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明代的中外关系

一 郑和下西洋

元朝以来，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包括印度及非洲东部在内，被称作西洋。自古以来，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友好往来。明朝开国伊始，太祖朱元璋即以重建“厚往薄来”的朝贡体制为本朝睦邻外交的基本方针，并公开宣布“不征诸国”的名单，其中大部分是“西洋”的许多国家。明初社会经济恢复以后，明成祖朱棣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政策。永乐三年（1405），朱棣派宦官郑和出使西洋，宣扬国威，招徕各国来朝，发展朝贡贸易。从永乐三年到宣德五年（1430），郑和前后七下西洋。

郑和本姓马，字三保，回族。他在洪武朝入宫，后供职于北平燕王府，“从燕王起兵靖难，出入战阵，多建奇功”，擢为太监，赐姓郑，世称“三保太监”或“三宝太监”。据说郑和曾受命出使日本，说服足利义满向中国朝贡，因而更得朱棣赏识。明初，陆路出使西域或海路下西洋，多以波斯语为外交语言，而掌握波斯语的人多为蒙元时代入华的回回人后裔。这或许也是朱棣派郑和出使的一个原因。今天依然保存在斯里兰卡境内的永乐七年郑和所立的石碑，即分别用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写成。

永乐三年六月，郑和船队从苏州太仓刘家港出发。船队由62艘船和27800多人组成，配备航海图、罗盘针等当时最先进的航海设备；郑和所乘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138米），宽十八丈（56米），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地建造过的最大的木制帆船。船队先来到占城（今越南南部），然后通过满剌加（今马六甲）进入印度洋，到达古里（今印度南部城市科泽科德），并于永乐五年九月回到南京，前后历时两年三个月。从永乐六年到宣德五年，郑和又先后六次率领船队远航，“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船队所到之处，宣扬明朝国威，邀请各国派遣使臣到中国“朝贡”，用中国的瓷器、丝绸等物与各国进行贸易，购买各国特产。郑和出访后，各国纷纷向中国派遣使臣和商队。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国王，甚至亲自来到中国访问，如渤泥（今加里曼丹岛北部）、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古麻剌朗（今菲律宾棉兰老岛）国王都曾访问中国，而满剌加在永乐、宣德间先后有三位国王五次到中国访问。

宣德五年，郑和最后一次远航。船队穿越印度洋回国途中，郑和病逝。郑和所代表的明初航海事业，也就此中止。郑和下西洋是在宋元几百年来海外贸易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并取得了远超前代的伟大成就。郑和七下西洋，比欧洲大航海早了半个多世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今天东南亚一带，仍然保留着许多纪念郑和的古迹。郑和远航，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扩大了中国在亚非地区的影响。

 

二 明朝与朝鲜、日本及中亚的关系

朝鲜是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邻邦，彼此关系密切。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趁高丽王室衰微，夺取皇位，建立朝鲜王朝，并接受明朝册封。此后，朝鲜自始至终与明朝保持良好关系，每逢元旦及明朝皇帝或皇太子生日，都会派出使节奉表朝贺。两国之间的贸易也络绎不绝。中国向朝鲜输出绢、布，甚至火药、弓角，朝鲜则向中国输出马、牛、纸张和药材。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派十余万军队从釜山登陆，入侵朝鲜，占领王京（今韩国首尔）和平壤。应朝鲜国王李昖的请求，明朝政府派杨镐、李如松率军支援朝鲜。李如松相继收复平壤、王京，迫使日军议和。万历二十五年，并未完全退兵的日本军队卷土重来，再度向朝鲜发动攻击。次年，援朝明军与朝鲜军队并肩作战，在陆海两路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朝鲜将领李舜臣、明朝老将邓子龙也都在海战中壮烈牺牲。万历年间的援朝抗日，充分体现了中朝之间的友谊。女真后金政权崛起时，朝鲜仍然效忠于明朝，不断为明军骚扰后金的后方，还曾派军队参加萨尔浒之战。清太宗皇太极于1627年和1636年两次派兵攻打朝鲜，迫使朝鲜臣服。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洪武初，朱元璋先后派遣行人杨载、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日本使臣于洪武四年回访南京。此后，中日之间不仅有使臣和商人往来，日本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洪武朝后期，明朝政府认为胡惟庸谋反，“欲藉日本为助”，断绝与日本之间的往来。即便如此，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仍然规定日本为15个“不征之国”之一。成祖朱棣即位后，开始恢复与日本的交往，重开宁波市舶司以管理中日之间的朝贡贸易。中国向日本输出绸缎、瓷器等物，日本输入中国的商品则有刀、扇、硫磺和铜。然而，嘉靖二年（1523）的“宁波争贡”事件以及此后“嘉靖大倭寇”的猖獗，打断了中日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自此以后，海盗集团或葡萄牙人成为中日贸易的主要媒介。“澳门—长崎”航线成为中日贸易的重要通道。但是，中日之间商船和人员的直接往来也还是很频繁。明亡之后，著名学者朱舜水四次东渡日本，并最终定居日本，讲学于日本水户藩，推动了日本儒学的发展，为中日学术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明初，帖木儿帝国崛起于中亚，统治南到印度、北至俄罗斯、西抵巴尔干半岛、东及塔里木河的广大地区。洪武二十八年，明朝派傅安抵达撒马尔罕，被帖木儿扣留。永乐三年，帖木儿向东想要攻打明朝，途中病死。其孙哈里承袭汗位，决定与明朝恢复正常邦交，派使臣虎歹达将傅安送还。此后，双方友好贸易往来。永乐间，明朝使臣陈诚还写下了《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记述出使所见所闻。

