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

品读大连话，会发现大连话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土，二是狠，三是简，四是逗。比如“造”这个词，便淋漓尽现大连话的这些特点。

在大连话中，阴平声调（一声）缺席，大多数被读成上声（三声）或去声（四声）调，这也是外地人难解大连话的主要原因。上声或去声调，造成了大连话的土气、劲道和泼辣气。“造”便是一例。但是，“造”是大连话中比较鲜见的发音准确的一个。

造，是吃或大吃的意思。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连人上班大多自带午餐，尤其是工人阶层，即使工厂有食堂也不舍得消费。工人饭量很大，通常是用两个饭盒来带饭，饭盒为铝制的，一大一小，大的用来装主食，小的用来盛菜。主食多吃才有力气，菜量少且咸，主要是为了下饭。将两个饭盒捆在自行车后座上，如果没有汤水，也可以用网兜挂在车把子上。热爱文学的青年工人，会在网兜里装一本外国小说。还有一些工人在电大学进修，网兜里装的是课本。经过一上午的劳作，工人们汗流浃背饥肠辘辘的。到了饭点时间，大家涌进蒸饭间取回自己的饭盒，在有说有笑间，将两个饭盒里的食物造进了肚子里。然后以各自的方式午休，读小说的，看书学习的，打盹的，甩扑克的……在钢厂里，工人以男性居多，中午在工厂食堂吃饭成为一道景观，每个人都是拿两个脸盆吃饭，一个盆盛菜，一个盆装馒头或大米饭。那吃饭的场面简直是蔚为壮观，气氛也是相当火爆的，工人们吃饭的量和热情可用一个“造”字来形容。

在小区里，你会听到看孩子的长辈们在抱怨：现在的孩子太挑食了，小嘴尖尖的，这个不爱吃那个不爱吃，哪像过去的孩子，泼实（大连话，意为皮实，不娇贵）得像头小猪，只要能吃，给什么造什么。

在过去年代，大连农村地区请人帮忙建房或种田，都不付工钱，往往是管顿饭就了事。但这一顿饭大有讲头，花样儿不必多，但一定要油水充足，最关键的是要保证“管够造”的量。工匠们上桌了，主妇开始大盆大盆地走菜，男主人拎瓶老白干走过来吼了一嗓子：“老少爷们儿，管够造！”这就相当于如今的“吃好喝好”。

造的音和义，与吃是毫不相干的。为何以“造”来形容“吃”呢？追索大连人的生活方式，已找不到一丝相关的线索。

由“造”组词的大连话是“抗造”，是指历经磨难也不气馁的品质。如果某种物品被称作“抗造牌”，它一定经久耐用，不怕磨损，物有所值。在生活极其贫困的年代，人们对物品质量的首条要求便是“抗造”。但今天，人们更注重的是精致与美观，对是否抗造不再强调。

造与抗造，虽然都显得有些粗俗，但在表情达意方面却有物尽其用的功效。王小波在《有关“伟大一族”》一文里曾使用过“造”——“有位老同学从美国回来探家，我们俩有七八年没见了。他的情况还不错：虽然薪水不很多，但两口子都挣钱，所以还算宽裕。自从美国一别，他的房子买到了第三所，汽车换到了第四辆，至于PC机，只要听说新出来一种更快的，他马上就去买一台，手上过了多少就没了数了。老婆还没有换，也没有这种打算，这正是我喜欢他的地方。虽然没坐过罗尔斯·罗伊斯（即劳斯莱斯，英国著名豪华轿车品牌），没住过棕榈海滩的豪华别墅，手里没有巨额股票，倒有一屁股的饥荒，但就像东北人说的，他起码也‘造’了个痛快。”

中国古代传说中有一种神兽叫“饕餮”，它是一种想象中的神秘怪兽，这种怪兽没有身体，是因为他太能吃把自己的身体也吃掉了，只有一个大头和一个大嘴。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吃能造，见到什么吃什么，见到什么造什么。由于吃得太多，最后被撑死了。“饕餮”是贪欲的象征，常用来形容贪食或贪婪的人。贪食曰饕，贪财曰餮。造，与饕近义，是能吃、贪吃的意思。

“饕餮”的本义是贪吃，但是在现代餐饮业中，饕被引申为“会吃”。广州周记茗点居（茶楼）的月刊《老饕美食》中，“老饕”、“饕民”是指那些爱吃、会吃的食客或美食家。大文豪苏东坡曾有《老饕赋》云：“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从此，“老饕”便流传开来，成为热爱美食懂得美食的文人雅士的代称。与梁实秋同期的美食作家赵珩，曾写过一本《老饕漫笔：近五十年饮馔摭忆》，是中国美食随笔的极品。

从马洛斯需求层次论的角度来看，“造”是生理需求层，而“饕民”、“老饕”是站在更高一个层次。人家吃的与咱们吃的内容、境界是不同的。中国美食家绝大多数出身作家或画家，比如张大千、梁实秋、蔡澜等。谁能将鲁迅与美食、美酒联系在一起？但鲁迅确实是美食家，他的日记中有北京65家餐馆的名字。鲁迅不但会吃，还会做，对许多菜肴都有堪称“行话”的独特见解。敢对食物挑三拣四评头论足，能在食物中发掘历史、文化和人生况味，那肯定不是捧饭盒子可劲儿造的工人老大哥。

