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希腊城邦的盛衰

希腊与波斯的战争

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中叶，希腊城邦进入自身发展的繁盛阶段，史称古典时代。希波战争的发生与希腊人捍卫自身独立的成功为这一繁盛提供了动力。

希波战争的直接起因是波斯对小亚细亚希腊人的压迫和雅典等邦的干预。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把位于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腊殖民城邦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并征收贡赋。公元前500年，不满波斯统治的小亚细亚希腊人发动起义，同时派出使臣向斯巴达和雅典等邦求援。雅典与埃列特里亚分别派出20艘与5艘三列桨战舰前往小亚细亚支援。但起义被波斯军强力镇压，雅典等邦援军见势不好，迅即撤回本国。小亚细亚希腊人孤军奋战了5年。公元前494年，大流士一世重新控制了小亚细亚，对雅典的介入恨恨不已，发誓要向尚未受到“惩罚”的雅典和埃列特里亚复仇。

公元前492年，大流士一世遣大军水陆并进，入侵希腊。海军途中受风暴袭击，陆军在征服马其顿后受色雷斯人打击，损失惨重，被迫退兵，首次入侵失利。

公元前490年，波斯军队经过精心备战，集合600艘舰只，载步兵取海路再次侵略希腊。波斯军先登陆与阿提卡隔海相望的优卑亚岛，攻占埃列特里亚，同年9月在隔海相望的阿提卡东北部马拉松平原登陆。

雅典重装步兵1万人和少量轻装步兵开往马拉松迎战。同时派使者向斯巴达求援。斯巴达拖延发兵。雅典重装步兵只得到邻近小邦普拉提亚1000兵力相助，便首先向敌阵发起攻击。主帅米尔提泰加大方阵两翼的厚度，意在重点打击敌方两翼，以局部优势克服人数上的劣势。战斗果然按照他的预想展开与结束，波斯军虽突破雅典军中央，两翼却被击垮。雅典人和普拉提亚人在两翼得手后迅即返身夹击中路敌军，致使波军大败而逃。波斯二次入侵又告失败，大流士一世不久病逝。

雅典的胜利鼓舞了希腊人的斗志，激起原已臣服于波斯的许多城邦的抗战勇气。当公元前480年波斯继任国王薛西斯发动第三次入侵时，31个不甘屈服的城邦在斯巴达的领导下联合起来，组成有10余万将士、400艘战舰的联军，严阵以待。波斯入侵军总数约四五十万。两军首战于进入中希腊的隘口铁尔摩披莱（又译作温泉关）。希腊守军7200人，由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统率，血战两日，未让敌人前进一步。波斯军放弃正面进攻，改袭希腊守军侧后，迫使联军大部撤退。李奥尼达及护卫他的300名斯巴达战士和1100名志愿人员断后，几乎全部战死。

波斯人突入中希腊，雅典首当其冲。雅典将军铁米斯托克里采取保存实力、伺机反击的策略，说服雅典人撤出城市，士卒登上战舰，家属避往邻邦，雅典空城因此失陷。联军陆军在波斯优势兵力的进逼下撤至科林斯地峡，试图扼守通向南希腊的通道。联军海军则集结在阿提卡附近的萨拉米斯湾，同波斯海军展开殊死决战，终以损失40舰的代价歼敌舰200艘。在岸上观战的薛西斯见大势已去，恐希腊人断其海上退路，遂在陆上留下部分军队，自己仓皇返回亚洲。

公元前479年8月，联军11万与波军15万在中希腊普拉提亚展开陆上会战，斯巴达重装步兵击毙敌统帅，致使波军阵势崩溃，伤亡达10万之众，被彻底赶出欧洲。陆战开始时，希腊海军向停泊在小亚细亚的波斯海军残部发起攻击，于米卡列海角附近全歼敌舰队。自此，希腊军从防御转入进攻。