 

三 明朝与欧洲的接触

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英国人于16世纪相继由海路来到中国。跟随着商人及武装殖民者一同到来的，还有天主教传教士以及他们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

明人将西班牙和葡萄牙统称为佛郎机。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使臣皮雷斯抵达广州。此后更多的葡萄牙人来到中国，先后入侵广东新会的西草湾，福建漳州月港、金门岛、浯屿、诏安等地。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商人借口商船遭遇风暴，请求借澳门晾晒货物，贿赂明朝官员，入据澳门。在澳门，葡萄牙人修筑定居点，严重侵犯了我国的领土主权。葡萄牙人还以澳门为中心，从事中日之间的中介贸易。天启、崇祯年间，明朝政府曾从葡萄牙人那里得到西方的先进火炮——红夷大炮，并雇佣葡萄牙“铳师”为教习。

继葡萄牙人之后，西班牙人也来到亚洲。西班牙人占据菲律宾南部诸岛，攻灭吕宋，屠杀华人数万。万历二年，广东潮州人林风率战船62艘、水陆军2000余人，登陆吕宋岛，袭击西班牙殖民军。昏庸的明朝政府竟然派把总王望高前往菲律宾，与西班牙殖民者共同“围剿”林风。占据了吕宋的西班牙人，以马尼拉为中心，从事中国到拉丁美洲的远洋贸易。

明人称荷兰为“和兰”，又蔑称为“红毛番”。万历三十二年，荷兰船来到广东香山澳，请求通商未果。荷兰人试图攻占澳门，也没有成功，转而骚扰福建沿海。天启二年（1622），荷兰人强占我国的澎湖列岛。天启四年，福建巡抚南居益率军渡海收复澎湖。荷兰人转而侵略我国的宝岛台湾，占据台湾南部。到崇祯十五年，荷兰人将占据台湾北部的西班牙人逐出，独占台湾。直到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渡海作战，才收复台湾。此外，崇祯十年，英国船舰闯入虎门，与明朝发生第一次直接碰撞。

16世纪，耶稣会士来到中国。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支，成立于1540年，旨在维护教皇权威，反对宗教改革。嘉靖三十一年，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来到广东海域的上川岛，但未能进入内地。第一位进入中国内地的教士罗明坚，也没有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留下重大影响。真正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打开局面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早年曾接受过神学、古典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训练。1578年，利玛窦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赴远东传教。1582年，利玛窦到达澳门，次年进入广东，经南昌、南京辗转到达北京。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利西泰”，换上中国士大夫的衣冠，且“尽通经史之说”。他结交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著名士大夫，发展他们为教徒，还结交其他文化人，如以医术见长的王肯堂、以刊印《程氏墨苑》而闻名的程大约、被视为异端而入狱自杀的思想家李贽。利玛窦深知，传教“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主张通过传授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的士大夫。他从欧洲带来了三棱镜、自鸣钟、世界地图以及钢琴。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使中国人看到了世界地理全貌（见彩图二十九）。他还成功地在北京建起了一所天主教堂（今北京南堂）。1610年利玛窦逝世，万历皇帝下旨赐以陪臣礼葬于阜成门外二里嘉兴观的右侧（今北京阜外马尾沟）。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向中国输入了西方的数学、地理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科学知识。他们带来的科学书籍，不少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协助下被译成中文。例如，利玛窦曾分别与徐光启、李之藻合译过《几何原本》、《圜容较义》。崇祯年间，传教士龙华民、汤若望等人还参与修订新历，编制《崇祯历书》。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文化也开始影响欧洲。“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经传教士之手被译成西方文字。传教士关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描述，对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中国的科举制度，对西方近代文官铨选制度的建立，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