造，也指过度放纵食欲的贪吃者。大连人爱吃烧烤，夏夜在街头找一家干净正宗的烧烤店，要了啤酒，点了各种烤串，几个人居然吃了近百个羊肉串，还有若干烤羊鞭烤羊蛋烤羊眼睛烤羊脸，烤鸡头烤鸡胗烤鸡翅膀，烤大蒜烤韭菜烤香菇，烤大虾烤蚬子烤生蚝烤扇贝等。吃了这么多食物如何来形容，也只能用一句大连话“哥几个真能造”来说了。

“造”是享受挥霍，是消费或消耗的一种极限状态，是一种透支行为。会过日子的人，肯定不会随便造，懂得克勤克俭，细水长流。造，也是大连人豪爽慷慨性格的写实。比如大连人请客吃饭，不请则罢，请了绝对不苟苟气气（指小气），十盘八碗摆得满满当当，让你吃不了打包走。这种“管够造”的热情如今已不被提倡。造，多少有些暴发户的心态。

在过去的年代，物资有限凭票供应，大人有大人的量，小孩有小孩的量，细粮有细粮的量，粗粮有粗粮的量，绝不能寅吃卯粮“管够造”、“随便造”。人们都是精打细算地过日子，“管够造”的生活只存在于憧憬之中。如今人们不怎么说“造”了。日子虽然好过了，食欲却普遍下降了。造成食欲下降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食品种类异常丰富，人们吃够了吃腻了；二是食品安全问题扼杀了食欲。面对食物，再也没有了过去的欢喜和满足，怀疑，惧怕，愈是色香味俱全，愈是疑虑重重，吃得小心谨慎，浅尝辄止，没人敢放心地造了。过去人们对食物的“造”，完全是一种生存需求，没有人去想食品安全问题，那时的食物是很安全的。一如那时的天空蓝意盎然，那时的人纯朴善良。

“造”是奢侈的音效。现代人物质极度丰盛，在物质层面尽情地造，而内心的幸福感与满足感却日益衰减。据说，2008年全中国民众的购书费，跟手机短信费基本相当。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讽刺。如果人们在物质上稍微有点精算主义精神，而在精神消费上有“造”的需求，是不是会活得更有趣一些呢？

文化学者朱大可认为，这些年来，中国民众一直沉浸于盛世幻觉之中，暴发的新贵阶层和崛起的中产阶层，都受到乐观主义的鼓舞，被经济增长的消息所激励。然而，全球经济危机给了这种风潮迎头痛击。人们开始从盛世幻觉中醒来，重新思索有关消费、珍惜与幸福等古老命题。面对严峻的生活现实，人们开始以节俭和精算作为生活策略。用大连话“造”来描述盛世幻觉中人类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最精准不过。

如今在高压的生存现实面前，年轻一代开始学会精算，生活主张“简”、“俭”、“减”，以“造”为耻。贫穷年代的节俭，因为缺乏奢侈品的参照系，所以没有太多心理压力，是一种快乐的节俭。而物质繁荣时代的节俭，因有过“造”的经验，而成为一种痛苦压抑的心路历程。在各种“简”式生活案例中，最极端的莫过于曾流行一时的“百元周”，这种所谓的精算是一种临时生活策略，不具可持续性，严重降低了生活质量与快乐。一旦经济好转，“造”行为必定会卷土重来。

大连人以舍得造为人生快意，而上海人在精算式的生活中活得优雅而滋润。上海人的精算在大连人眼里是“抠门”。大连人对上海人请客吃饭使用的小碟小碗嘲笑不已。而如今，这种细小碗碟已成为全国餐饮业的标准用具。上海人的精算生活方式曾遭人讥讽，身为上海人的朱大可为此辩护，“精算是上海人的区域性格特点，它源自江南地区的自耕农传统。那种精细耕作和精打细算的方式，孕育了上海市民的特殊品格。上海人的节俭是具有现代性的，它符合我们对人类资源的基本立场。”“精算主义”的域外榜样是犹太人，这个曾遭到莎士比亚嘲笑的“吝啬鬼民族”，就是全球精算者的最好榜样。朱大可大声呼吁“精算是一种需要呵护的地域习性”。这个呼声应该“顶”！

东北人说我们地大物博，大手大脚一点无所谓，其实，“物博”不过徒有虚名，“地大”也是夜郎心态，我们的生存真相是耕地面积减少，土地退化严重，荒芜程度增加，污染加剧等，人类的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有限。地球母亲在哭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实在太糟糕了，我们把地球造完了！欧洲太阳能协会主席赫尔曼·舍尔曾出示这样两条曲线：一条是人类能源消耗的上升曲线，另一条是地球能源储备的下降曲线，当两条曲线相交之时，便是人类灭亡之日。他认为，这个时刻距离我们只有30年之久。这绝非危言耸听，人类确实应该结束“造”的饕餮行径。以上海人的“精算主义”重新对待地球，我们会在这个地球上居住得更久一些。

造，既然有浪费和挥霍的意思，也就有了贬义之用。企业领导私心太重或管理无方，将企业搞垮了，工人们会说“好好的厂子，让他给造完了！”造，也是破坏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