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本序(1)

《浮士德博士——一位朋友讲述的德国作曲家阿德里安·莱韦屈恩的生平》为192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1875-1955）流亡美国时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作家晚年最令人揪心和震撼的鸿篇巨制。托马斯·曼本人更是对其青睐有加，推崇备至，视其为“一生的忏悔”[1]，称之为“最大胆和最阴森的作品”[2]。在生前最后几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托马斯·曼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本艺术家小说是他的最爱：“这部浮士德小说于我珍贵之极……它花费了我最多的心血……没有哪一部作品像它那样令我依恋。谁不喜欢它，我立刻就不喜欢谁。谁对它承受的精神高压有所理解，谁就赢得我的由衷感谢。”[3]

一、作品的形成

《浮士德博士》的构思最早可以追溯到1905年前后托马斯·曼记在笔记本上的一个简短计划：“梅毒艺术家形象；作为浮士德博士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这种毒药具有迷醉、刺激、激发灵感的作用；允许他在欣喜若狂的状态下创作天才般的、神奇的作品，魔鬼向他伸出援手。但他最终还是去见了鬼：脑软化。”[4]不过，这个计划一搁便是三十七年。直到1942年，托马斯·曼才又重新开始考虑它。1943年初，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发生不利于纳粹德国的重大转折，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受失败，盟军在非洲展开反攻，托马斯·曼脑海里再度浮现创作《浮士德博士》的念头。这一次他的创作欲望十分强烈，故而，一俟四部曲《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杀青，作家立即就展开了搜集资料的准备工作。[5]

《浮士德博士》的写作开始于1943年5月23日，结束于1947年1月29日，总共历时三年零八个月。其间，托马斯·曼勤学好问，博览群书，大量涉猎了欧洲中世纪以来直至20世纪的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音乐史、文学史等相关文献和资料。如音乐方面，托马斯·曼不仅熟读了有关莫扎特、贝多芬、赫克托尔·伯辽兹、胡戈·沃尔夫等音乐家的专论和传记，同时也亲自结交了同时代著名音乐家如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阿诺尔德·勋伯格、汉斯·艾斯勒等人，并向他们认真讨教。又如神学、哲学、文学和历史学方面，托马斯·曼对马丁·路德时代的文献、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史料、传统浮士德题材的多种文本、中世纪文学作品和成语集录以及尼采著作，乃至几乎所有关于尼采的传记作品基本上全都了如指掌，运用裕如。

在《浮士德博士的形成：一部小说的小说》一书中，托马斯·曼对他创作这部鸿篇巨制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料进行了较多透露。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托马斯·曼在创作《浮士德博士》过程中，在获取必要的现代音乐理论和专业知识方面特别得到了哲学家、社会学家和音乐理论家特奥多·魏森格伦德·阿多诺的大力帮助和指点。托马斯·曼对阿多诺音乐思想吸收和运用程度之深之广，别说一般读者，甚至连阿多诺本人都不免会怀疑他有剽窃之嫌。最新研究表明，对于小说主人公、音乐家莱韦屈恩所创作的晚期音乐作品如《约翰启示录》、小提琴协奏曲、室内乐及《浮士德博士哀歌》等，阿多诺均贡献了特色鲜明的观点和表述成熟的文字。托马斯·曼对此基本上都是照单全收，尽管他自己也有一些不乏启发性的改动。事实上，早在小说的前期形成中，阿多诺的研究和著述就已对他帮助很大。这时的托马斯·曼已经读到过他的《新音乐的哲学》的第一部分的打字稿，而这一部分正好主要论述的就是阿诺尔德·勋伯格的十二音技巧。[6]托马斯·曼把这份当时题名还为《论新音乐的哲学》的打字稿的内容连同阿多诺另外一篇论述贝多芬晚期风格的文章一起用在了主人公莱韦屈恩的音乐老师文德尔·克雷齐马尔所作的报告中以及莱韦屈恩后来在音乐创作方面所展开的革命性构思中。因此，当小说1947年出版引起巨大反响后，托马斯·曼明显感到阿多诺也流露出要对《浮士德博士》有份的意思时，便赶紧决定采取一些安抚措施；与此同时，勋伯格也开始化名“胡戈·特瑞普萨门”对《浮士德博士》进行猛烈攻击，指责托马斯·曼盗用了属于他个人发明的十二音技巧。在这种情况下，托马斯·曼写下《浮士德博士的形成》（1949年），对相关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但他弥补的诚意似乎并不足够，因为《浮士德博士的形成》正如其副标题所提示的那样，实乃“一部小说的小说”，看似写实，流水账般地依照小说的形成时间一一记录下平行发生的政治事件和私人事物，实则虚构的性质明显。[7]即便如此，托马斯·曼在日记和《浮士德博士的形成》中仍旧始终只字未提阿多诺那篇论述贝多芬晚期风格的文章。[8]而有趣的是，这篇文章的应用成果——小说第八章克雷齐马尔论述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11号的那篇报告历来都被评论界誉为“文学描绘音乐的杰作”[9]。好在阿多诺是大度的，相比而言，勋伯格则显得小气，他不依不饶，托马斯·曼因此不得不在1948年由苏尔坎普出版社被特许授权出版的翻印本末尾附上一份“勋伯格是十二音技巧发明人”的声明。