公元前478年，斯巴达退出战争，把联军领导权让给雅典。同年冬，主张继续作战的诸邦代表与雅典代表会聚提洛岛，正式结盟，史称“提洛同盟”。入盟各邦原则上一律平等，在盟会上各有一票表决权。但由于雅典拥有绝对军事优势，实际控制了同盟。同盟在提洛岛上的阿波罗神庙设立共同金库，入盟各邦依本邦岁入的多少以及承担同盟义务的大小交纳盟金，由司库官（雅典人）保管。

公元前476年，提洛同盟舰队展开结盟以来的首次军事行动，拔除波斯在色雷斯的据点埃昂。随后双方在爱琴海角逐霸权，互有胜负。公元前454年，盟军海军在尼罗河口的海战中损失军舰200余艘，提洛岛暴露在波军威胁之下。雅典把同盟金库从提洛岛移到本国卫城。此间，一些试图退盟的城邦遭到雅典镇压。同盟因此变为雅典控制外邦的工具。

公元前449年，雅典与波斯都苦于难以彻底战胜对方，不得不握手言和，签署协定。波斯放弃对爱琴海的霸权，允许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独立，即承认雅典的势力范围。作为回报，雅典不干预波斯对其属地的统治，不再插手埃及事务。因雅典谈判代表是卡利阿斯，这次和平协定又称“卡利阿斯和平”。希波战争实际以希腊，尤其是雅典的胜利而告终结。

波斯帝国自此失去扩张能力，希腊一些城邦却因战争而获得大量资金、劳动力和社会需求，使希腊的经济和政治趋向极盛。战争还极大地改变了希腊邦际关系。斯巴达一家称霸的局面被打破，雅典成为与之相竞争的地区霸主，其附属国遍布爱琴海和希腊本土。战争还促进了希腊城邦政治的发展，雅典第四等级公民广泛在海军服役，为战争做出巨大贡献，从而提高了政治地位，促使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随着雅典霸权的确立，雅典式的民主政体在其附属国广泛传播。

 

社会经济的发展

古典时代希腊的社会经济整体上是一种农工商混合的共生型经济，其中农业占有压倒优势。但各邦均有自己的手工业和商业，依历史条件的不同二者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有多有少。希腊最大的国家——斯巴达的工商业最落后，该国仅在庇里阿西人的村镇中有供本国消费的工商业，而雅典的工商业最发达，但它也没有脱离古代经济以农为本的共性。

在工商业较发达的城邦，土地私有制得到深入发展，形成了一些较大面积的地产，如雅典著名政治家客蒙和伯里克利都是比较大的土地所有者。在经济落后地区，土地所有的情况不尽相同。斯巴达和克里特岛上由多利安人统治的城邦在公民之间保持着田产基本均等的状况，而在北希腊帖撒利则流行大地产。

除大小不等的私有土地之外，希腊许多城邦还存在一定数量的公有地。如雅典国家直接控制着林地和草场。每个村落也有自己的小片公有地。

各地农业的经营方式有所不同。帖撒利的大地产主使用以家庭为单位、固着在土地上的耕奴耕作。雅典的较大地产主多是旧贵族后裔，有的直接管理地产上的经济活动，有的指定奴隶管家经营。这些地产上的直接生产者性质不清，可能既有奴隶也有雇工或佃户。

公民小土地所有制因国家条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斯巴达、克里特等地，小地产主仍是小奴隶主，以剥削耕奴劳动为生。在雅典和多数城邦中，独立的小生产者及其家庭成员是辛勤的耕耘者。

与此同时，一些城邦的工商业获得长足进步，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日益深化，地方性的集市贸易市场已经形成。其中，制陶业是发展很快的手工业部门。陶器一直是古人最通用的餐具和容器。城市的繁荣、商贸的活跃致使对陶器的需求增大。雅典、科林斯、帖撒利地区、爱琴海岛屿、黑海沿岸、西西里、南意大利的希腊城邦中，都有兴盛的制陶业，内部有细密的分工，包括拉坯、成型、彩绘、烧制等工序。奴隶工匠通常负责制作标准化的产品，较高工艺水平的彩陶多由具有自由身份的匠人绘制。公元前5世纪流行黑底红绘的装饰形式，以神话或日常生活题材为主。雅典匠人制作的所谓“红色线条风格”的陶器堪称古典彩陶的极品。

