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后期的危机与张居正改革

一 明后期的政治危机

弘治十八年（1505）明孝宗死后，随之而来的是武宗朱厚照的腐朽统治。武宗（1506—1521年在位）恣情纵欲，不理朝政，多次出游宣府、大同等边镇，又南下江南。武宗正德一朝，前期有宦官刘瑾专权，后期有佞幸江彬等人乱政，还发生了安化王朱寘鐇（zhì fān）、宁王朱宸濠两次宗室叛乱，爆发过刘六、刘七领导的京畿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都很尖锐。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去世。武宗没有儿子，堂弟朱厚熜（cōng）以湖广安陆藩王的资格入继大统，改元嘉靖，是为世宗（1522—1566年在位）。世宗即位后，在如何尊崇自己的亲生父亲朱祐杬（yuán）的问题上与大臣们发生矛盾，史称“大礼议”。世宗想要尊崇自己的生父为“皇考”，而大学士杨廷和等人认为朱厚熜应该“过继”给伯父孝宗，以孝宗为父，以武宗为兄，以生父为“皇叔父”。嘉靖三年（1524），杨廷和辞职，反对“大礼议”的官员二百三十多人在左顺门前哭谏。世宗逮捕并廷杖了一些官员，其中十六人被廷杖致死。最终，朱厚熜尊自己的生父为“皇考”，谥“睿宗”，进入太庙。“大礼议”之争损耗了国家元气，也是明朝政治危机日趋严重的转折点。

世宗迷信道教，常在宫中建坛斋醮，服食丹药。嘉靖二十一年，十余名宫婢乘世宗熟睡之际，企图用绳子将他勒死。方皇后闻讯赶到，世宗得救，宫婢们被处死。此事史称“壬寅宫变”。事后，世宗索性搬出皇宫，移居西苑，一心修道斋醮，向神仙祈福。为世宗斋醮时撰写祝词，成为官僚升迁的一条捷径。嘉靖四十五年，世宗病逝。裕王朱载垕（hòu）即位，改元隆庆，是为穆宗（1567—1572年在位）。穆宗不关心政事，也是个不作为的皇帝。

皇帝不理朝政，内阁却纷争不止，尤其是首辅之争。内阁自设立起，大学士就有位次的排序。到天顺、成化年间，开始有“首辅”的名称。一般而言，首辅是大学士中入阁时间最长、资历最老、最为皇帝眷注的人。嘉靖八年，以支持“大礼议”受宠的张璁任首辅。嘉靖十五年，以支持皇帝的“天、地分祀”主张而受宠的夏言，取代了之前病重致仕的张璁。然而，夏言的地位很快就遭遇到严嵩的挑战。嘉靖二十七年，夏言被杀，严嵩成为首辅。严嵩任首辅十余年，大权独揽，卖官鬻爵，给明朝政治带来了不少恶果。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被徐阶扳倒。从严嵩家中，查抄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珍宝无数。徐阶之后，李春芳、高拱在隆庆年间相继出任首辅。然而，高拱又清算了徐阶。几乎每位首辅倒台的背后，都有激烈的政治斗争。

上行下效，朝中结党营私，贪污成风。著名的清官海瑞在嘉靖四十四年给世宗上疏，抨击当时“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的社会现象。海瑞嘲笑说，皇上您的年号为“嘉靖”，是“家家皆净而无财用”的意思啊！

 

二 东南倭患与北疆互市之争

倭寇指14至16世纪劫掠我国及朝鲜沿海的日本海盗。15世纪后期，日本诸藩割据，进入战国时代。诸藩都想与明朝通商，但限于明朝的朝贡贸易体制，朝贡次数与人、船的数量都有限制。嘉靖二年，宁波港发生“争贡”事件。日本大内氏派来的贡臣宗设，与细川氏派来的贡臣瑞佐、宋素卿相继到达宁波市舶司，彼此发生冲突。宗设烧了市舶司的嘉宾堂，还杀死了明朝的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逃回海上。明朝政府对此事进行调查，处死了宋素卿，将瑞佐送回日本，并在嘉靖八年废除了浙江市舶司。此后，除嘉靖十八年和嘉靖二十六年日本方面有两次使明船之外，中日之间正常的海上贸易中断，而海上武装走私活动却日益猖獗，尤其是日本海盗勾结中国走私商人，在我国东南沿海进行武装抢劫，史称“嘉靖大倭寇”。

