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史前时代

史前时代亦称原始时代或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第一阶段，也是延续时间最久的阶段。在长达二百多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始终在打制石器的范围内徘徊，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进步如龟行鹅步，每取得一点微小的进步，都要花去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时间。人类的祖先正是在这样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筚路蓝缕、颠簸蹉跎，在顽强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主观世界，实现自身的体质进化与思维进化，最终在大约5万年前在生理上充分进化至智人（现代人）阶段，在大约1万年前实现新石器革命，并引发整个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第一次大变革。没有史前人类奠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就不会有今天的人类文明。

一 人类的起源与体质进化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人类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因此人类史在本质上是自然史的组成部分，是其中最辉煌壮丽、最不可思议的一章。

人类乘坐的方舟——地球是太阳系的行星之一，表面积约5.1亿平方公里，体积为太阳的1/1300000。太阳是银河中的一滴水珠，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在银河系中多达1200亿颗。银河系外不知有多少类似的星系。宇宙的浩渺无垠由此可见一斑。人类只是在地球的表面创造自己的历史，晚近一些时候，人类活动的范围虽然有所扩大，上抵外层空间，下至地壳内部，但从宇宙的视角看，仍然紧密地依附于地球。这是人类在自然界所处的空间位置。

地球有46亿年左右的历史。地球上的生命至少有38亿年的进化史。现今地球上约有150多万种动物，10多万种微生物和30多万种植物。已经灭绝的动物有大约700万种，植物25万种。生命的这种生生灭灭、从简单向复杂的进化过程仍在继续。人类是地球生命群体中的一员。人同其他生物一样，体内不仅具有基本相同的、起调节作用的化合物（水、无机盐等），而且均由细胞组成，具有新陈代谢和自我繁殖功能。这使人类各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如消化、吸收、排泄、血液循环、呼吸等功能与其他动物大体一致。人还同绝大多数动物一样，拥有社会性，天生是有社会生活的动物。这反映了大自然的统一性。

人也有一些独具的特征：有直立的躯干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身体特点，如脚拇指粗长，不灵活，上肢解放，拥有其他任何动物无可比拟的灵巧双手。有发达的大脑，一般脑容量在1200—1500毫升，最多可达2000毫升，而与人接近的类人猿的脑容量最多只有400毫升左右。有较弱的牙齿，面貌及毛发具有自己的特点，如光滑的皮肤，鲜红的嘴唇，隆起的鼻尖，个别部位毛发浓厚。

人有高度思维的能力，即使是原始人，也能进行反思和预测，后来逐渐发展出概括的能力。而思维是借助多音节的语言来进行的。经过长期实践和不断总结，人形成了纷繁多样的分节语言，拥有丰富的处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知识体系，如非强制性的行为规范——道德和强制性的行为规范——法律，还有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精神文化成果。

基于人与其他动物的共性与特性，在生物学分类中，人类所处的位置是：

域：真核域

界：动物界

门：脊索动物门

亚门：脊椎动物亚门

纲：哺乳纲

亚纲：真兽亚纲

目：灵长目

科：人科

属：人属

种：智人种

具备直立行走这一生物特征的人类动物祖先初现于大约550万年前的非洲。兼具直立行走与制作工具这一社会文化特征的人类祖先初现于大约250万年前。这是人类所处的时间与历史位置。

 

从南方古猿到现代人（智人）

迄今人类还不能确认自己的动物祖先，但据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灵长目动物学、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我们已能绘制出自身进化的基本路线图。

约7000万—5000万年前，与人类起源相关的哺乳动物繁荣期来临，出现第一批灵长目动物，如更猴。它们体格瘦小，为躲避地面猛兽而以林栖方式生存。长期在林木上活动，使它们四肢异常灵巧，反应格外敏捷，大脑相对发达，所谓“灵长”，便指聪明机敏之意。

约3500万—3000万年前，灵长目动物进化到一个关键时期，现代类人猿和人类的共同祖先——某种属于灵长目的古猿与猴类分离，走上新的进化方向。在非洲发现的埃及猿、原上猿、傍猿是这一方向的可能代表。

约2200万—1000万年以降，非洲与其近邻欧洲存在过众多猿类，如普罗猿、原康修尔猿、非洲古猿、日猿、肯尼亚猿、维多利亚猿、加泰罗尼亚皮尔劳尔猿、森林古猿等。在这些猿类谱系中，可能有正在形成的人类远祖。

约800万—600万年前，在基因方面与人类最为接近的大猩猩和黑猩猩的祖先相继与人类的直接动物祖先分离。有可能为人类动物祖先的古猿依次为萨赫勒乍得猿（距今约700万年）、图根原猿（距今600万年）、始祖地猿（距今450万年）、南方古猿（距今420万—100万年）、傍人（距今300万—100万年）、肯尼亚人（距今300万—270万年）等。

这些古猿均可半直立双足行走，具有人类的部分体质特征，但还不是真正的人，因为它们大多不具备人类的本质属性，即制作工具的能力。其中，较晚出现的南方古猿是一组变异很大、活动范围最广的古猿，直到100万年前才灭绝，与人类曾经长时间共存。一般认为，人类正是从南方古猿的一支或若干支脱胎而来，目前有较多可能性的是南方古猿阿法种。