其他手工业部门也表现出专业化的倾向。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里可以看到铁匠、石匠、鞋匠、鞣革匠、珠宝匠、织匠、地毯匠、擀呢匠、梳毛匠、木匠、制砖匠、干酪师、面包师、磨面师等不同称谓的匠人。有的铁匠只做武器，有的专门做农具。

古典时代城市生活的活跃带动了建筑业的发展。雅典政府为给贫苦公民创造就业机会和美化城市，拨巨资于大规模公共建筑，宏大的卫城城门、帕特农神庙、奏乐馆等众多建筑物皆在此时完成。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推动了银矿业的繁荣。雅典的劳洛温银矿得到最积极的开采。国家把矿山分块出租。矿坑内的采掘劳动由奴隶担任，筛洗、冶炼等坑外作业则既用奴隶也用雇工劳动。劳洛温银矿最盛时开采人数多达两三万人，是劳动力最集中的手工业部门。

人口向城市流动，财富在城市中积累，引起商品交换的频繁。除粮食、水果、蜂蜜、酒、蛋、禽、纺织品等日用商品外，还有鱼、油、醋、葱、木炭、木材、鞋、服装、刀矛、盾、地毯、锁头、奶酪等产品进入交换领域。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之交，希腊因此出现用于找零的小面值青铜币。雅典、科林斯、开俄斯、墨加拉、厄吉纳、叙拉古等邦是对外贸易的积极参与者。雅典因拥有海上霸权，控制了爱琴海商路，能够对某些自身需要、产量不多的产品（如开俄斯岛的红铅）实行垄断，规定只能从产地输往雅典一地。

国际贸易的频繁导致货币兑换商的出现，希腊人称之为“坐在桌子旁的人”，因为他们在市场上摆张桌子做生意。在雅典等邦还出现了专门的钱庄，从事货币兑换、存汇与放贷业务。

古希腊工商业的从业者身份较为特殊，在斯巴达均是庇里阿西人，在雅典绝大多数是没有公民权的异邦移民，希腊人称“迈提克”。他们因无公民身份，不能拥有土地，只能从事手工业商业。有些人积累起丰厚的财富，如雅典最大的手工作坊主就是迈提克，金融高利贷者都是迈提克。迈提克无政治地位，负有特殊义务，如缴纳人头税（公民不需缴）、经商税和服兵役。富裕的迈提克还要缴纳特殊财产税——社会捐献，用于建造军舰，举办节庆活动等公共活动。雅典迈提克在公元前5世纪约有2万人之多。

 

奴隶制的繁荣

希波战争期间和战后，雅典等邦利用战争胜利和战俘奴隶来源便利的条件，开始把奴隶劳动广泛用于商品生产领域，希腊奴隶制进入繁盛阶段。这首先表现为奴隶数量激增和来源广泛。尽管没有留下确切的人口统计材料，但从各种数字存留较多的雅典看，奴隶总人数至少在7万—9万之间，同公民及其家属总数几近相等。

其次，奴隶的来源明显多样化、经常化。债务奴隶制已普遍废止，战俘奴隶、奴隶贸易和奴隶的自然增殖成为奴隶的主要来源。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在诸如雅典、开俄斯、提洛岛等地出现了较大的奴隶市场。奴隶交易的方式同其他商品交易无异：奴隶贩子将奴隶裸体陈列，向买主介绍奴隶的性情、年龄，与买主讨价还价。一名奴隶的价钱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年的饭钱。拥有奴隶不仅是体面的象征，而且是创收的源泉。

