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老舍没有远行

独抱寒衾忍不眠/长思死别廿九年/爱国忠诚如烈火/舍家抗战两地牵/相亲相谅又生路/似血似泪断续篇/默视无言心宁静/为民乐业力争先……

这是人民艺术家老舍的夫人、著名画家胡絜青的诗赋《忆老舍》。

1984年春，老舍85周年诞辰之际，人民大会堂举办了有彭真、习仲勋等诸多国家领导人和专家、文友出席的隆重纪念大会。会上，胡絜青代表全家宣布，将老舍故居、书稿、字画等全部捐献给国家，后赋诗述怀。

当年，这深情的述怀使我心灵震颤，久久沉思，思起50年代我听老舍先生讲课，毕业时老舍先生又送行、合影的一幕幕；思起60年代我去拜见在鞍山汤岗子温泉疗养院疗养的老舍先生，聆听到他的肺腑真言，看到他的全家福照片的一幕幕。那时方知他的夫人胡絜青不仅是画家，还曾是文学教授，师从钱玄同大家。今天，她同老舍“长思死别”“似血似泪”历经的苦难，不仅使我震撼、崇敬，更使我想寻机拜见这位倔强的满族长者、伟大的女性。

几年后，我主编的《五彩的园圃》一书有幸获得第二届冰心儿童图书奖，颁奖台上在座的有雷洁琼、叶君健、杨沫等名家，为我颁奖的正是我敬仰的胡絜青老人。颁奖仪式后，我曾同她并座畅谈。这次谈话使我理解了老舍夫妇这一满族家庭不仅如巴金所赞“他的全部作品都贯穿着一根爱国主义的红线”，他们的一切行动也始终展现了“爱国忠诚如烈火”的风范。

老舍不足一岁半时，其父亲——一位满族护军——便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战死。八国联军挺进京城，洗劫烧杀，抢走老舍家的衣物后，还将空空的木箱扣到了正在襁褓中熟睡的老舍身上，老舍也因此幸免于难。这尚不谙世的婴儿心灵怎能不深深刻下对杀父仇敌的记忆？怎能不燃烧忠诚爱国的烈火？五四运动后的1922年，在南开中学的双十节纪念会上，青年学子舒庆春（老舍本名）激情演讲：“我们要负起两个十字架……我们既要为铲除旧世界的恶习、积弊和有毒的文化而牺牲，也要为创立新的社会民主和新的文化而牺牲。”

但是，这一对正红旗下精忠爱国的满族父子，他们负起十字架献身后的骨灰盒里都没有留下他们的忠骨骨灰。父亲舒永寿骨灰盒里装着的是他抛于战场的血迹斑斑的布袜子和生辰八字；而存于北京八宝山公墓的老舍的骨灰盒里，装的是先生笔耕用的眼镜、钢笔、毛笔和他最喜爱的茉莉花（当年“四人帮”下令“不得保留骨灰”）。

于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深受人民崇敬的老舍，于1966年“文革”风暴乍起的8月，因不忍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屈辱，独自走向同他母亲祖居仅一墙一水之隔的太平湖，投入了一生含辛茹苦抚养他长大成人、将宁折不弯的刚烈性格传给他的敬爱的母亲的怀抱。

老舍没有留下骨灰和遗言，却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爱国主义红线足迹。20世纪30年代初，老舍从英国任教归国，同胡絜青女士完婚，夫妇在山东任教、讲学、生子，自称“乐安居”，创作走高，《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等四五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相继问世。抗战炮响，老舍挥泪搁笔，舍妻撇子投入抗战洪流。“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1937年11月，老舍独自抵达汉口，冯玉祥将军亲自接老舍到他家下榻。当时冯将军大力提倡高唱抗战歌曲，曾请陶行知之子到福音堂等地教歌，老舍立马随之而行，同时运用快捷的鼓词、相声等通俗文艺形式创作并亲自表演，及时向群众宣传抗战。老舍连夜写出的《丈夫去当兵》（张曙作曲），在群众中得到极大反响，普遍传唱。他曾说：“在战斗中枪炮有用，刺刀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鲁迅先生亦说过，“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佛罗培尔的”（《论“第三种人”》）。

1938年3月，周恩来在武汉汉口组织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推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即总负责人。从武汉到重庆，老舍一直全力以赴做好文协工作。

