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译本序(2)

1897年5月，王尔德刑满释放后立即流亡法国，化名塞巴斯蒂安·梅尔莫斯。三个月后，他完成了长诗《雷丁监狱之歌》，1898年在伦敦出书，十六个月内就印至第七版。这是他的天鹅之歌，也是作为诗人的王尔德的最高成就。1897年9月，他在法国鲁昂与道格拉斯重逢，两人还于10月同赴意大利的卡普里岛旅游，但终于在次年断交。1898年4月，康斯坦丝去世。1900年11月30日，王尔德因患脑膜炎病逝于巴黎阿尔萨斯旅馆，临终时由罗斯请来了神父为他施洗，实现了逝者皈依天主教的遗愿。

在王尔德去世之日与这个译本出版之时中间隔着整整一个二十世纪，还得挂上二十一世纪肇始那点儿零。一百多年来，这个“臭名昭著的牛津圣奥斯卡、诗人、殉道者”（他逝世前不久为自己想好的永久称号），一直是文坛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不过，赞美也罢，唾骂也罢，若此公泉下有灵，应该不会感到寂寞和悲哀，因为他有一句名言：“世上唯一比被人议论更糟糕的，就是无人议论。”上世纪末了的那几年，英美两国掀起了一场王尔德热潮。1995年2月，为纪念《认真的重要》上演一百周年，英国政府在威斯敏斯特诗人角设彩色橱窗展览王尔德的生平和创作，伦敦和都柏林分别举行王尔德纪念牌揭幕式；4月，BBC播放纪念王尔德的专题片；同年，新月书局印行了最新版的《王尔德全集》。1997年是王尔德刑满出狱一百周年，伦敦和纽约各地纷纷重排上演《认真的重要》、《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等名剧，巴黎出版了法文多卷本《王尔德文集》，英国小说家、电影名演员斯蒂芬·弗莱（Stephen Fry）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撰文指出，王尔德再度崛起，成为继莎士比亚之后，在欧洲被阅读最多、被译成语种最多的英国作家。在为数可观的传记中被认为最客观、公允的名作、理查·埃尔曼所著《奥斯卡·王尔德》一书，由弗莱改编、主演并由布莱恩·吉尔伯特执导搬上银幕。弗莱甚至认为：“对于那些近来方有合法同性恋地位且需要英雄和殉道者的人们，他是一个圣人；……称王尔德为救世主，听上去有些过分夸张……但与基督的一生比较，相似之处明显存在。”在1998年3月5日《纽约书评》上发表《预言家》一文的杰森·爱普斯坦写道：“……王尔德用他的花花公子面貌和极端的唯美主义来挑战的不单单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他所挑战的是英国历史上最为顽固的礼法。”

当然，对于如此兴师动众、顶礼膜拜的纪念活动也有人持强烈反对态度。1998年5月18日的《纽约客》周刊发表了亚当·戈普尼克的文章《发明奥斯卡·王尔德》。作者认为“批评家、电影家和剧作家在把维多利亚传统敌人的王尔德当成同性恋殉道者来纪念。他们全都弄错了”。戈普尼克援引王尔德生前所言“凡是企图证明什么的书都不值得阅读”，断言目前所有与之有关的书，王尔德肯定都不会去读。[7]

其实，不同观点的交锋应该是正常和有益的。一百多年前《道连·葛雷的画像》刚一问世便遭到强烈谴责，同样也不意味着当时只有一片讨伐声。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柯南·道尔外，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叶芝（William Yeats，1865—1939）称《画像》是“一本奇妙的书”，沃尔特·佩特用“真正有活力的”来概括它的特点。也许可以公平地说，只要不是把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奉为金科玉律的人，都能从中发现不少可供欣赏和值得赞叹的东西。意味深长的是，当初北美洲对此书的评论就比它的原产地好得多。王尔德本人刚从在英国遭到迎头痛击的震荡中缓过神来，便开始努力捍卫这部小说的生存权。他在大量书简、文章（尤其是《从深处》）中提到《画像》时所流露的深情，是他对自己的其他任何作品所不能比拟的。出狱后不久，他在给出版商伦纳德·史密瑟斯的信中写道：“我只知道《道连·葛雷的画像》是部经典作品，而且堪称经典作品。”[8]

同任何经典作品一样，《画像》也是在其他经典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探究其渊源，不难想到巴尔扎克的《驴皮记》、戈蒂埃的《莫班小姐》等等。当然，浮士德博士为穷究生命意义用自己的灵魂换取魔鬼靡菲斯特的帮助这笔交易，无疑为道连·葛雷表达那个致命的愿望——让画像变老变丑作为自己永葆青春的代价——提供了一份“合同样本”。作为《人间喜剧·哲学研究》系列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驴皮记》显然比其他作品与《画像》有更近的亲缘关系。巴尔扎克笔下的瓦朗坦因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日夜受着煎熬，只想求得一天的快乐，哪怕用生命去换取也在所不惜。处在这种心态的瓦朗坦，遇到一个老古董商送给他一张上有东方文字符箓的驴皮，但须用他的生命作代价。驴皮象征着持有者的寿限，它将与所满足的欲望强度、次数成正比同步收缩。瓦朗坦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然而他每次实现自己的愿望后感受到的却不是快乐，而是恐怖，因为眼看着驴皮越缩越小，他清楚地意识到死亡离自己越来越近，最后在一次纵欲中结束了生命。