此外，奴隶劳动被广泛应用于一些城邦的各个生产部门，奴隶最集中的部门是采矿业，其次是各城市的手工作坊。雅典最大的手工作坊使用多达120名奴隶工匠。建筑业、航海业等手工业、商业部门也容纳了许多奴隶。而且，奴隶劳动还渗入农业领域。除一向以耕奴劳动为主的斯巴达、帖撒利和克里特外，在公民劳动占优势的雅典等邦的农业中，也出现了奴隶制农场。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少数奴隶主开始把自己的部分财产交给奴隶经营以调动奴隶的积极性，坐享奴隶创造的收入。这种奴隶可以有家庭和相对独立的生活，境况较在农业和矿坑中的奴隶好一些。与之相似的还有大量家内奴隶，如看门人、清洁工、厨子、理发匠、歌舞伎、使女等，以及管家、文书、教师、医生等知识奴隶。雅典政府也使用公共奴隶，如下级公务人员、狱卒、街道清洁工、造币工人和警察。

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奴隶的社会地位也复杂化了。希腊人把奴隶定义为“一种有生命的财产”。由于奴隶是物品和工具，所以希腊人一般把他们排除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主人有权对不驯的奴隶施以刑罚，如拷打、扭关节、灌醋、火烧，直至杀死。但个别地区，如克里特岛的哥尔金邦却允许奴隶与自由人通婚，婚生子女可成为自由人。雅典奴隶与公民在衣着上没有区别，在街头不必给自由人让路，奴隶主没有任意杀死奴隶的权力。

 

民主政治的深化

希波战争当中，许多城邦摆脱了贵族统治，建起民主政府，如大邦底比斯、阿尔哥斯、叙拉古等，希腊民主政治因此进入了繁荣时期。在众多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中，最为典型、留给后人材料最多、在世界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雅典。

克里斯提尼改革使雅典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民主一词“德摩克拉提亚”（dēmokratia）便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民主”的词义是人民主权。该词系两词构成的合成词，其中之一dēmos有全体人民之意，另一词kratos含义为主权、掌权。

公元前487年，雅典对选举法进行改革，预选执政官的方法由投票改为抽签，当选执政官的资格下放到第二等级公民。公元前461年，平民领袖厄菲阿尔特提出新的民主改革法案获得通过，剥夺了贵族议事会的所有参政职能，只为其保留了审理凶杀案的司法权力。公元前457年，在政治家伯里克利的倡导下，执政官当选资格进一步下移到第三等级公民。公元前443年，伯里克利成为首席将军，并连选连任这一职务10多年。他以自己的政治远见、对民主制的坚定信念、廉洁勤政的个人魅力，成为雅典历史上最杰出的民主政治家。在他领导下，民主制更加成熟。虽然这时当选高级公职的财产资格限制没有正式废除，但实际上已经失去意义，国家所有公职对一切公民开放。雅典民主政治进入繁荣时期。

在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条件下，雅典率先把国家管理权交给社会上相当多的成员，而不问其出身、门第和财产所有权的大小多少，一切公职对所有公民开放，通过抽签选举和举手选举产生国家公务员，实现了古希腊人轮番而治、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的思想，这无疑是世界史上的伟大创举。

雅典民主政体包含四大政权机构，即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民众法庭和具体的行政与军事部门。尽管各机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具有的职能有所不同，但它们的组成和运作都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雅典公民集体这一根本原则。

雅典公民大会是国家的唯一立法机关，同时具有高级公职人员的任免、执法、行政、军事、财政、宗教事务的决定权。雅典所有法案和人事任免（包括对宗教祭司人员的任免）、宣战、缔和乃至指挥具体备战等重要事务都要由公民大会决定。除此之外，公民大会还有行政权与司法权。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公民大会受理涉及重要人物或高级公职人员的案件以及司法执政官提出的公诉。至于行政和财务问题更是公民大会经常讨论和处理的议题。所以公民大会是立法、行政、司法三位一体的国家机关。

