Ⅴ

可以想见，监狱黑暗而封闭，街上传来的声音中免不了有雅典人的讥诮声，他们巴望这个长着妖怪脸的思想者快死。他本来会一判刑立刻处决的，只是这一判决时间恰好与雅典人每年一度的提洛节巧合，根据传统，在这个时候城邦不能处死任何人。苏格拉底的善良性格赢得了狱卒的同情，狱卒允许他接待来访者，从而减轻他最后日子的痛苦。来探视他的人川流不息：斐多、克里托和儿子克里托布卢什、阿波罗多罗斯、赫莫杰尼斯、厄庇根尼、埃斯基涅斯、安提西尼、克特西普、美涅克赛努、西米斯、克贝、斐多尼得、欧克利德斯以及忒耳西翁。眼看着一个对他人只有巨大的善意和好奇心的人像罪犯一样等待被处死，大家都掩盖不住自己的哀痛。

虽然大卫的画表现苏格拉底为悲痛欲绝的朋友所围绕，但我们不要忘记，他们对苏格拉底的爱是在误解和仇恨的汪洋大海中突显出来的。

为了与牢房内情景形成反差和追求多样化，可能狄德罗会鼓励有些以饮鸩为题材的画家捕捉其他雅典人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情绪——其结果可能出现这样的画面：例如题为“五名陪审员在法庭度过一天后正在玩牌”，或者“指控者晚饭后正准备就寝”。喜欢煽情的画家可以干脆就把这些场景题作“苏格拉底之死”。

当那一天来到时，只有苏格拉底一人保持平静。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被带来看他，但是桑娣帕哭得呼天抢地，苏格拉底让人把她带走。他的朋友们比较安静，但也是涕泗滂沱。即使那个见惯了多少人赴死的狱卒也为之动容，尴尬地向他告别：

 

“你住在这里的期间，使我认识了你，在所有到这种地方来的人里面，你是最慷慨、最仁慈、最好的人……你知道我是来传什么信的：那么，别了！要来的事不可避免，就请好自为之吧，”他说完，含着眼泪掉头而去。

 

然后行刑者来了，手里端着一杯毒药：

 

苏格拉底见到此人就说：“朋友，你是这类事的专家，你说该怎么做？”他说：“就是把它喝下去，然后在屋里走，直到两腿发沉，然后躺下，它就会自己发作了。”说完，他把杯子递过去，苏格拉底平静地接过来……手不发抖，面不改色……他把杯子放到唇边一饮而尽，神色怡然，并不觉得味道苦涩。到那时为止，我们多数人还能忍住泪（据斐多的叙述）；但是当我们看着他真的喝下去时，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不能自已……在我之前，克里托已经控制不住眼泪而走开了。阿波罗多罗斯早就一直在流泪，此时不禁哭出声来，他使得每一个在场的人都不能自持，除了苏格拉底本人。

 

哲学家请求他的伙伴们平静下来——“这像什么样子，我的怪朋友！”他逗他们说。然后站起来在牢房里走动，让毒性发作。等他觉得两腿发沉时，就仰卧下来，腿脚开始失去知觉；毒性向上发展，到达胸口时他逐渐失去意识，呼吸缓慢。克里托见他的挚友的眼睛定住了，就走过去将它闭上。

 

这就是我们的同伴的结局（斐多说）……我们能够公平地说，他是所有我们知道的同时代人中最勇敢、最智慧、最正直的人。

 

我自己也情不自禁流下泪来。也许因为据说苏格拉底的脑袋是球状的，两眼距离特别宽，他死去的情景使我想起了我看《象人》录像带时为之哭泣的那个下午。

两个人都遭受了人生最悲惨的命运：行善而被判为恶。

我们也许从来没有因身体缺陷而遭嘲弄，也没有因我们一生的工作而被判死刑。但是那种被误解的场景带有某种普遍性，以上的故事是其最完美的悲剧性的例证。社会生活充满了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的实情之间的差距。我们谨慎会被指责为愚蠢，我们腼腆会被认为骄傲，我们愿与人同，却被认为谄媚。我们竭力要澄清误解，但是我们口干舌燥，词不达意。我们的死敌占据了有权摆布我们的位置，他们向别人谴责我们。在导致这位无辜哲学家的冤案的仇恨中，我们听出了自己所受到的伤害的回响，是那些不能够或不愿意公平对待我们的人加于我们的伤害。

但是这个故事里也包括报应。哲学家死后不久，公众的情绪就开始转变。伊索克拉底写道：欧里庇得斯的戏剧《帕拉米德》上演时，苏格拉底的名字一出现，观众就哭了；狄奥多罗斯说，指控苏格拉底的人最后被雅典人私刑处死。普卢塔克告诉我们，雅典人对那些指控者恨之入骨，拒绝与他们共浴，在社交场合排挤他们，最后他们在绝望中自缢身亡。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叙述称，苏格拉底死后不久，雅典城就判处米利图斯死刑，流放了阿尼图斯和莱昂，并斥巨资为苏格拉底树立了一尊青铜像，是大雕塑家利西波斯制作的。

哲学家预言，雅典人最终会同他一样看问题，的确如此。这样的报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往往忘记，偏见与妒忌消退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故事鼓励我们，在自己与世不合时不是通过当地陪审团的讥讽的眼神来解释何以故。苏格拉底被500名智力有限的男人审判，他们由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而心怀非理性的疑虑，被告的样子又很怪。但是他仍对更为广大的法庭抱有信心。我们虽然在某一时间住在某地，但是通过这一范例，可以在想象中置身于有希望受到更加客观的审判的时代和地域。我们也许不能及时说服本地的陪审团支持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从后代做出的判决的希望中得到慰藉。

但是苏格拉底之死也可能使我们有被误导的危险。它可能使我们形成一种自我欣赏的信念，在被多数人憎恨与正确之间建立必然的联系。好像天才和圣人的命运就是先受误解，然后由利西波斯给他们塑铜像。我们可能既非天才又非圣人。我们也可能利用这一范例挑战理性，幼稚地相信，当别人指出我们错了时，我们最正确不过了。

这不是苏格拉底的意图。认为与世不合就是真理的同义词与认为与世不合是错误的同义词一样幼稚。一种思想或行动是否有价值不取决于它广受赞同或广受攻击，而取决于它是否合乎逻辑规则。一个论点不能因为多数人谴责就是错的，但也不能以英雄的姿态总是对抗多数，以为这样就一定正确。

哲学家向我们指出一条路，可以摆脱两种强有力的错觉：应该永远听从舆论，或是决不听从舆论。

如果我们追随他的榜样，努力做到永远听从理性的律令，就会得到最大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