文协的宣言提出，民族的命运，也必将是文艺的命运。老舍花费了大量心血，团结、组织作家以笔为武器，为正义呐喊，参加抗战。他不仅以自己的长项写出大量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宣传抗战的通俗文艺作品，还创作了抗战小说《火葬》，通过艺术形式告诉人民，“在战争中敷衍与懦弱”就是“自取灭亡”，必须战斗！1942年，他在一文中写道：“抗战以后，我差不多没写过什么与抗战无关的内容。我想报个人的仇，同时也想为全民族报仇，所以不管我写得好不好，我总期望我的文字在抗战宣传上有一点发作。”他还说，敌人“抢的是中华的土地，杀的是我的同胞；假使这样的仇恨，还不足激动我的心，我就不算人了，更何有益于文艺？”

在重庆，老舍还组织了一个由宋之的、杨朔、叶以群等二三十位作家组成的战地慰问团，到前线慰问，其中东北作家有罗烽、白朗夫妇等。慰问团从重庆出发，经陕、甘、宁、豫等八省，遭敌机轰炸三四次，险些丧命，历经近半年时间，在枪林弹雨中长途跋涉，慰问“苦斗战士”。老舍因文协常务工作繁忙，加之腿脚不便，未能随行，但9月慰问团到达延安时，他也赶到了。毛主席在窑洞里接见了老舍，说：“你是周恩来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为了抗战，我们走到了一起。”毛主席还设宴招待了他们。老舍同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肩而坐，举杯同饮。老舍还即兴表演了京戏清唱，表达了万众一心、勇猛杀敌的真情。这是老舍第一次同久仰的毛主席亲切会面交谈，他真切地感到共产党就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他无比钦佩地说：“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酒量，我不能比；我一个人，毛主席身边是亿万群众哪！”事后他写了一首歌颂延安的长诗《剑北篇》，当年《新华日报》给予高度评价。《剑北篇》可谓最早的延安颂，曾被朱自清誉为“使诗民间化”的“抗战诗坛”代表作。

新中国成立，老舍曾立誓“为创立新的社会民主和新的文化而牺牲”的新时期到来，他肩负这个十字架，勤奋创作，敬业工作。因操劳过度，身体不适，周总理安排他到鞍山汤岗子温泉疗养院疗养。辽宁省作协得知后，特派我前去看望并约稿。

那天，我下了火车径直来到老舍的房间。他的房间是一床一桌两木椅，桌上有一酒瓶插着各色野花，发出幽幽清香。那时没有买花、献花的风气，但我已因两手空空贸然到来而有些发窘。老舍却热情直说：“我来时一再表示不要同当地打招呼，不要惊动人家，我就是一个普通疗养员嘛！”

为了打破僵局，我表达了辽宁省作协对他的问候后告诉他，我在文研所学习时听他讲过课，讲的是文学语言问题，他的关于如何从生活中提炼语言的精辟论述，我至今记忆犹新。毕业合影时，先生还曾大声热情嘱告：扎根群众，勤学苦练！我边说边学着他当年手杖拄地、高高扬手的姿势。老舍哈哈大笑起来，说：“那是在鼓楼东大街一个朱漆大门院里吧？我这人，一看见青年朋友就想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嘛！”抗美援朝时，以贺龙为团长、老舍任副团长的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中途路过安东，我们接待过他们。之后我读到了当时很轰动的他的长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记得当年有评介说，老舍坚持在朝鲜前线半年有余，同志愿军战士同吃同住，并要爬到被志愿军英雄顽强攻破的敌人“最坚固的阵地”老秃山高地看看，战士们要背他上山，他坚决不依，硬是自己拄杖一步一喘攀上山顶。后来，写出了这篇有开创性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

老舍听我说完嘿嘿笑着说：“你这小同志记性挺棒哇，那《无名高地有了名》是我写兵的第二部长篇。”我马上插话：“第一部是抗战时写的《火葬》吧？”

老舍点点头，回忆似的说：“这第二部真胜过第一部哟。我在朝鲜前线和战士们一起蹲坑道，听炮声，那一平方米多的秃山顶上竟落了1000多发炮弹，真是英雄战士、英雄阵地，我两手扑地爬也要爬到山顶去，若不怎么能产生《无名高地有了名》呢！那半年多的火炼，炼了身体，炼了灵魂……”

他掏心窝子的话使我联想到我亲历的抗美援朝的炮火，想到从他作品的炮火硝烟中展现出的“可爱战士”，以及“颇有学问的”指挥员们那机智勇敢、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他是“北京味”权威，也可称“火药味”的“勇士”。他写出的北京平民和“最可爱的人”惟妙惟肖的形象，都经过了历史时光的考验。同时，他笔下还有脍炙人口的旗人、艺人……记得当年在《龙须沟》上演之前，有一出轰动京城的话剧《方珍珠》，写的是一女艺人的故事，好像还拍成了电影。此剧很容易让人想到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我贸然问老舍先生：“听说新凤霞和著名作家吴祖光结婚是您给介绍的，您还是主婚人，是吗？”