五百人议事会是附属公民大会的会务机关以及执行大会意志的常设机关，具有为大会准备提案、主持大会召开及主持会后部分日常高级行政、监察与司法的职能，其中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和主持大会最为重要。按公元前4世纪的规定，公民大会不能审议未经五百人议事会准备和未经主席团事先以书面形式公布的任何法案。但在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实际上存在公民直接在公民大会上提出动议或对议事会所提议案提出修正案及替换议案的情况。所以，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只是一般由议事会准备，而准备提案也就成为议事会的最重要职能。

民众法庭是雅典日常司法机关，其职能相对单一，主要行使公民大会赋予它的司法权力，审理除杀人案外的一切公私诉讼，具有终审权。在公民大会上当选的高级公职人员，如执政官、司库官等人的任职资格也由五百人议事会初审后交民众法庭终审。如果某公民的任职资格在五百人议事会初审中遭到否定，他也可以向民众法庭上诉，后者审查后的判定为最终决定。部分低级公职人员的任职资格则直接由民众法庭审定。民众法庭的审判员从30岁以上、无公共债务并且没有被剥夺公民权的公民中产生。在公元前5世纪，审判员的数量是6000人，占雅典总人口约1/4或1/5，这无疑是世界史上最大的法官集体。

民众法庭在执法过程中，始终贯穿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持执法公正，避免行贿舞弊之类现象发生。为实现这一原则，法庭在整个司法程序中均采用或然方法和互相监督方法挑选司法人员。大到负责案件审理的全体审判员的组成、法庭所在房间的选定，小到法庭主持人与所有必要工作人员（如水时计监督人、监票人）的产生，均由抽签决定，并且抽签任命的责任者始终是一次性的，下次开庭还要再次抽签。

为了进一步保障司法的公正，公民法庭对不同程度和性质的诉讼确定了不同规模的审判员集体，从201、401、500、700、1001到1500、2000、2500人不等。最通行的是500人庭，重大公共案件则要求更大的法庭。当然，任何制度和法律都不能杜绝违法行为和不公正现象的出现，只能限制它们的发生。因此庞大的民众法庭的公正性也只能是相对的，政治家伯里克利、美术家菲迪亚斯、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受审和错判便是集体智慧也同样会犯错误的例证。但在这种严格的制度制约下，法庭所犯的只是集体判断性错误，而不是因法官收受贿赂而产生的群体腐败行为。

雅典人民主权的特征不仅体现在上述三个主要国家机关上，而且也部分体现在众多规模不大的行政和军事机构上。在公元前4世纪，这些机构共有27个，绝大多数由十人组成，出自十个部落，也有极少数由十多人或五人组成，分享军事、财务、宗教、工商、市政管理等多方面具体事务的处理权力。所有这类公职人员均通过选举从30岁以上的公民中产生，多数以抽签方式，少数以举手方式，直接对公民大会或五百人议事会负责，并受上述三大机关的严密监督，包括任职前资格审查、任职审查和离职审查。所有行政机构彼此之间则一般没有隶属关系，各机构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

显而易见，雅典国家的政权经过上述选举制、限职制、分权和有限责任制的整理分割，已被碎化到众多公民个人手中，而个人权力又在三大机构的严密监控和自身集体领导的制约之下，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时间（一年任期）和空间（很小的职权范围）内施展，因此如果不能摆脱这些控制，任何形式的个人独裁或小集团的寡头政治都是不可能的。

 

古代民主的局限

古代民主的主体仅限于具有血缘关系的雅典全权公民集体。对于雅典国内的大批非公民，如外邦移民和奴隶，以及对于其他国家的公民，雅典民主制则是一种压迫和暴力。雅典在繁荣时期，有两万多常住外来移民，他们在雅典主要从事手工业、商业和银钱兑换业，为雅典人提供许多税收，但却不能享有任何公民权，不能拥有土地。即使外邦移民已变为巨富，成为大奴隶主，他们仍要依附于某个公民保护人，始终是低等人。