南方古猿阿法种的化石出土多，种类全，包括个别全身骨骼、多个完整的头盖骨以及许多肢骨、颌骨与牙齿，以在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尔地区发现的“露西”化石最具代表性，定年为距今318万年。南方古猿能双足行走，并留下了可靠的证据，即在坦桑尼亚的莱托里遗址发现的两具古猿个体的清晰脚印（1971年），属375万—359万年前。他们还有与人手相似的双手，不同之处是手指稍稍弯曲。其脑容量要大于现生非洲类人猿，可以视为正在形成中的猿人。

最早具备人类形成的关键指标之一——石器制作术的地点是在当代埃塞俄比亚，时间为250万年前。但遗憾的是，含有人工打制石器的地层没有伴生人类化石。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出土的“能人”遗骸填补了这一不足。

奥杜威峡谷是位于坦桑尼亚北部平原的一处谷地。英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与他的妻子玛丽·利基于1961年发现“能人”化石，意即能够制造工具的人，因为在发现能人骨骼化石的地层中，找到了一些石器和打制石器时留下的石核、石片，定年在190万—170万年前。

能人化石后来在东非多有发现，测定年代在240万—170万年前。这样一来，目前可以确认的世界史开端就是能人所在的200万年前左右，最早上溯至250万年前。

大约200万—20万年前，人类继续自身的进化过程，旧大陆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化石，从中能明显看到体质进化的轨迹。归纳起来，该时期人类在体质上还带有猿的特征，譬如早期非洲能人的脑容量只有500—700毫升，脑颅较为低平，眉脊与嘴部突出，没有或只有很小的下颏，身材矮小。

与能人同时以及之后的180万—20万年前这段时间，非洲、亚洲以及欧洲相继出现了“直立人”，体质特征近乎完全直立，脑容量在1000毫升左右，牙齿较小，头骨构造与面部形状仍有部分猿的特征。在中国发现的元谋人、北京人、蓝田人，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人，意大利的西布兰诺人，德国的海德堡人等，都属直立人，表明人类已广泛散布到旧大陆各地。

约20万—5万年前，直立人开始向现代人过渡，学名早期智人。其体质形态进化有所加快，如脑量和现代人一般无二，达到1300毫升以上，只是前额较现代人稍窄，眉脊略高，下巴颏还不很突出。体质形态的地区差异也凸显出来。典型化石代表有尼安德特人（欧洲），大荔人、丁村人（亚洲）等。人种学家们推测，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地区隔绝、自然选择的作用，现代三大人种开始形成。

大约5万年前，人类进入晚期智人时代，其化石遍布新旧大陆，体型与体质同现代人一般无二，这表明人类在生物学方面的进化过程已基本完成。

古猿转变成人，确切原因并不清楚。早期解释出自达尔文“适者生存”与拉马克“用进废退”理论。现代生物学的进步使人们认识到物种的变异与基因突变有关，但究竟是何种因素促成良性的基因突变仍然言人人殊。无论如何，人类的起源与进化显然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如果没有地球的适宜生存环境，没有生命循序渐进的演化，没有多次沧海桑田的自然剧变，没有形形色色引起古猿体内遗传物质变异的外部因素（射线、温度、食物、病毒、杂交等），没有古猿一部分成员艰苦卓绝的求生劳动、首创发明……就不会有人类。

 

人种的形成与分布

在晚期智人阶段形成了现代人种。人种亦称种族，意指具有共同遗传体质特征的人类群体，这些群体在形态上和生理上有自身的特点，一般根据肤色、头发和体毛的颜色及形状、眼鼻唇及体型等综合性的外部遗传特征加以划分。比较通用的是三分法，把晚期智人分为：蒙古人种或亚美人种，简称为黄种人；赤道人种或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亦称黑种人；欧罗巴人种或高加索人种，简称白种人。

实际上，人们寻常仅以一种遗传特征如肤色或毛发等来划分人种的做法是错误的。在每一人种内部，遗传特征的变化程度非常大，以欧罗巴人种为例，肤色可以从几乎无色到近于黑色，毛发可以从浅黄到黑色。

亚美人种数量最多，现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北亚、美洲。一般而言，肤色在深棕至浅白之间；较粗的黑色直发，晚年可变为灰白；面部较扁平，颧骨较高，眼睛有内呲褶，虹膜颜色深，眼形略向外上方倾斜，铲形门齿，体毛与胡须少；身体躯干较长，四肢较短，手脚相对较小；鼻子较扁平或鹰钩状（印第安人）。

高加索人种数量次之，现主要分布在欧洲、西亚、南亚、美洲、大洋洲。大体说来，肤色如上所述，眼睛虹膜在蓝色与褐色之间，较为凹陷偏窄的面孔，比较高耸狭窄的鼻子，相对小的牙齿和修长的身材，体毛相对较浓密，男性易秃顶者多。

赤道人种目前主要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美洲部分地区、大洋洲，肤色在黑色与浅棕之间；毛发从卷曲到直发，络腮胡，体毛稀少至浓密（澳大利亚亚种），头发较早变白色；棕色虹膜；眉骨粗壮，宽鼻大牙齿；多数躯干较短，四肢较长，致使整个身材呈细长状。