老舍微微一笑，没点头也没摇头，给我讲了一个当时令我感到非常新奇而有趣的故事。

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成立，郭沫若被选为理事长，老舍等为副理事长。老舍很重视这个职务，任职后立马带人到北京天桥视察。十四五年前他在北京时，常到这个艺人聚集的地方。现在旧地重游，一切都感到新鲜。有一小客店，挂着新凤霞的大照片，有人打着锣鼓吆喝：新凤霞唱戏在万盛轩/一毛钱就能看一天/我店离万盛轩真不远/看戏回来请住我店/大通铺卫生还省钱……

老舍果然去看了新凤霞的评剧，回来便想在这能躺十来人的大通铺上睡一宿，第二天接着看剧。陪同人员绝不同意他住在这儿。他只好交了住宿费，坐着闲聊一阵。正巧遇一人来募捐，说是有一花旦演员得了重病，“戏迷”们有人捐出几角或几元钱。老舍打开钱包拿出20元人民币。那人深鞠大躬，要他留下姓名和地址，老舍说自己是卖野药的，名叫龙套。从此老舍和新凤霞的剧团也有了些联系。对吴祖光，老舍是在重庆认识他的，吴祖光工作的《新民晚报》首发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国民党要追捕他，他逃至香港，后来到北京。老舍领吴祖光看新凤霞的评剧，二人一见钟情。1951年，二人结婚，欲在酒店办婚礼。当年这样大的举动很少，他们便声称办“鸡尾酒会”。当时可能有人不知“鸡尾酒会”之名，或故意要幽他一默，来赴宴的侯宝林等还真的抱一大公鸡，要割鸡尾助兴。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随口说：“您可以写篇很有趣的散文。”老舍摇头说：“咦，使不得，写不得……”

我理解了，那个年代是不宜发表此类散文的。我郑重问了一句：“先生，您手头还有朝鲜的战地随笔或写北京的散文吗？”说着递上了我带去的文学杂志。

老舍先生翻翻杂志，直率地说：“哦，派你来是向我约稿的呀！”他沉思一下，慢慢说：“现在办杂志都要反映现实生活。我现在可不能像当年那样爬山走路喽，出门步步离不了拐杖。在北京每天至少还要吃个鸡蛋吧，能与群众同吃同住吗？不真正深入工农兵生活，哪能写出你们期望的反映工农兵现实生活的好作品呢？”

这一番话使我有点儿吃惊，我觉得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同我这无名小辈发出如此肺腑之言，在当时是难听到的，这真是一位掏心窝、讲真话、光明磊落的真实老人。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但这番真话使我放松了，同老人随便闲聊起来。我说曾听女作家白朗说过，冯玉祥将军有一首打油诗：“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妻子儿女全不顾，赴汤蹈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笑笑，长叹一声说：“那时真是赴汤蹈火为抗战，一心狠打日本鬼子，舍家抛业，什么也不顾了。可苦了他们母子三四口了。”

我试问：“以后，他们长途跋涉也到了重庆。据说您就是依据他们在北平敌占区的经历创作的《四世同堂》，是吗？”

老舍点点头：“正是，正是。”

1943年，胡絜青携子女千辛万苦赶到重庆，一家六口居住在抗战文协办公地北碚。北碚原是嘉陵江边的一个小镇，全国抗战爆发后，成为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聚集了郭沫若、胡风等大批文化精英，被称为“三千名流汇北碚”。他们抗战热情高，力量强，但生活很艰苦，多住简陋茅屋、吃糙米，“数月未尝肉滋味”。老舍一家的住房老鼠多，他们便趣称为“多鼠斋”。