二、音乐和浮士德

正如小说副标题所显示的那样，《浮士德博士》主要讲述了一个浮士德式的和魔鬼结盟的艺术家的故事。全书以作曲家莱韦屈恩的一位老朋友的回忆为线索，沉重而神秘地记录了这位德国艺术家天才而冷漠的一生，是作家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艺术家与市民对立主题的一个延续和升华。

阿德里安·莱韦屈恩1885年出生在德国一个普通农家。他的父亲虽然是农民，却喜欢探究自然，搞些稀奇古怪的数理化实验。田园般的乡村风光，古老的德意志家庭传统，以及爱好冥想的父亲：所有这些留在心中的映像，为他日后的孤僻和非理性倾向埋下了伏笔。阿德里安天资聪颖，小学毕业后来到中世纪氛围浓厚的凯泽斯阿舍恩上高级文理中学，并寄居在经营乐器的伯父家。也是在这段时间，阿德里安开始对音乐，尤其是对音乐的数学严密性和神秘多义性产生了浓厚兴趣。不过，以优异成绩中学毕业的阿德里安却出人意料地选择到曾经为路德宗教改革中心的哈勒大学学习神学。事实表明，神学只是一条弯路。很快，阿德里安便放弃神学，于1905年转到莱比锡学习音乐。阿德里安深知自己的音乐天分有限，也深知自己所处时代艺术发展穷途末路的窘况，但骄傲的他不甘失败，为了能够超越自身局限，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他故意让自己染上梅毒。之后，他来到慕尼黑，租住在市政议员遗孀罗德夫人的家中，并同她的两个女儿相识。1910年的时候，他又动身前往意大利的帕莱斯特里纳，在那里小住期间，他于半梦半醒之中与魔鬼相遇。这次和魔鬼的谈话实际上是对他四年前以感染梅毒方式与魔鬼结盟的最终确认。魔鬼许诺他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和划时代突破，条件是二十四年期满之后他的灵魂归其所有，而且在这二十四年当中他不可以有爱：“你的生活应该是冷冰冰的——因此你不可以去爱任何人。”（336）[10]从意大利返回后，阿德里安特意搬进慕尼黑远郊的一个农家，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隐居生活。在此期间，借助梅毒病所导致的精神状态，他才思如泉涌，创作出多部惊世骇俗之作，充斥“地狱狂笑”（503）的交响合唱作品《人物启示录》和决意“否定”“贝多芬《第九交响曲》”（648）的交响康塔塔《浮士德博士哀歌》更是把他推向事业的巅峰。然而，就在他艺术上步步高升的同时，他周围的环境却不断出现道德堕落的危机现象，他本人也开始违背那道不许爱人的禁令。他的身边开始不断有人死亡，他的友人自杀，他的同性恋男友被有夫之妇枪杀，他最疼爱的天使般的小外甥艾肖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被病魔夺去生命。阿德里安悲愤欲绝，突然猛醒，他要对他的一生进行忏悔。1930年，在写完《浮士德博士哀歌》之后，他也跟民间故事书中的浮士德博士一样把他的朋友召集到家中，向他们承认了自己和魔鬼的结盟。最终，阿德里安身心崩溃，由他的母亲接回故乡，在经历了十年的疯癫之后，于1940年辞世。

小说的标题为《浮士德博士》，与此相呼应，小说在其主干结构——误入颓废和罪责歧途的艺术家莱韦屈恩的传记中同时糅进传统的浮士德题材。中世纪的超凡学者和魔术师格奥尔格·浮士德（约1480-1536/1539）同魔鬼结盟的传说在1587年首次以《浮士德博士民间故事书》的形式成为文学文本，此后便始终不断有人对其进行创作加工，如马洛的悲剧《浮士德》（1589）、克林格尔的小说《浮士德博士的生活、壮举及下地狱》（1791）和歌德的悲剧《浮士德》第一部（1808）和第二部（1832）等。在整个以浮士德为题材的西方文艺创作中，以歌德的悲剧《浮士德》最为著名。