从化石上区分人种，只能追溯到约5万年前。亚美人种的证据最充分，因为在东亚各地发现的头骨化石均能清晰辨认出铲形门齿与较高的颧骨，可以认为祖居地在东亚某地。美洲印第安人是从亚洲迁徙过去的这一点可以确认，因为美洲未发现约4万年以前的人类遗骸。

不同人种的特殊遗传体质特征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目前缺乏可靠的说明。相对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地理环境的外因与基因变异的内因的相互作用。如一定人群长期处于地理隔绝状态，造成共同的遗传与变异。

不同人种外部甚至内部遗传体质特征（血型）的差异并不妨碍基本生理结构的一致性。譬如脑容量的大小，神经系统与高级心理活动，各个人种是相同的，因此不同人种在相互通婚后可以产生具有正常生殖能力的后代。

由于不同人种在几万年时间里于新旧大陆各地的迁徙与密切交往，特别是近代以来大规模的人种迁徙，人种混合的趋向越来越明显，比如非洲裔美国人已经与非洲尼格罗人种的居民在体质上相去较远了。

目前不同人种在文化上的区别同先天的遗传无关，完全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曾经流行、现在也没有绝迹的种族主义思想没有科学根据可言。

二 人类社会的形成与早期发展

旧石器时代

自能人开始，世界史进入了它的最初阶段——石器时代，之后依次为手工金属器时代与机器时代。

石器是人类祖先生存斗争的基本工具。根据制作技术的不同，石器时代又分成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大阶段，两大阶段之间有一个过渡的中石器或细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时间最久，以打制石器为主。这是用砾石通过互相敲打而成的砍砸器、刮削器，形状为多面体、棱锥体、石片等。但当时的人类也使用骨器、角器和木器。

新石器时代是打磨结合的石器时代，石器生产多了一道工序，先初步打制成型，再精心磨制加工。人类因此有了一整套形状和功能同现代手工劳动工具大同小异的石制工具，包括刀、斧、锤、凿等。这套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生产活动与日常生活当中，直到工业革命才被取代，但现今并未退出实用舞台。

旧石器时代从200多万年前一直下延到约1万年前。由于时间久远，考古学家又把这个时期分成三个较短的时期，即旧石器时代早期（约200多万—20万年前、中期（约20万—5万年前）和晚期（约5万—1万年前）。

整个旧石器时代的人们都依赖采集和狩猎获取食物，学术上称为攫取型生活方式，与在新石器时代转型的生产型经济相对应。

该时期的人起初用粗糙的石器刺杀、猎捕、切割性情比较温和的中小型动物，后来可以猎取长颈鹿、野马、大象、河马等大型动物，至于鸟类、鱼类、昆虫、鸟蛋、植物块根、果实，更是早期人类的果腹之物。

随着生存经验的积累，旧石器早期的人们逐渐能按照自己的预想设计与制作产品，于是出现多用途的石器，像两面打击成型的手斧、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之类。在大约130万—50万年前，不同地区的古人类发明了人工控制天然火的技能，在法国埃斯卡利洞穴和北京的周口店洞穴均发现了人工用火的痕迹。

火的使用在世界史上意义重大，标志人类首次掌握了一种自然力。火被用来加工食物。烧制食物不仅味道好，且植物和肉类的粗纤维在过火后会变软，易于咀嚼和消化吸收，人类从此开始脱离茹毛饮血的状态。火还被用来驱赶野兽、加工木器，致使人类猎取动物的水平空前提高，披毛犀、野牛、剑齿象等大型野兽也成了原始人的捕获物。火还给人带来温暖和安全，人类从此不再风餐露宿，迁入可以遮风避雨的洞穴，并在100万年前开始的四次大冰期当中，不仅在北半球的冰天雪地中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还迁徙到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人类的社会进化也有一个逐渐克服动物式本能、不断走向自觉的过程。由于早期人类社会留下的痕迹不多，只有一些相当晚后的氏族部落组织的样本，因此，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构建起来的一些社会组织模式包括婚姻模式都是科学的假设。

就十分有限的史料看，人类为了在森严的自然界中立足，必须保持从动物界沿袭下来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群体方式过活。从远古人类居住遗址的规模推测，估计一个原始群体的人口在30—100人之间，是很小的社会。任何社会组织要存在并持续发展，就必须形成一些调节社会关系的准则，以抑制人们的纯生物本能。这可能就是我们在近代仍处于原始状态的人那里看到的各种社会禁忌——外婚制、遴选领导人、财产公有、产品平均分配、奖勤罚懒、劳动分工与协作等制度——的原因。这些制度通命名为原始公社或史前公社制度。

人类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总是伴随着思维的进步，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而思维是借助语言进行的。自从人类有意识地打制石器开始，就具备了最简单的概念意识，实现了向人类思维的过渡。随之产生了传递有关概念的最简单的语言形式，即声音信号。最初的语言只是动物式的简单音节。此外某些肢体语言，如手语、表情也肯定是早期人类传递信息的手段。但这类语言还不足以表达人类日益增加的知识储量。人体的进化为人类特有的分节语的出现奠定了生理基础。喉结发达，咀嚼器官退化，牙床变小，吻部回缩，声道改变，口腔内的发音器官有了更大的活动余地，逐渐适于共鸣和形成唇音。当这些生理条件备齐之后，不同声调的分节语言大概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约70万—50万年前，因为北京猿人大脑的语言发生中枢中颞骨后部及颞—顶—枕骨部位有明显隆起。

