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平安稻谷(1)
一
公元1945年8月15日，酷暑难挨。
我爷爷周安顶着草帽，拎着铁锹，赤着泥脚，踩着湿漉漉的水渠，冒着炎炎烈日，一畦接一畦地挖开田埂，耐心地给稻池灌水。
伏天里，龙王偷了懒，降水不勤。立秋后，老天敞开蓝瓦瓦的大脸，任太阳无遮无拦地烤。村外的水泡子瘦了，喜水的三棱草蔫了，庄稼的颜色也不翠绿。旱地作物尚算可以，穗粒饱满地渡向成熟，只欠白露前一场透雨。水田却不行，稻秧茂盛地抽穗，正需水满肥足，却眼瞅着埂干水枯，秧蔫头垂。
我爷爷坐不住了，生怕毒日头烤干稻池，烤黄稻秧，毁了收成，没等吩咐，自己跑向稻田，甩开膀子，引水入渠。
很早以前，稻田曾是我们家的荒甸子，我爷爷贪图那片苇子，买了下来。天寒地冻时，我爷爷踩在冰上，割下苇子。我奶奶在家，编成各种图案的席子，卖给城里讲究的人家，有模有样地铺在房子的檩木之上，既好看又干净。
后来，这里变成了稻田，就不归我们家了，水田为日本人专属，“满洲人”不许拥有，于是，田的主人成了犬冢一郎。十年前，他带着开拓团，扛着枪，来到辽西古城——兴城，到处寻找风水宝地。走到城西十几里远的羊安堡，打了个尖，又往村南踅摸了一圈，驻足在龙河北岸。望着长满芦苇的荷泽之地，眼里放出贼亮的光。
从此，我们家与芦苇的缘分就尽了。
本来，日本人的眼光和我爷爷没有关系，荒甸子出不了一升半斗的粮，卖苇席子的钱顶多换出半年的油盐酱醋，占就占去了吧，没有和日本人计较。我们是本分人家，不想惹麻烦，躲还来不及呢。更何况我们家的生活比较殷实，养着一挂三套马车，住着七间粗梁抱柱的房子，种着十几垧平川好地，不在乎每年少了几车苇子。可是，我爷爷还是让日本人盯上了，逼着给他们打头扛活。
农家院里的活儿，我爷爷是样样精通，本可以万事不求人，根本不需要给日本人扛活养家糊口。村里的保长曹振东一个劲儿地向犬冢一郎举荐我爷爷，称让周安当扛活的把头，在荷泽之地填沟清淤，铺泥修渠，挖出百亩良田，那是不二人选。
日本人选把头，精明极了，保长举荐了，也不完全相信。犬冢一郎亲自到我们家考察，眼睛隔着大门，只往我们家院子一扫，就圈定了我爷爷。我们家的院子，家什农具摆放得特别讲究，到处都是我爷爷心灵手巧的痕迹，哪怕挂在墙角的簸箕，悬在牲口棚里的马鞍子，都是与众不同地妥帖。这样的好把式，他们怎肯放过？
许多年过后，我爷爷九旬寿终，人们还在夸，打有村子起，三百多年了，没出过这么巧的庄稼把式，赶车扶犁，点种育秧，割地打场，舂米磨面，砌墙盖房，烤烟酿酒，喂猪养羊，周安老爷子无所不精，无所不长。即使是扎扫帚、锔大缸这等不常干的活计，也是手拿把掐。只要是庄稼活儿，让老爷子搭上一眼，准是行家里手。
可是，我爷爷却没给曹保长面子，拒绝给日本人开荒种稻。其实，我爷爷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民族气节，也不是对日本人恨之入骨，更不是丢了荒甸子心里难受，他很简单，干活儿吃饭，过与世无争的平常日子。他之所以拒绝，是因为没见过稻谷，更不懂稻田为何物，怕丢了手艺。