雅典公民集体在国内压迫非公民自由人和奴隶，在国外还曾经大力压迫和剥削附属国的居民。公元前468年以后，雅典将反波斯侵略而成立的提洛同盟变为控制和剥削同盟国的工具，各国的捐款也变成向雅典上交的贡款，完全由雅典政府支配使用。这一款项最多时一年达1300塔兰特，用来支付雅典城市建设、军事装备、公民津贴等开支。为了控制附属国，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雅典向附属国派遣监督官，直接派出军事移民和驻军，干涉各国内政，扶持亲雅典势力，操纵附属国议事会的选举，夺取各国对本国公民的司法权力，禁止任何附属国擅自退盟。如果有个别国家敢于独立，雅典便派重兵镇压，甚至对退盟国公民进行大屠杀。

雅典民主政体不仅剥夺了其他非雅典公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而且也剥夺了公民妇女的政治权利。雅典具有公民身份的妇女没有经济权，除了首饰和服装之外，她们在家庭中没有私人财产，不能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即使是名义上的个人财产嫁妆，也无权支配。雅典妇女也完全没有政治权利，不能参加公民大会，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甚至像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也不向妇女开放。所以，雅典民主政制是压迫和剥削非公民和排斥广大公民妇女的片面的民主，是阶级、等级和性别歧视的民主，是三四万特权男性公民的民主。它在尽情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调动了大多数普通公民的才智和积极性，促成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极盛的同时，又残忍地窒息、限制了社会的另一部分成员和附属国居民的自身发展能力。因此它既是伟大文明的催化剂，也是社会奴役与不公的一种暴力机器，这是其体制上的最大缺陷。

此外，古希腊思想史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凡大思想家，主要是享有民主权利的雅典公民，多对民主持批评态度，认为民主本质上是大多数穷人的统治，偏离了公正的原则。修昔底德、苏格拉底、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属于批评民主的阵营。在批评意见中，最有力的一种指责是：民主致使派系倾轧，选举迫使各派政治家取悦民众，放纵选民，而对民众过度的自由放任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和少数人或单个人的暴政没有区别。诸如此类的弱点还有选举贿赂，政治家没有操守，蛊惑人心，以及业余人员治国，等等。其中，在民主制下个人或党派为一己私利而讨好选民，把派别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被这些思想家看作是最大的缺陷。由此出发，他们普遍赞同梭伦的看法，认为一个良好的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一个利益集团或若干利益集团的工具。国家应该在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中保持客观中立，追求超越阶级派别的道德目标。而好的政治家的责任是促使这些目标得以实现，通过教育对国民进行道德引导，并进行正确的立法和选择合适的统治者。在他们看来，民主制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属于非正常的政体。

 

伯罗奔尼撒战争

希波战争后期，雅典势力的急剧扩张引起斯巴达的不安甚至恐惧。公元前457年，两国在中希腊发生武装冲突，虽缔结了30年和约，但矛盾没有解决，后起的雅典咄咄逼人，欲获取整个希腊的霸权。

公元前435年，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国科林斯与位于西部的科西拉邦发生争端。雅典借机插手西部，助科西拉击败科林斯。公元前432年，雅典与邻近城邦墨加拉发生争执，于是封锁墨加拉港口。而墨加拉是科林斯盟友，科林斯不能坐视，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会议上，力主向雅典宣战。斯巴达作为盟主，再三权衡利弊后决定发动战争。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向雅典发出最后通牒：放逐主战的领导人伯里克利，允许雅典盟邦独立，取消对墨加拉的禁令等。雅典拒绝接受，战争旋即展开。