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开始向现代人过渡。此间石器制作技术大有长进，生活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代居民开发出新的加工方法，在各地遗址中都发现了工艺复杂的狩猎工具——石球和石矛头，这意味人类捕捉野兽的能力大为提高，并且捕猎对象开始出现地区差别。例如在这一时期的人类洞穴住所中，大量堆积着兽骨，有的以熊骨为主，有的以鹿骨为主，有的以猛犸象骨或羚羊骨为主。在南非的遗址中还发现大批企鹅和海豹的遗骸。除野生动物食品之外，此时人类还创造出加工种子的技术，如使用砾石研磨器、磨槌、捣槌等工具去皮和制粉。人类还懂得了人工取火。这一切大大改善了天然食品的质量。

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相对于人类体质的巨大进步，技术进步略为显慢。在大约5万—1万多年前，人类仍在旧石器时代徘徊。与以往不同，石器打制技术在这时发展到了顶点。人们开发出复杂的工艺流程，如间接打击法、压削法、钻孔和研磨法，有了一整套小型加工工具，如锥子、骨钻、研磨器、小切刀等。出现了规范的石器，人们能够制作锐利的石刀，能在石矛的一侧开槽，能制造大型的复合武器石矛和渔叉，也能制作小巧光滑的骨针，还能在一端钻出针鼻。研磨技术的应用意味着延续200多万年的石器打制技术即将被磨制新工艺所取代，这是历史巨变的前夜。

工具的改进促使人类的采集和狩猎经济空前发展，特别是狩猎，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在欧亚地区晚期智人的某些遗址中堆积着成千上万头大型动物的遗骸，猛犸象的灭绝很可能是人类围猎的结果。晚期智人不仅靠山吃山，而且靠水吃水，邻近江海湖泊的居民发明了用渔网、渔叉、渔钩捕猎。同时，天然植物仍然是人类日常食品的重要来源之一。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积累起的采集和狩猎经验，为人工驯化动物和栽培植物的技术革命准备了条件。

随着生存能力不断提高，人类的活动空间也就相应扩大。人类在晚期智人时代跨过白令海峡，漂过太平洋岛屿，成群结队在美洲和大洋洲安家落户。所以，第一批发现新大陆的移民是旧石器时代的亚洲人。

 

新石器革命

约1万年前，有些打制石器的能工巧匠革新了工艺，创造出磨制技术，人类从此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代的锄铲、刀矛、斧头等工具的形状与现代同类工具没有多少差别。使用这种得心应手的工具以及设置陷阱去捕捉野兽，人类的猎物增多，直至出现剩余。人们把剩余的猎物用围栏圈养起来，由此驯化出最初的动物。

古代西亚人是家畜饲养业的先行者。他们在1万多年前首先把狼驯化为狗，把野羊驯化为家养绵羊。随后家畜饲养业在世界各地普及开来。山羊、猪、马、牛、驴和各种家禽一一驯化成功，并逐渐从人类社会群体中分离出一部分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游牧共同体。

如果说男性因长期从事狩猎活动而熟悉动物，可能是家畜饲养业的发明者，那么人工栽培植物似乎就是女性的创造了。她们常年进行采集，有可能最先认识植物种子落地、发芽、生根、成长、开花、结果的规律。西亚（现今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在大约公元前9000年以降，首先成功地栽培出大麦、小麦、扁豆、豌豆等作物。随后西非地区（今尼日利亚）的人们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栽培成功甘薯、黑豆和秋葵。中国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居民在大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栽培出稻谷、芥菜、粟（谷子）、黍子、大豆等作物，可能独立驯化了猪和鸡。美洲中部及中南部的印第安人则在约公元前4000年独立栽培出玉米，之后又培植出马铃薯、花生、番茄、辣椒等谷物与蔬菜。

植物的人工栽培技术从草本植物扩及木本植物，各地人工培育的无花果也成为人类的食品。随着剩余食物的增多，用来烹饪、盛饭装菜、储存粮油的陶器问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最受古人欢迎的耐用消费品。

从地理分布看，早期农业与畜牧业文化主要集中在北纬60度以内的温带与亚热带具有水源的地区，特别是一些大河流域，如尼罗河流域，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构成的两河流域，长江与黄河构成的两河流域，印度河与恒河构成的两河流域，因此那里也是最早的文明发祥地。

农业与家畜饲养业的诞生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首先，人类根本改变了漂泊不定的采集、狩猎生活方式，从森林与洞穴中迁到田地附近，建造永久性的住房，开始长期定居在一方土地之上，彻底告别了攫取型经济，进入迄今延续的生产型经济领域，为人类大踏步迈入文明社会和进一步发展文明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我们不应忘记，当代人的食物——几乎所有谷物、肉类、蔬菜以及对人类至关重要的人工取火，都是史前人类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其次，人类的经济活动自此有了第一次大分工。农业和畜牧业分离开来，一部分掌握了家畜饲养技术的人群成为专业的畜牧师，在西亚以南的阿拉伯半岛、以北的东欧草原和中国农业区之间的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南部草原、中亚细亚草原地带形成游牧民族。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与军事冲突构成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