我爷爷越是不肯，日本人越是要我爷爷。曹保长本来就讨厌我爷爷一副死脑瓜骨，咋拍都不开窍，哪怕是给保长家杀猪宰羊，仍像到平常百姓家，斤是斤两是两地拎回顶工钱的肉份子，惹得保长好没面子。曹保长正愁没缝下蛆呢，趁此机会，借着日本人的手，让我爷爷“明白明白”，硬说我爷爷私藏枪支，送进了县城的大牢，让我爷爷和日本人计较去。
日本人的牢房，可不是闹着玩的，过一次堂就是一次死里逃生。我爷爷从阎王爷的手缝里挤出来好几回，老虎凳、辣椒水尝了个够，愣是没明白，咋就成了反满抗日分子，当然，也不知道招供了就少挨打的道理。
倒是我爷爷的哥哥，我大爷爷周平，脑子灵活。大爷爷在城里开了间名为“德号昌”的杂货铺，朋友多，见识也广，花钱找了个明白人，锯了两截钢管，权当枪管交了，还替我爷爷向日本人承诺，给开拓团当把头，别说是开一百亩水田，就是一千亩，也是理所当然，大东亚共荣嘛。
大爷爷貌似奴颜婢膝的谦卑，换回了我爷爷的命。我爷爷出来时，还挺着脖颈说，我没有反满抗日。大爷爷照着我爷爷的脖颈就是一巴掌，训着我爷爷，忘了咱妈是咋说的？
我曾祖父逝于第二次直奉大战，死前发过一笔战争财，据说是贩卖粮草，也卖情报。血淋淋地从水上长城九门口拉回家，只给曾祖母留下一句话，平安是福。我曾祖母谨遵这句话，把两个儿子改名为周平、周安。
那一天，我爷爷周安在我曾祖母的安慰下，安定了下来，垂着头，被保长曹振东牵到了犬冢一郎的尖顶房子里，聆听翻译官喋喋不休地传授如何开垦稻田，如何育秧，如何插秧，如何浇灌，如何施肥，直到如何收割脱粒。
也许，我爷爷天生就是禾苗的奴隶，庄稼的贱种，筑过拦截龙河的水坝，修了阡陌纵横的水渠，看到秧苗绿茵茵地长在了水里，就喜欢上了，不由自主地让犬冢一郎这个日本人套上了笼头，而且一套就是十年。甚至自己家的庄稼都耽搁了，日本人的稻田里，却找不到一棵稗子。日本县长放过狠话，稻子减产一斤，村里每户人家必须多交十斤出荷粮，否则就是经济犯。
精耕细作的稻子，稍有疏忽，就减产个百八十斤，每家每户就得多交千八百斤的出荷粮，田少地薄的人家就得卖儿卖女度饥荒。我爷爷害怕极了，竭心尽力地侍候稻田，唯恐自己一时不慎，让村里饿死人，瞪圆了眼睛看稻苗，直至籽丰粒满，颗粒归仓，才松下一双劳累的腿。
我爷爷把自己变成了牛。
日头偏西，暑热不消，满世界的知了吵成一团。好在坝高渠宽，水流顺畅，一畦接一畦的稻田很快灌满，我爷爷这才感觉到，身子被日头晒得发烫，汗也快流干了。可他看到灌过水的稻秧，全都挺直了腰身，心里便一片清凉。眼瞅着稻穗越抽越大，越长越沉，再过四五十天，又是一个丰收的年景，村里人再也不用担心多交出荷粮了。这么一想，我爷爷甚是欢喜，也像这稻秧一样，伏在水里，洗了个透彻。
我爷爷总是这样，喂饱了猪，喂饱了羊，喂饱了牲口，侍候完了庄稼，才猛然想起，自己已是口干舌燥，肚子饿身子乏了。
清爽过自己，我爷爷迈开步子，向犬冢一郎居住的尖顶房子走过去。那是座白墙红瓦的尖顶房，单独矗立在碧绿的原野中，格外醒目。房前，有一根高耸的旗杆，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犬冢一郎总是隆重地走出尖顶房，将一面太阳旗高高地升过房顶，直至太阳升至一竿子高，犬冢一郎还在凝视那块破布。天上的太阳和旗上的红圆圈重合了，我爷爷便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他觉得旗上的红圆圈渐渐地活了，飞扑下来，张开血盆大口，将他一口吞噬进去，骨头都不剩。