这里不能不提到《画像》第十章末尾亨利勋爵捎给道连的一本黄封面的书。这本没有直接点明的书乃是法国作家若里斯·于伊斯芒斯（1848—1907）所写的《逆反》（Joris Karl Huysmans：A Rebours）。它的主人公德艾萨特反抗社会的态度近乎德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性施虐狂”或泛指任何虐待狂的sadism一词，即由其姓氏得名，此人也因而“不朽”）。王尔德并不掩饰自己对此书一定程度的欣赏，但也毫不含糊地指出“这是一本有毒的书”。上述那些作品的回声在《画像》中时有所闻，但王尔德不是一个一边公开抄袭他人、一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人，只要有正当理由，他也不怕抄袭自己。他曾告诉一名记者，那本毒害了道连·葛雷的奇书应该是《逆反》的一个奇幻变种。但是，用过于肯定的方式断言王尔德与其他作家的相似性或与其他书籍的师承关系，难免会流于轻率。1895年王尔德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过：“撇开希腊文和拉丁文作者的散文、诗歌不说，影响过我的只有济慈、福楼拜和沃尔特·佩特，而在我与之相会前，我已迎着他们走了一大半路程。”上述三位作家中有两个是英国人，所以阿瑟·兰瑟姆认定《道连·葛雷的画像》是“用英文写成的第一部法国小说”这一说法，稍稍有些热心过了头。[9]

王尔德是个非常迷信的人，《画像》从一开始便让人感到宿命和厄运的压力。请看第一章画家霍尔渥德对亨利勋爵说的话：“才貌出众的人多半在劫难逃……你有身份和财产，亨利；我有头脑和才能，且不管它们值得几何；道连·葛雷有美丽的容貌。我们都将为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些东西付出代价，付出可怕的代价。”当王尔德自己被关在雷丁监狱的囚室内付出他所说的可怕的代价时，曾在《从深处》中提到“厄运像一条紫线贯穿《画像》那件金衣”。小说第十二章一开始交代了道连杀死霍尔渥德那天是前者三十八岁生日的前夕，但在《利平科特月刊》上发表的最早版本却是三十二岁生日的前夕。这不是什么无关宏旨的细节。王尔德最初由于灵感文思如泉涌而写得太快，没有意识到这年龄（王尔德初涉同性恋泥淖时年三十有二）会泄露天机，但他把此事与道连谋杀画家的罪恶联系起来，恰恰说明王尔德并不是一个真正随心所欲、完全蔑视礼法的人。他的负罪感一直令他对自己身上堕落的一面觉得如芒刺在背。但在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之间划等号不免过于简单化。王尔德自己1894年2月12日在致拉尔夫·佩恩的信中写道：“这本书会造成毒害，或者促成完美，道连·葛雷并不存在……贝泽尔·霍尔渥德是我认为的我个人的写照；亨利勋爵在外界看来就是我；道连是我愿意成为的那类人——可能在别的时代。”[10]在文情斐然的字里行间未必不能发现道德家尖刻审视的目光，甚至在他唯美派或花花公子的面具后面潜伏着一个天生的清教徒也难说。他喜欢他所创造的那个光辉灿烂的世界，但也可以让这个世界随着道连·葛雷临死前极度恐怖的一声惨叫訇然倒塌。说到底，通过《画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王尔德，首先是一个小说家，而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文化史家，对小说本身也只能从这一角度来评判。即使不用现今比一百年前“开明”得多的尺度加以衡量，《道连·葛雷的画像》也不该被诋为一本不道德的书。

荣如德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注释：

[1]均引自《王尔德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中文版第5卷（书信卷上）第495页。

[2]均引自《王尔德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中文版第5卷（书信卷上）第495页。

[3]引自《王尔德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中文版第4卷（评论随笔卷）第27页。

[4]参见王尔德之子维维安·霍兰为《王尔德全集》英文版所写的序，载《王尔德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9页。

[5]Peter Ackroyd，Introduction to Oscar Wilde's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Penguin Classics），p. vii.

[6]参见《王尔德全集》中文版第1卷中文版序第8—10页及第6卷王尔德年表。

[7]参见赵武平：《世纪末的王尔德——全集编后记》，载《王尔德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821—834页。

[8]此信译文载《王尔德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65页。

[9]Peter Ackroyd，Introduction，pp. xi-xii.

[10]引自《王尔德全集》中文版第5卷（书信卷上）第6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