再次，定居生活与剩余产品的出现引起人口的稳步增长。从1万年到2000年前，粗略估计世界人口由大约400万增长到1亿多。这导致荒地不断开垦，农区不断扩大，大批狩猎和采集者变成农民和牧人。至公元1000年时，尚处在原始状态的人口，如非洲的布须曼人、俾格米人，澳洲的土著、新西兰的毛利人等，仅占世界人口的不到1%，且居住在农区之外的边缘角落。

最后，定居生活方式在西亚、北非、东亚、南亚引起乡村与城市的产生，形成最早的阶级和等级社会，出现了最早的国家组织，创造出各种文字体系、成文法，发明了最早的冶金术，造就了历史上第一批劳心者，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形成初步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门类。这就结束了长达200多万年的原始社会。

由于农牧业的发明引起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巨大变革，这一变革是在新石器时代实现的，因此学界把这一巨变称作“新石器革命”或“农业革命”，堪与蒸汽革命相比。在这次深刻的变革当中，亚洲是动力的发源地，走在其他大洲的前面。

三 文明社会的曙光

文明与文明产生的原因

中文“文明”是一个多义词，可以指良好的文化教养，如某人文明或不文明，也可以指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历史学领域的文明内涵与此不同，是一个综合指标，泛指原始社会之后的漫长历史阶段。文明与原始相对应，意味文明社会较原始社会有巨大的社会进步。从生产的基本方式和财富的基本来源角度讲，世界文明史可以依次划分出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两大文明类型；从社会制度角度分析，又有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循序渐进或者并列的文明；从文化形态角度看，则有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儒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

判断一个地区的社会是否进入文明可用如下基本标志：

1. 有了比石器效率更高的工具——金属器。

2. 社会分化为具有不同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的阶级和等级。

3. 产生了由公职人员、政府机关、军队、法庭、监狱等部门构成的多层次的（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权力机关——国家，并因此产生了法律、法规和税赋等国家权力的派生物。

4. 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防御中心的城市出现，并成为一定地域上的国家与国民的权力中心。

5. 文字的发明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形成了专门化的文学艺术与科学知识部门。

这些文明的标志虽然不是同时出现，但毕竟构成了判断文明到来的基本参数。在新石器时代与金属器时代之交，即铜石并用时代，世界上产生了五个独立的文明：公元前4000年代末出现的西亚两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北非尼罗河流域文明，公元前3000年代末出现的东亚两河（黄河与长江）流域、南亚两河（印度河与恒河）流域文明，公元前1世纪左右出现的中美与南美文明。由于早期文明的地理位置对于近现代占有优势话语权的西方学者来说是东方，因此亚非拉的古代史又被称作古代东方史。

文明的产生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文明。对此，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是对历史事实的合理归纳。虽然手工磨不一定只有唯一的对应社会——封建社会，在一种生产力下也可以对应产生不同形式的生产方式，如奴隶制的，半奴隶制半封建的，亚细亚的，但由于人类在文明社会的早期阶段生产力仍然十分低下，最优质的工具是铁制手工劳动工具，最经常、最可靠的能源是畜力和人力，因此社会实际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现代意义的生产过剩，只有普遍贫困下的相对过剩。普通劳动者能够用来交换的剩余产品数量很少，所以，整个社会的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相比始终是很少数。加之古代手工业生产的产品种类简单，多数工艺并不复杂，比如居民普遍需要的陶器与纺织品，农民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制作；许多产品经久耐用，可以世代相传，比如金属工具、瓷器和武器等大宗产品。这些因素大大限制了古代工商业的发展，导致绝大多数人仅仅为了生存而非生活拼命劳作。他们最主要的劳动对象是土地，最好的财产来源是土地种植，因此人们最愿意拥有的财产是土地，最权威的统治者是大土地所有者，工商业和工商业者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有鉴于此，整个古代文明都被定名为农业或游牧文明，以便区别于后来的工业文明。

最早的文明产生于旧大陆的大河流域，这不是偶然现象。文明的产生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可能。大河流域是农业的发祥地或最早接受农业文化的地区。这里的居民也是金属工具的发明者。先进的农业经济和金属工具与大河流域比较肥沃的土地相结合，使这些地区的居民较早生产出超过个人所需的剩余产品，引起最早的社会分化，为率先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准备好了适宜的经济与社会条件。

 

阶级的产生

史前社会在进入旧石器时代末期，可能普遍处于氏族部落社会。氏族是出自一个共同祖先、彼此不能通婚的人们组成的血缘亲属集团。氏族的本质特征是实行族外婚。但这种族外婚是固有的还是在史前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产生的，目前没有定论。