开战之初，伯里克利当政，他力倡雅典取陆上防御、海上出击战略，故雅典农民坚壁清野，居民转移到城中。雅典海军频频出击，袭掠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但公元前430年夏，雅典城内因地狭人稠，卫生恶化，引起瘟疫，约1/4的居民病亡，伯里克利亦染病去世。雅典人挺过瘟疫打击后，于公元前429年冬拿下北部战略重镇波提狄亚，获开战以来首次较大胜利。但斯巴达随后毁灭雅典忠实的盟邦普拉提亚。公元前425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派罗斯海角建起要塞，动摇了斯巴达对希洛人的统治。斯巴达派军试图赶走雅典驻军失败，被迫向雅典求和遭拒。斯巴达于是驱兵北上，对雅典造船木材的产地和运粮船必经之地色雷斯沿岸实行一系列打击，颇为成功。双方相持不下，均需要喘息，公元前421年缔结50年休战条约。雅典的和谈代表是尼西阿斯，故和约在史书中称《尼西阿斯和约》。

公元前415年，在政治蛊惑家亚西比德煽动下，雅典公民大会贸然通过远征西西里岛的决议。庞大的远征军刚在西西里登陆，统帅之一亚西比德的政敌便在国内控告他“亵渎神明”，命他回国受审。亚西比德知道凶多吉少，便叛逃斯巴达，鼓动本与西西里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斯巴达出兵，欲置雅典于死地。两霸战争重启。雅典远征军苦战两年，虽得到国内增援，但在斯巴达军、叙拉古军的联合打击和主帅尼西阿斯的错误指挥下，竟全军覆没。

雅典从此陷入被动，附属国叛离，造成雅典兵源和财源的紧张。斯巴达听从亚西比德的献计，派军长驻并蹂躏阿提卡，引起雅典2万奴隶大逃亡。在困境下，雅典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化，贵族寡头派趁机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正在爱琴海与斯巴达角逐的雅典海军闻讯，拒绝承认寡头政府，并迎回亚西比德担任统帅，夺回在东部战场的主动权。国内民主派受到鼓舞，一举推翻寡头政权，民主政体失而复得。

公元前405年，得到波斯资助的斯巴达舰队在羊河战役中歼灭雅典舰队，使雅典丧失了有生力量，其附属国几乎全部独立。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从海陆两个方面封锁雅典。在内外交困、粮草断绝的情况下，雅典被迫投降。斯巴达拒绝科林斯毁灭雅典的要求，保存了这个伟大的文化中心。雅典交出残余舰队的同时拆毁了城墙，并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允许流亡的反民主贵族返国。

 

城邦危机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参战诸邦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加剧了社会矛盾。一方面，战争期间贵族派与民主派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公民集体的团结遭到严重破坏。战后社会矛盾并没有缓解，且因战争灾难对各国小农经济的沉重打击，公民集体的主体小生产者群体大范围破产，严重动摇了城邦的社会与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少数人依赖战争牺牲多数小生产者的利益而成为大富人，成为贫者仇视的对象。尖锐的社会矛盾导致重分土地和财产这类古风时代的口号重新在希腊出现，僭主制也在混乱中再次开始流行。希腊的一些主要城邦，包括雅典和斯巴达，均陷入经久不断的危机之中，甚至逐步丧失了对外敌入侵的自卫能力，外籍雇佣兵逐渐取代公民兵。公元前4世纪的城邦危机最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者斯巴达出现。

斯巴达在战争中赢得前所未有的荣誉、金钱和权力。斯巴达统帅来山德曾一次从小亚细亚运回2000塔兰特巨资。他自雅典回国时，又带回整车的黄金。这些巨量的财富进入斯巴达社会，对一向以守贫为荣的斯巴达社会价值观予以巨大冲击。来山德及其他斯巴达将领都从穷汉变为富翁，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的奢侈生活。吕库古改革创立的公民平等原则和艰苦奋斗传统被弃之不顾。斯巴达人开始疯狂追逐钱财。一些强者通过牺牲弱者的利益更加富足，一些弱者越发贫困，斯巴达开始了无可挽回的衰落过程。公元前4世纪初，原属国有的公民份地可正式转让，为富人放肆并吞小农土地放开了制度闸门。短时间里公民人数由最多时的9000人减少到1900人左右。至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公民仅剩1000人。公元前399年，以基那敦为首的“下等者”预谋起义，企图推翻斯巴达贵族统治未果。