在“多鼠斋”里，夫人胡絜青不断向老舍述说日寇侵占北平后她的所见所闻。人民所受之涂炭，日寇无恶不作之暴行，激起了老舍对敌人的仇恨及对苦难人民的同情和呼喊。他满腔激愤，酝酿长篇小说。1944年，他开始动笔创作《四世同堂》。他以营养不良之弱体，夏抗炎热，冬抵严寒，呕心沥血，坚持写出了《惶惑》《偷生》两部，以北平为背景，描绘一家四代人历经沧桑终不解体，顽强生存的不可征服的民族抗争精神。此书被评为抗战小说中的经典。同时，老舍还创作了短篇小说《火车集》《贫血集》，加之长篇小说《火葬》，总计200多万字。这抗战极其艰苦的四五年，竟是老舍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说是高峰期，其实是时代的产物。”说着，老舍顺手从一本书里抽出一张他们的全家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夫人胡絜青——高高身材，眉清目秀，文人气质。老舍告诉我，她烧得一手好菜，还能亲自给他裁制绸料衣衫和皮袍子，是贤内助。但他们不门当户对。老舍出身于满族底层贫民，除他，自祖辈往下数，家里没有一个识字的。而胡絜青的父亲，是清朝正三品大官。不过他们能结成姻缘也有相似的缘分，他们都是父母膝下的老疙瘩，都被视为掌上明珠，读书亦都上进。胡絜青考取师范学院时，班里只有三个女生，她苦读到大四，便能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散文小稿了。所以，她一直任语文教师，是老舍的得力助手。因她小时随母亲描红绘画，新中国成立后师从齐白石老人，成为国画大家。

可能因为在疗养院老舍独居一室，少有谈话对象，也可能因为我曾是他的忠实学生和读者，他热情亲切如我的家长一样开怀畅谈，使我了解到了两个满族家庭的演变，更体味到他的作品中那曾被鲁迅先生称为“地域特色颇浓厚”的十足京味和满族旗人的独特性情和风格。他笔下常常现出“泪中有笑，笑中有泪”的幽默、悲凉的场景。清末民初，满族没落，失去了皇粮、俸禄，生活无着落，只好拾起游牧时代的歌舞特长，靠吹拉弹唱，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排解心中郁闷。老舍自幼便受通俗文艺的熏陶，在幽默、诙谐、乐观中滋生了要改变命运的坚毅、自强、抗争奋斗精神。他的作品是他亲历、熟悉的生活的再现。正如英国学者卡莱尔对莎士比亚的评语，“他高贵真诚的灵魂茁壮成长于自然的最深处……他就像一棵橡树，从大地的怀抱中成长起来”。坐在我面前的这位真诚老人，就是扎根于大地、不断发出自然的声音的高大橡树！

当我同老舍先生告别时，他手拄拐杖起身，一定要把我送到火车站。那时疗养院所在地是农村小镇，去火车站的路是沙石土路，火车只停一分钟。我一再劝他停步或我扶送他回去，他坚持不依。当发现路边有野花摇曳时，他又驻足哈腰采下几株野花送我。我马上想到“护花之神”的美誉，老舍大师乃真、善、美的化身！当时我曾想待将来有机会去北京再拜见先生时，我一定买束他喜爱的鲜花赠献先生（已为终生遗憾了）。我手持野花扶先生一步一步过铁路到火车站。我匆忙上车，火车开动后向他招手，隔窗望着他一手拄杖、一手向我扬手的身影渐渐远去，不由想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他虽不是“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但确是“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显出努力的样子”，“慢慢”行走。那拄杖扬手的身影，正是在“晶莹的泪光中”远去的“我最不能忘记的”父辈的“背影”，迎风挺立的高大的橡树。

一个月后，老舍寄来一篇题为《学生腔》（刊发于《鸭绿江》1962年10月号）的短文，谈的还是有关文学语言的问题。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谆谆告诫读者要“思路清楚，说得明白，须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勤学苦练是必不可少的”。这后一句，正是当年他嘱告我们的掏心窝的话，也是语言大师老舍的终生体验和忠告。他的语言来自生活，来自民间，精彩、生动、凝练，又富有诗意，可谓炉火纯青。

以后我读到了老舍炉火纯青的《正红旗下》，正是他浸透半生心血酝酿、构思出的真正的文学，自然的声音，满族文学的扛鼎之作。他以浓墨重彩展现了清末民初满族及中国社会风雷激荡的历史画卷，展现了满族文化的独特风采和历史表现力。遗憾的是，我们读到的只是这部长篇小说开头的11章8万字，仅读到小主人公的诞生和童年。我们冀希他的成长，我们等待读下去。但是，我们再得不到这艺术的享受，再领略不到这部经典小说给予我们的深邃思想了。老舍先生在正红旗下肩负着两个十字架，痛苦地放下了他的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巨笔。这支笔和那香气不绝的美丽的茉莉永远在他的骨灰盒里放香，让我们深深记忆这支笔留给我们的闪耀着民族光辉的文化遗产，给予我们世世代代汲取不尽的永恒力量和对美的追求。老舍先生仍拄着拐杖幽默地、亲切地、频频地向我们招手，如高大橡树挺挺站立。大师，没有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