部落是比氏族规模大的社会组织，最初可能由两个互相通婚的氏族构成，逐渐衍生为众多氏族构成的较大型社会集团。根据氏族社会的活化石、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部落状态推测，一个部落可有几个或十几个氏族，每个氏族有自己的酋长与议事会等管理组织，部落有酋长会议、部落大会。部落的进一步发展会形成更大的部落联盟，并有相应的联盟机构。大型联盟如北美易洛魁人联盟是六个部落联合，成员多达两万人以上，可视为国家的雏形。

根据现有氏族部落样本的调查，氏族部落一般以父亲一方计算世系，称父系氏族，个别以母方计算世系的称母系氏族。农业革命之后，犁耕与锄耕农业以及剩余产品的出现，致使男女之间产生明显的社会分工，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模式逐步成型。随着部落之间因土地与水源的冲突而出现械斗和部落战争，男性因扮演的社会角色更为重要而在氏族部落中确立了优势地位。

随着农业技术与劳动组织形式的改进，氏族集体生产、平均分配的传统做法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形式，公有土地分给各个家庭使用，没分配的只是集体共用的森林、草场和水源。

个体生产的自然走向是两极分化，因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生产条件，在春种秋收与家畜饲养的过程中，在对外冲突与掠夺的过程中，一部分较有能力的人积累起较多财富，特别是那些拥有权力、具有智力与体能优势的氏族部落酋长与军事首领先富起来。

此外，工具的精细化使得制作石器、陶器、早期铜器、玉器等产品专业化，手工业与农业畜牧业分离开来，随之出现了从事交换的商人。创造与积聚家庭财富的形式因此多样化。私有观念日益加强，人们愿意把自己积累的财产据为己有，不受公共权力的干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由于各种原因陷入贫困的境地，被迫向富裕的族人借贷，寻求帮助，并允诺日后用产品或个人劳动来加以偿还，保护私有制的规则随之面世。考古工作者在世界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中都发现明显的贫富差别，而之前并没有陪葬物差异很大的现象，就是这种社会变革的实证。

贫富分化造成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过去氏族传统的互助与平等的原则改变为保护私有财产，维护既得利益的新原则。富有的成员利用自己优越的地位控制了氏族部落的领导权，使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并力求把这种领导权变为特权，传给自己的后代，这样就产生了贵族阶级。大多数占有自营土地的氏族部落成员则成为与贵族相对应的平民阶级。无能力偿还债务的平民会因土地被抵押或被抵债而变为无地贫民，依附于贵族，甚至沦为债务奴隶。古代西亚、中国、希腊、罗马的史书与法典中都记载有阶级社会早期的债务奴隶制，便是这种社会分化的写照。

由于剩余产品的出现，人的劳动有了更多价值，在不同部落之间的冲突中，人力与土地、水源、生活资料成为争夺的对象。被俘的异族成员不再被杀死或被纳入取胜的一族，而是变为供战胜者驱使的奴隶。由于奴隶是异族人，主人可以用极为残酷的手段榨取他们的劳动。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成为最早出现的阶级对立的又一种形式。

 

氏族部落的解体与国家的建立

基于目前的史料，氏族部落权力组织转化为国家权力组织的途径不止一种。比如，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征服其他部落或部落联盟，把原氏族部落组织变为维持被征服者的暴力机器。古代雅利安人对南亚当地人的征服、古希腊的斯巴达对邻近多利安人的征服并进而形成的国家，是这一途径的案例。再如，氏族部落的首领（酋长、宗教领袖、军事领导）因社会矛盾的激化，把手中权力变为脱离社会的公共权力，自己成为不受制约或很少受制约的家天下的国王。这一途径最为普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国家、古埃及诺姆国家、中国古代关于禹废除禅让制建立君主世袭制的传说、古希腊雅典和意大利罗马最初的君主国的建立，都遵循这一路径。

无论何种途径，国家形成过程总有一些共同特点，即氏族部落机关日益脱离社会，转变为与大多数社会成员不相容的、由少部分人行使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机关。所以，农耕文明时代的国家本质上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富有阶级的权力组织。

公元前4000年代末，世界最早的国家出现在北非尼罗河流域的上下埃及地区，西亚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地区。公元前3000年代末，东亚黄河流域、南亚印度河流域、爱琴海岛屿、西亚两河流域北部亚述地区、伊朗高原西南部、叙利亚埃博拉地区也形成了众多早期国家。公元前2000年，希腊半岛、小亚细亚半岛、腓尼基、阿拉伯半岛南部产生了国家。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000年间，亚洲、非洲、欧洲绝大部分适于早期人类居住的地方和美洲中部地区都形成了国家，公社制的史前社会形态在世界范围普遍解体。

世界史上的所有原生国家因为从氏族部落脱胎而来，氏族部落的狭小性决定了早期国家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不多，一般以一个城市为政治与防御或经济中心，实行世袭君主制，君主的住所与行政机关设在城市当中，为一国自给自足所必需的农村与小城镇散布在中心城市周围。

四 科学与人文知识的萌芽

语言文字

语言是人们相互间传递信息的符号体系，通过声音符号与书写符号加以表达。人类的语言大体经过单音节语、无文字符号的分节语、有符号的分节语三个阶段。

在分节语产生之前，一个人获得的信息只能通过十分有限的符号载体，如单音节的声音和表情动作向他人传递。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十分困难，人们能够分享的信息只能局限于种的生存和延续所必需的一些知识，如打制石器的技术、制作木器的技术、狩猎采集的技术、躲避天灾的方法等。