雅典危机的表现与斯巴达不同，主要体现为公民兵的衰落和个人主义的膨胀。

伯罗奔尼撒战争使雅典元气大伤，公民人数由战前约4万减至2万左右。经过一段时间休养生息，雅典的政治、经济有所恢复，民主制进一步发展，公民大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加强，政治舞台不再由出身名门望族的人所主导，一批出自各种家庭的政治家、演说家脱颖而出。他们积极维护公民的参与权，对参与公共活动的公民发放的津贴增多，不仅出席公民大会享受津贴，而且观看戏剧也发放津贴。这些福利虽然鼓励了贫苦公民参政的积极性，但也同在公民兵中引入津贴一样，使过去自觉的义务变为有偿交换。公民热衷于个人创收，宁愿雇外邦人当兵打仗，而不愿自尽兵役义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意识趋向淡薄。

在经济方面，少数富人财产明显增多，在最富有的1200人中间，财产大多在5塔兰特左右，多的高达数百塔兰特，少的也有2塔兰特。他们的收入来源已不再局限于地产。一些人经营起过去由外邦人经营的手工作坊、银钱兑换业务，有的还经营澡堂、妓院、酒馆、房地产。每人均拥有大量奴隶。私有经济的发展使雅典政府在丧失附属国的巨额贡款之后仍能获得较多财政收入，公民福利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所以雅典贫富的差距虽然拉大，但失地的公民人数远比斯巴达要少，民主制作为一种体制已牢固确立。

雅典内部的相对稳定使它得以恢复积极的对外活动。公元前378年，雅典成功地拉到一些利益相同的国家建立起第二次海上同盟。然而参加国比提洛同盟少得多，且雅典只是其中一个平等的伙伴。随着第二次海上同盟的建立，希腊的暂时和平被破坏，雅典舰队大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舰队，雪洗了羊河之战的耻辱。

雅典的胜利得到底比斯的呼应。底比斯重建曾被斯巴达强迫解散的彼奥提亚同盟，引起斯巴达的强烈反应。双方在留克特拉展开激烈会战。底比斯将军埃帕米侬达布下“楔形”方阵，置主力于左翼，纵深厚达50列，一举突破斯巴达军右翼，致使敌军全线溃败。斯巴达国王及400公民战死，其重装步兵统治希腊战场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留克特拉之战成为斯巴达众叛亲离、伯罗奔尼撒同盟崩溃的起点。

公元前370年冬，埃帕米侬达率军杀入伯罗奔尼撒，在斯巴达大肆掳掠。美塞尼亚的希洛人获得解放，建起完全独立的国家。这对斯巴达人是致命打击，断绝了许多公民的生活来源，加速了平等者公社的破产。底比斯军在伯罗奔尼撒引起的震荡不仅如此。阿尔哥斯平民“棍棒派”借机暴动，打死贵族1200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连试图平息暴动的民主派领袖也被棒杀。

底比斯的勃兴引起雅典的忧虑，转而与斯巴达结盟。底比斯为同雅典在爱琴海竞争，于公元前364年建起一支海军，将雅典在爱琴海的一些盟友拉到自己一边。公元前362年，因南希腊局势发生不利于底比斯的变化，埃帕米侬达驱军再入伯罗奔尼撒，和雅典、斯巴达等邦联军会战于曼丁尼亚，再次获胜。但埃帕米侬达被标枪击中，雅典等败军得以逃生。埃帕米侬达临终前嘱咐与敌缔结和约，参战各邦均求之不得。美塞尼亚的独立得到承认。斯巴达尽管抗议，但无人理睬，它已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

底比斯的兴起与希腊混乱的国际形势以及杰出人物的努力有关。埃帕米侬达对此起了决定作用。随着他的消失，神话般的底比斯霸权立即破灭。这样一来，公元前362年以后，希腊已没有一个能够左右一切的霸权国家，各国都在不断摩擦和自耗中加速衰落，这就为马其顿的征服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