斯·曼生母尤莉娅·曼的音容笑貌。罗德夫人和两个女儿一起住在慕尼黑拉姆贝格大街，以及她后来脱离社交圈、隐退到乡间的情节，都和托马斯·曼的母亲经历一致。相比于生母的若隐若现，小他两岁的大妹尤莉娅和小他六岁的二妹卡拉的悲剧性人生则被托马斯·曼公然安在了罗德夫人的女儿克拉丽莎和伊涅丝身上。他的这俩妹妹都是自杀，尤其是卡拉的人生经历与悲惨结局几乎和小说中人物克拉丽莎完全吻合。好在母亲和两个妹妹在小说发表时都早已作古，托马斯·曼倒也无须顾虑家人愿意与否。然而，对于活着的人而言，却也并非全都乐见自己或跟自己相关的人成为作者文学加工的对象。例如，阿德里安最钟爱、但却不幸被病魔夺去生命的外甥艾肖，其原型就是托马斯·曼自己可爱的小孙子弗利多，尽管做了很多改装和拔高处理，但一致性的地方依旧非常明显，以至于托马斯·曼本人都不免担心儿媳妇看到后会不高兴。[28]

不管怎样，自己家里人总归好办一些。倘若涉及的是朋友和熟人，情况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如果纯是正面或中性塑造，倒也无妨，如托马斯·曼在小说第八章中就特地以特奥多·魏森格伦德·阿多诺姓名中的一个名字“魏—森—格伦德”（字面意思为“河边草地”）来解释一个由三个音符组成的音乐动机，以此向阿多诺表示敬意。[29]然而，如果是负面的塑造，麻烦自然难以避免，如勋伯格就对作者把他的十二音技巧和莱韦屈恩这个病态人物乃至德国纳粹主义扯上边深为不满，感觉自己受到攻击和影射，因而反应激烈，甚至发出抗议。[30]又如，莱韦屈恩的朋友、英语语言文学专家和作家席尔德克纳普，其原型为自1906年起就和作者交好的诗人与翻译家汉斯·莱西格尔，作者也是相当忠实于生活地把人家直接植入小说当中，充当一个虽则幽默、讨人喜欢，但却耽于幻想、毫无责任感的人物。尽管未用真名，可外形描写之详细准确，只要是熟悉内情的人，没有猜不中的。为此，托马斯·曼直到多年以后才得到原谅。同样为人所诟病的还有托马斯·曼在刻画不道德且有双性恋倾向的施维尔特费格这个人物形象时对原型所进行的近乎诽谤性的加工处理。[31]

总之，把真人真事直接嫁接到小说的情节和人物身上，固然可以引发为作家所期盼的那种“真假难辨”[32]、虚实不分的奇功妙效，但也很容易导致误会，例如《浮士德博士》至今仍被一部分人当作“影射（真人真事的）小说”[33]来解读便是明证，尽管它其实更应该被誉为“旁征博引的艺术杰作”[34]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