分节语的出现是人类体质与思维长期进化的产物。由于分节语的出现，个人积累的信息可以方便地提取出来转化为群体的记忆，个人和群体的记忆可以通过口头传说世代相传，不致因个人的消失或遗忘而湮没无闻。原始经济、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连续性因此得到较为可靠的保障。人类知识的积累速度因此加快，已获得的知识信息开始条理化，有了最初步的分类，自觉保留经过整理的记忆并向后代传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世界各地的氏族部落普遍出现创世记、人类起源、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图腾崇拜等原始崇拜，反映思维进步的古人对自身起源等历史问题的热切探求，这是文字符号能够产生的驱动力。

在迄今所发现的原始氏族和部落当中，塔斯马尼亚人、火地岛人、澳大利亚人最为原始。他们的语言有众多具体概念，却仅有很少量的抽象概念，如树、鸟、鱼等，完全没有更大的概括性词汇，如生物、动物等，反映人类在新石器时代还处于比较幼稚的原始思维状态。但所有族群都不同程度地拥有关于人类起源的图腾传说，这些传说世代相传，表明史前人们有群体记忆的强烈意识。

在缺乏文字记载的条件下，原始人竭力发明一些较口头传递更有效的方法，克服记忆的不足和回忆的失真，保持逝去的过去的真实面貌。民族学材料表明，晚后期的史前人类发明了众多帮助记忆部落迁徙、生产、械斗、祭典等重大事件的方法。北美的印第安人，西伯利亚北方的各部落，赤道非洲的部落，太平洋岛屿的美拉西尼亚人等利用打结的绳头、成串的不同颜色和形状的贝壳、刻纹、图画来记录相当复杂的史事。比如毛利人大约有40个部落，各部落都有对本部落与外部落之间的侵夺、仇视、报复事件的详细记载。美洲捷拉瓦尔印第安人甚至用图画形式编写了一部著名的编年史，称《瓦拉姆奥鲁姆》（《红笔记》），以在树皮上的184幅画描绘出他们的全部历史传说，从世界的起源到欧洲殖民者在当地的出现。这表明早在原始社会后期，人类的历史记载已具有初步连续的时间与地点观念，创造出用绘画符号叙述的历史记载形式。

原始人为了改进口头传递的效率，发明了一定长短的语句，句尾尽量使用相同的韵脚用来叙说史事，以便于记忆，这就是史诗。世界各古老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发端于原始社会时期的或长或短的史诗，均以生动的叙事表明语言的丰富与多样。至晚期智人时期，新旧大陆的古代居民已经形成了约六七千种不同的语言，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复杂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并有自己的文学遗产。这表明文明社会到来之前，人类已经创设出具有同源和相似语法特征的最大语言系属——语系，每个语系内部又根据相似程度分为一系列语族，语族之下还分出更多的语支，语支之下还有大量语种。这种语言的分类谱系类似生物的谱系，标示不同语言之间的亲疏关系，是追踪与确认古代居民来源与相互关系的重要工具。

在欧亚大陆形成了印欧语系，包括日耳曼、斯拉夫、罗马、凯尔特、希腊、波罗的、亚美尼亚、伊朗、印度等语族；东亚大陆形成了汉藏语系，包括汉、藏、缅语族，所属人数次之；西亚北非形成了塞姆—哈姆语系，包括塞姆、哈姆语族；亚洲腹部形成了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蒙古、朝鲜等语族（也有语言学家认为朝语的系属不清，是独立语言）。

早期国家形成时，各国普遍已经具备文字符号系统，如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埃及人的象形文、中国的甲骨文，这表明原始社会晚期是文字的孕育与降生期。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要求更有效地记载、表达、传播知识信息的文字符号。

 

原始宗教

原始宗教的特征是万物有灵，自然崇拜。这是人类对自身与周围自然界关系进行最初思考的产物，试图解答或表面或终极性的问题。如为什么会有星辰日月、四季循环、雾雨雷电、花草荣谢等自然现象，为什么人会生老病死、谁是人的创造者，等等。由于史前人类认识能力有限，在难以发现正确答案的情况下，只好把一切原因归结于某些特殊的造因者——神灵。所以，一切宗教与宗教崇拜对象都不是自在的，我们人类是宗教的造物主，却反过来向自己的造物顶礼膜拜。

人类可能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产生了最初的安灵崇拜。在德国尼安德特河谷的洞穴中发现古人遗骸旁边放置着石器陪葬物，似乎表示尼安德特人已具有灵魂不死的意识。至旧石器时代晚期，陪葬物已很普遍，证明安抚灵魂与安排来世生活成为史前人类的基本共识。

进入新石器时代，在对灵魂尊重和崇拜的基础上，发展出自然崇拜。史前人类认为自然界与人是统一的整体，人体内的灵魂可以转移，他们赋予某种与人关系密切的动植物或其他事物以人的灵性，认为它们与自己有亲缘关系，是自己的祖先，并把这些动植物当作氏族和部落的保护神加以祭拜，这就是图腾崇拜。