没有风，没有云，湛蓝的天上，孤独的白日正在西垂，还有那座尖顶房，也是在原野上孤独地立着。旗杆上的那面旗，不知啥时滑落下半截，无精打采地垂着。除了知了在无知地吵闹，世界静得要死。正向尖顶房走过去的我爷爷，丝毫没有意识到，此时的犬冢一郎，对稻田的丰收与否，已兴致全无。因为，世界正在天翻地覆。
我爷爷洗净泥脚，换上木屐，正准备迈进尖顶房子，忽然听到屋里的收音机传来沙哑迟滞而又忧郁的声音。我爷爷探头望过去，看到屋子的拉门大敞着，里面一片狼藉，碎纸片、碎布条、碎瓷片扬满了木地板和榻榻米。犬冢一郎全家老少六七口人跪在地上，抱在一起，哭成一团。唯有怀里的小婴孩，对哭声全然不顾，叼住犬冢一郎妻子的乳头不放，一口接一口地吸吮。
一家老少，不管我爷爷如何劝解，依旧悲痛欲绝，泪如滂沱，悲伤程度，如遇天崩。
风和日丽，天清气爽，家人齐全，无灾无难，哭的是哪门子丧？我爷爷困惑不已。
收音机里沙哑的嗓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犬冢一郎全家冲着收音机，一遍又一遍地跪拜磕头。毕竟常年给日本人干活儿，耳濡目染知道些日语，渐渐地，我爷爷听出了些门道，原来，他们的天皇正在宣布投降。
我爷爷顿时释然，心也像外边的天空，一片晴朗。他终于明白，一直视稻田为心肝的犬冢一郎，为啥对快要干涸了的稻池不管不问。
对于犬冢一郎的悲伤，我爷爷的反应很淡，投降就投降了呗，干吗要死要活的？我都投降你十年了，日头不照样落，庄稼不照样长，人不是照样活吗？这么想着，我爷爷寻来手巾，给犬冢一郎擦眼泪。
犬冢一郎表现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连连给我爷爷鞠大躬磕响头，吩咐孩子们端茶倒水剥糖果，恐怕一时礼数不周，我爷爷怪罪。
世界真的颠倒了，东家怕雇工了，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我爷爷一时难以适应。平时穿着高傲的和服，戴着浑圆的眼镜，靠文明棍指点我爷爷那群泥腿子的犬冢一郎，全然不见了，变得格外谦恭与卑贱，眼神比落水狗还要可怜，我爷爷简直不认识了。
直至犬冢一郎掏出了心窝子，我爷爷才恍然大悟。这个小日本，哭昏了还怀着鬼胎呢，看到我爷爷憨厚质朴，趁着村里人还蒙在鼓里，即刻安顿后路，乞求我爷爷将他的孩子们藏起来，以防不测。我爷爷迟疑了一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谁能把你的孩子扔井里？犬冢一郎便把头磕成了鸡鹐米，眼泪和鼻涕涌成泉水，硬是泡软了我爷爷的心。
那天晚上，我爷爷头一次从犬冢一郎家往外拉东西，除了十几架脚踏稻谷脱粒机，还有几百条麻袋，几百米长的缆绳，几十把钢口锋利的镰刀。这些都是生产用具，我爷爷当然喜欢，欣然受之，手巧不如家什妙嘛。至于金银细软，首饰钟表，与庄稼活儿无关，我爷爷一概回绝。
犬冢一郎将他们家三个懂事的孩子推过来，我爷爷在大马车上，用麻袋搭成了窝，把三个孩子藏在里边，和那些工具一并拉回了家。