如果说歌德的《浮士德》呈现的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努力不懈的巨人形象并以救赎结尾，那么，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呈现的则是资产阶级没落时期的病人形象并以解体告终。根据多年以来的相关研究[11]，托马斯·曼笔下的这位披着现代音乐家外衣的浮士德可以被看作是对1587年古老的《浮士德博士民间故事书》（以下简称《民间故事书》）的某种回归，托马斯·曼在创作时主要是以施皮斯的这本《民间故事书》为蓝本，如果把两者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很强的类比性：主人公阿德里安和老浮士德一样都是农家子弟，都上了大学，都是先学神学，而后才改学所谓不大正经的专业。两人都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约定的期限都为二十四年，而在这一期限内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先后顺序也都是彼此吻合：《民间故事书》里浮士德用自己的鲜血和魔鬼签约，阿德里安则于1906年通过感染梅毒让病菌进入自己的血液；《民间故事书》里魔鬼能以各种面目现身，小说里魔鬼则于1911年在帕莱斯特里纳现身；《民间故事书》里浮士德在签约的第八年上天入地，阿德里安则在1913年潜入深海并大谈特谈宇宙奇观；《民间故事书》里浮士德在签约的第十六年去朝圣，阿德里安则在1924年去了托尔纳夫人的庄园；《民间故事书》里浮士德在签约的第十七年又同魔鬼签了第二个条约，阿德里安则在1923年接待了犹太音乐掮客费特尔贝格的来访；《民间故事书》里浮士德在签约的第十九和二十年开始有艳遇，阿德里安则在1925-1926年开始认识和喜欢玛丽·戈多；《民间故事书》里浮士德在签约的第二十三年和海伦生了一个儿子，小说里阿德里安的外甥艾肖于1928年来他这里作客；《民间故事书》里浮士德在签约的第二十四年作告别辞，小说里的阿德里安则在1930年作道别辞。

除了人物成长和情节结构上的类同，《民间故事书》中的一些专有名词如地名“普菲弗尔林”、“罗姆冈”、老浮士德的狗的名字“普赖斯提吉阿尔”也都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小说里，至于直接引用和文体风格上的借用就更是不胜枚举了。这些素材和其他来源的素材一道，通过作者的巧妙穿插与组合，共同行使着建立关系、制造暗示、激发联想和营造氛围的功能。

三、一个德国的譬喻

托马斯·曼如此精心布局，自有其深刻意图，正如他在《浮士德博士》创作过程中于1945年所完成的政论文章，同时也是解读小说的最重要文献《德国和德国人》中所特别强调的那样：“浮士德的魔鬼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德意志的形象，和它结盟，卖身投靠魔鬼，用牺牲灵魂得救去换来一个期限以获取全部宝藏和世界大权，在我看来，这都是同德意志天性特别接近的一些东西。一个孤独的思想家和研究者，一个坐在自己陋室里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出于享受世界和统治世界的渴望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就在今天，看到德国以这种面目示人，就在德国名副其实地去见了鬼的今天，可不全然就是正当时么？”[12]在这篇文章中，托马斯·曼还认为有必要纠正浮士德传说中的一个“错误”，即有必要把浮士德和音乐联系起来，“浮士德必须是个音乐家”，因为“音乐是具有魔性的领域”。[13]由此，一个同浮士德的魔鬼结盟的音乐家的生平故事便超越了其个体的意义范畴，被赋予了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发展成长历程的示范性。在这个意义上，《浮士德博士》就成为一个德国的譬喻。

从小说的形式和结构来看，《浮士德博士》从同魔鬼结盟的艺术家小说跃升为具有普遍示范意义的德国小说具体是通过专门设置一个名叫塞雷奴斯·蔡特布罗姆的叙述者来实现的。正是这位哲学博士，古代语文学家，中学教师，莱韦屈恩的发小和最忠实的朋友，在1943年5月到1945年5月，也就是纳粹德国走向覆亡的最后两年，提笔写下并完成了音乐家莱韦屈恩的生平故事。通过这位叙述者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所进行的讲述，莱韦屈恩的一生和纳粹德国的崩溃之间发生多重错综复杂的类比性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