此外，史前时代末叶的人还创造出其他崇拜形式，例如太阳崇拜、月亮崇拜、拜雨水、拜雷电、敬山岳、敬海洋，等等，并按自己的面貌和动植物形象来想象崇拜对象的形状。有时连某些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工具、用具也可成为祭祀对象。原始崇拜的发展，衍生出一些专门从事宗教仪式活动的祭司，并设计出成套的祭祀与实行巫术的仪式，形成新的社会阶层——僧侣贵族或祭司集团。

 

原始科学知识

史前人类在漫长的生存斗争当中，积累了许多与自然交往的经验，并试图予以初步的总结，催生了科学知识的胚胎与萌芽。

由于依附于自然界，原始人对自然万物万象的认识最多，积累出关于天文、地理、气象、动植物的初步知识。他们能够根据某些天气迹象预测气象变化，预先做好应对准备。他们能够利用肉眼观察星辰的位置，发现它们之间的细微变化。如南非布须曼人能够独立发现在天空中运行的人造卫星。他们因外出狩猎的需要，对于自己居住与游猎的地域有惊人的记忆力，对自己曾经到过的远方地形地貌和路径可以有深刻的记忆，能够辨别方向、确定自己的方位，有些史前猎人还能绘制简单的地图。

原始人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获得了动植物分类的知识，能够识别有毒或无毒的植物，并最终选择出最适合需要的物种加以栽培实验。古代中国人关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原始人苦苦追求真理的努力。他们还在捕猎动物的生存竞争中逐渐熟悉了不同动物的习性，认识了动物的迁徙路线，正确辨认鸟兽的踪迹，并利用自己积累的经验捕捉野兽，直至人工驯化出第一批家畜家禽。

在与森严险恶的大自然交往的过程中，原始人发明了各种治疗伤病的方法，如广泛应用动植物、矿物性药物，用放血、冷热敷、按摩等理疗方法处理胃痛、发烧、肌肉痛、神经痛等疾病，土著澳大利亚人甚至发明了用夹板固定骨折部位的方法，涂抹火灰与油脂止血，涂抹尿液与泥巴治疗皮肤病。

但原始人对数字并不敏感，只有简单的单数概念，且一般只能识别1—3个具体事物。如需要表示5，则用3+2的加法，超过10的数目则用“很多”。各地原始人在计数和度量时普遍使用自己的手、脚、步作为工具，也用某些工具与武器或旅途天数来表示距离，如距某地较远时用步行几天来表示，距某地较近时用抛掷几次标枪或射出几次箭矢来代指。

 

原始艺术

晚期智人时期出现了精彩的原始艺术，这是史前人类思维进步的伟大成果。实际上，自人类的动物祖先打制第一件石器的时候已经有了审美意识。目前看到的奥杜威峡谷出土的石器已有双面均衡打制刃口的砍砸器，显然有预先的设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球圆度并不需要很高，有些箭镞也不需那么精致，但这些武器的制造者却精心地敲琢，达到审美的效果。原始人最令人惊异的艺术作品是2万年以里在新旧大陆发现的洞穴壁画、岩画和石雕、木雕。

欧洲考古学家在法国、西班牙、东欧洞穴中发现大批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家的作品，不仅有壮丽的壁画，还有浮雕，刻画的对象包括各种动物，如野牛、野马、狮子、狗熊、猛犸象、猛禽、鹿、骆驼，也包括人们围猎的宏大场景。在洞穴深处以及在颇高的洞顶部如此费时费力地持续作画，其原因至今难以捉摸。

同时代的人不仅绘画，还用石头、骨头、兽角、象牙等材料创作出动物、人物题材的雕像。尤其是大量妇女雕像，对女性的身体特征予以艺术夸张，称颂生育的伟大，反映对女性的尊重与崇拜。

音乐艺术在晚期智人时代也显而易见，表明这个阶段是人类文化的一次飞跃。歌唱与人们的宣泄情感有关。在艰苦的劳动中，在猎获动物和获得食物的喜悦中，在原始宗教仪式和庆典仪式中，人们会发出各种欢呼，并演化成规律性的重复，形成歌唱的旋律。通过音乐语言可以表达一般语言难以表达或不好表达的人类情感、欲望与追求，所以音乐与绘画不同，是原始社会晚期非常流行的大众艺术形式。

最初的音乐语汇还很有限，所以节奏要强过旋律，打击乐器因此有可能早于管弦乐器的发明。强烈的节奏激发人的忘情舞动，舞蹈艺术与音乐相辅相成地共生出来。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壁画与岩画中描绘的群舞与独舞画面，中国贾湖遗址出土的约8000年前的吹奏乐器骨笛，已能发出较准确的七声音列，证明史前人已掌握了骨笛制作中如何保证音准的技能。

音乐与舞蹈艺术的发展引起艺术的仪式化、标准化，产生专门用来庆祝丰收、战争出征及胜利、新首领即位、旧首领死亡、驱除鬼怪、祈福上天之类喜乐和哀乐以及仪式舞蹈形式。这些形式成为氏族部落举办的诸如结盟、成丁、围猎等大型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烘托活动的庄重与神秘，远远超出了音乐与舞蹈的审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