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道路的启示

本章之所以努力澄清中国龙（Chinese Long）与dragon的区别及龙在人类学及民俗学意义上对中国人的价值，原因有二。

其一，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历史文化资产，这些资产对当前中国的国际行为有微妙而确凿的影响。龙就是这类资产的一项典型代表。但是，就像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潜意识一样，这些资产很大程度上不是以明显或直接的方式发挥影响。除非探本发微，很难得知其本意。更何况在龙与dragon之间还存在观念上的曲解，除非首先予以澄清，否则先入为主的曲解势必影响外界对中国当代行为或中国发展道路的正确认知。

其二，澄清前述扭曲的时机正在成熟。一般来说，人们只接受那些自己愿意接受的信息，而人愿意接受的通常是那些能够获得自己尊敬，或对自己有利，或至少与自己有对等资格的信息源发出的信息。利玛窦等传教士怀着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尊敬，以西方的儒者自居，才建构起与东方世界的平等与相对充分的对话。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却故步自封、国力日衰，丧失了世界前沿的地位，沦为落后挨打的境地，这自然难以获得西方一般人的理解与尊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开始迅速增长，中国本身也开始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回归，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愿意去理解中国的想法、说法和做法。

龙的观念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的行为与中国道路至少有三点启示。

启示之一是，正如龙图腾基于融合的演进方式一样，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更倾向于合作导向的一体化（cooperation - oriented integration）。这种一体化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并且与对抗性或征服性的一体化相比，彼此融合的一体化成本更低，也更容易为各方所接受。这与西方熟悉的竞争导向的一体化（competitive-oriented integration）存在差异。欧洲经济一体化拥有极高的合作水平，其实质是通过共同的市场、经济政策和治理机构“使地区或国家政府暴露于竞争之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意义是实际或潜在竞争的增加”。联盟层面的合作或规制遵循辅助性原则（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其背后的含义仍是自由竞争优先（free competition first）。在外部危机冲击下，这种竞争导向经济合作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因害怕违背辅助性原则，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之际，欧盟只是发出模棱两可的信号而未能采取断然措施阻断危机的蔓延。“当2010年2月希腊债务危机凸显之时，它的欧洲伙伴在提供贷款和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介入上犹豫不决。随着危机加剧，决策者开始责怪‘投机’，或建议采取禁止某些金融产品、设立欧洲的信用评级机构之类的临时措施。决策者们在这些无谓之事上浪费时间，按照各自的想法发出相互矛盾的信号，对此，市场的理解就是决策者们对危机束手无策。”不仅如此，竞争导向的一体化还将妨碍共同体中的强国对弱国的救助。鉴于强国已经按照条约提供了大部分地区公共产品，当危机发生时，强国倾向于质疑救助其他国家的必要性并责怪这些国家是“扶不起的阿斗”。例如，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中，德国就一直不愿承诺向希腊提供直接的资金援助。

德国的做法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迅速有力的行动形成鲜明对比。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迅速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框架内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即便1998年中国国内遭遇特大洪灾，但中国对周边的承诺和援助也未中止。与欧美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强调竞争不一样，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带有明显的合作导向的风格，其中，中国的作用尤其独特和关键。中国在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中，设定了早期收获计划（early harvest program）的安排，其含义是选择双方感兴趣的优先领域率先减免关税，同时采取能够获得直接好处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措施。对中国而言，早期收获计划并不在于从一开始就直接获利，而是为了表达合作的良好意愿，为后续的全面合作提振信心。因此，中国应东盟国家的要求，在开放农业部门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而东盟多数成员国在这一部门相对于中国有竞争优势。

启示之二是，与龙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扮演的角色一样，中国并非、未来也不愿意做世界秩序的破坏者或颠覆者。一般来说，龙及其家族是中国神话中既有秩序的维护者，并且他们能从该秩序中获得足够的利益。与之类似，作为主要的受益者和利益攸关方，中国也倾向于扮演积极的角色来维护现有的世界秩序，以保障自身及世界的和平和繁荣。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016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G20工商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也特地解释道，“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这些表态意味着，中国不谋求挑战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也不谋求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之外建立对抗性或替代性的国际机制，而是遵守现有全球规则，愿意按照自身能力，在现有体系中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中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回首过往，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所产生的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受益者，存在“选择性激励”，即参与集体行动可获得比不参与更高的预期收益，不参与集体行动将面临更高的机会成本。因此，中国的态度一直以来也是支持国际规制体系发挥作用，并且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如果因为权力博弈影响了国际机制运行及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不仅将直接降低中国获益于国际公共产品的水平，同时就中国已经投入的难以撤回的资源来说，也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启示之三是，如前所述，就像龙有不容别人触碰的逆鳞一样，中国的对外合作也有自己的底线，或不能容忍的事项，这些事项与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有关。一些研究者指责中国缺乏这样一个明确的负面清单，搞战略模糊。一些学者从美国的方面对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利益进行了分类。例如，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阿米塔伊·埃兹欧尼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对美国可以接受及无法容忍的中国的行为用交通信号红灯、黄灯与绿灯进行了划分。其中红灯是警告中国不要使用武力改变现状，黄灯是容许它增加在区域的影响力，绿灯是接受让中国获得所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努力。从中国方面来看，这意味着扩大区域影响力与从全球获得发展资源的需求是可以满足的，但不能挑起战争。实际上，中国从现行国际体系中所获甚多，不想也不需要诉诸武力来改变现状。中国有耐心和信心。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及其地区影响力的增加，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已经对中国的“逆鳞”有了明确的表述：“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其中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涉外国家利益的三大支柱或要素。此三大国家利益要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国家主权受到侵犯，安全面临威胁，发展利益很难得到保障。同时还应看到，在三者之间，捍卫发展利益具有更为基础或决定性意义。没有发展，主权和安全便是一纸空文，亦如十八大报告中所说：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本途径。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发展利益，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市场，技术，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不仅为中国发挥自身绝对和比较优势提供平台，还成为扩大就业和积累资本的重要场所。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所处的中低端位置，均和技术落后密切相关。在技术赶超过程中，学习、借鉴和购买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构成中国技术进步的源泉之一。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资源和能源供求缺口巨大，而弥补缺口的基本途径是进口。我们常说的中国需要世界，至少在经济层面上指的便是这三项发展利益。捍卫发展利益的根本手段，在于维护一个开放且公正的贸易与投资体系。中国遭到外部世界的孤立，其结果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都将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