我七岁的父亲有了玩伴，把打那三个孩子的嘴巴当成过年放炮仗，因为我父亲从记事起，印象最深的就是挨他们欺负。三个孩子连哭都不敢，害怕别人知道他们藏在我们家。我父亲的暴力常常被我爷爷熊掌般的大手阻断，屁股上留下的红手印经久不衰。不过，这却阻挡不住我父亲听“炮仗”的热情。离开爷爷的视线，我父亲照打不误。
事实证明，犬冢一郎比我爷爷有先见之明。第二天一早，久违了的胡子，突然死灰复燃，闯进犬冢一郎的家，劫掠一空后，把尖顶房子烧得片瓦不留，落荒而逃的犬冢一郎夫妻下落不明。
接下来的几天，县城里抢劫成风，人们疯了般，只要是日本人的，见啥拿啥，咋解恨就咋作践。没多久，满街头行乞要饭的，都成了身着和服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娶不起媳妇的光棍汉，突然间扬眉吐气了，没出阁的日本姑娘，争着抢着往花轿里钻，恐怕天地拜晚了。
伪县府内，人人自危，扔下差事，远走他乡，树倒猢狲散，全县陷入无政府状态。胡子头孙蜂子缴了警察署的械，装模作样地当了一天县长，大车小辆地拉走了一大溜东西，回到了山里的老窝。
虽说苏联红军直抵兴城，封锁了日本军营，可是，他们分不清街头上谁是中国人谁是日本人，弄不懂谁哄抢了谁，睁着空洞的眼睛，就是不管。直至八路军曾克林部抢先出关，接管了兴城，才恢复了秩序。
后来，另一伙八路，也来抢兴城，他们从山东乘船，在钓鱼台登陆，两伙八路，还弄误会了，动了枪炮，打了好一会儿，才知道彼此是谁。
这些变故，我爷爷并不知晓，也不想知晓，仗打得有多凶，谁在争夺天下，都是拿枪人的事，和老百姓没啥关系。我爷爷全部心思都放在高粱穗有多大，苞米棒子有多沉，黄豆株上挂了多少荚，大白菜能不能壮满芯，大萝卜会不会长到绊倒驴。再有，他窃窃自喜的事情，就是偌大的一片快要成熟的稻谷，没了主人，收获自然要归劳动者——我爷爷所有。
后来，我舅爷爷张冠武来了，一切都改变了。
舅爷爷不是孤身来的，带个叫林梦舒的人，舅爷爷喊他林主任。林主任与我爷爷同龄，从海上来的，满嘴山东腔，年纪轻轻地就当了县里最大的官——八路军驻兴城办事处主任。舅爷爷云山雾罩地夸林主任，搞武装，抓俘虏，打日寇，比孙悟空都有本事。
林主任一副书生样，被舅爷爷夸得面红耳赤。我奶奶敲着茶碗，让她的弟弟说话有点儿谱，别扯八竿子远，把神仙夸蒙了，算你有本事啊？
舅爷爷是典型的落魄八旗子弟，浑身臭毛病，嗓门大，脾气大，过日子有一个花俩，成天东跑西颠，家里仅有的几亩地也嘚瑟光了，常来我爷爷这里蹭饭吃。奶奶瞧不起他，看他时，眼白比眼仁多，给他盛饭也是摔盆打碗的。毕竟哥儿俩没分家，即使是吃小灶，吃掉的也是两家的日子，奶奶不愿意看大奶奶的眼色。
舅爷爷不在乎，吃饱了还伸懒腰睡一觉。
当着林主任的面，舅爷爷又摆上了谱，一见面就让我奶奶杀鸡宰鹅赊羊肉，款待贵宾，我爷爷示意着奶奶一一照办。本来，我爷爷没这么大方，来的又不是至爱亲朋，没必要破费。他是担心家里藏着犬冢一郎的三个日本崽子，让八路搜出来，那就麻烦了，定个窝藏罪是小，兵荒马乱的丢了三个孩子的性命，罪过可就大了，人命关天，孩子是无辜的，不该替杀人放火的日本鬼子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