嘉靖二十六年，朱纨巡抚浙江，兼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厉行海禁，将所有船只一律烧毁。禁海损害了在走私贸易中获利的闽、浙势家大族。他们唆使代表他们利益的京官弹劾朱纨。结果，朱纨被削职，愤而自杀。此后，倭寇愈演愈烈。“五峰船主”王直、徐海是中国海商，却也是有名的倭寇领袖。王直等人以日本的五岛列岛为根据地，以宁波、泉州港外的双屿、浯屿为据点，不断骚扰沿海。由于明朝政府的无能，倭寇进入内地，如入无人之境。嘉靖三十二年，四十余名倭寇因失落船只，上岸抢劫，窜入浙江平湖、海盐等地，杀死大批官军，从容夺船出海。倭寇骚扰给沿海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明朝政府决定全力平倭，先后派王忬、张经、胡宗宪等人负责剿倭。胡宗宪设计诱杀了王直。然而，闽浙倭患依旧。直到戚继光和俞大猷（yóu）受命抗倭，抗倭战争才获得决定性胜利。戚继光和俞大猷是明朝嘉靖年间著名的军事家。嘉靖三十四年，戚继光调任浙江，镇守倭患严重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他招募义乌、金华的剽悍壮丁，教习击刺之法，更新火器兵械，组建名闻天下的“戚家军”。戚家军先后在浙江慈溪县的龙山、舟山东面的岑港以及台州等地沉重打击倭寇，随后进入福建，配合俞大猷平息福建倭患，再移师广东。嘉靖四十三年，平倭战争最终结束，明朝的东南海防获得了相对的平静。

南边倭患的同时，明朝的北疆也受到“北虏”的威胁。“北虏”是明朝政府对蒙古诸部的蔑称。16世纪初，蒙古达延汗统一了鞑靼诸部。到明世宗时，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以河套地区为据点，日益强盛。俺答汗请求与明朝贸易，遭到拒绝，于是在嘉靖二十九年由大同侵入明朝境内，直抵北京城下。蒙古骑兵在京畿骚扰了八天，史称“庚戌之变”。此后，俺答汗不断入犯，明朝守军疲于应付。隆庆四年（1570），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投降明朝。明朝政府将把汉那吉送还俺答汗。以此为契机，双方议和，并确定开展互市贸易。次年，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从此以后，蒙古诸部与明朝政府间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军事危机给明朝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南倭”、“北虏”使政府的军费支出日益浩大，入不敷出。以北边军费为例，从1549年起，政府每年发往边镇的“年例银”不少于200万两，加上其他费用，北方边防的军费少则300万两，多则500万两，远远超过户部每年200万两白银的收入。

 

三 张居正改革

政治矛盾尖锐、南北外患频仍、财政赤字严重等问题，威胁到国家的生存。为此，明朝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来挽救其危亡。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如海瑞、高拱、庞尚鹏等人，在嘉靖末年和隆庆年间已开始着手对吏治、边防、财政进行改革。嘉靖、隆庆年间的改革尝试，是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的前奏。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入翰林院，先后得到严嵩、徐阶、高拱等人的器重。他曾奏上《论六事疏》，向皇帝系统提出过自己的改革意见，但没有得到重视。隆庆元年，张居正成为内阁大学士。隆庆六年，穆宗逝世，遗命高拱、张居正等辅佐10岁的太子朱翊钧。同年，张居正与太监冯保结盟，驱逐了首辅高拱，自己接任首辅，并从此牢固地控制中枢政权达10年之久。

张居正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掌握中枢大权之后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政治上，张居正整顿吏治。万历元年，他提出“考成法”，加强对官员的考察。考察的方法，是逐级考核。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及六部稽查巡抚、巡按，抚、按考察地方官员。在这些环节中，六科、巡抚很重要。六科设于午门外，章奏均必经其手。六科给事中官秩仅七品，但负责稽查驳正六部之违误，且有建言、进谏之责，位卑权重。万历初年，各省巡抚也几乎都是张居正的同乡或亲信，如耿定向、潘季驯等。此外，张居正建立了随事考成的制度，要求各衙门将逐日的章奏登记，立文册两本，一送六科，一送内阁，实行一件，注销一件，每年每月针对事情的完成程度加以考察。这样，各级官吏对中央政令就不敢敷衍塞责，吏治因而得到很大改观。在军事上，张居正竭力整饬边防，派戚继光在蓟镇整顿防务，修筑边墙，派名将李成梁防守辽东。

为解决财政危机，张居正把理财作为改革重点之一。他裁减冗官冗费，甚至要求皇室节省开支，积极清理历年拖欠的税赋。由于官僚地主瞒报土地，造成国家赋税收入不足，张居正决定重新清丈全国土地。从万历六年到万历十一年，清丈基本结束。清丈后的田地总量，比弘治时期的田地总量多了300万顷。张居正还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一条鞭法的实质，是赋役合并、一概折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它使原先繁多的杂税归于一条，又将原先按丁征收的役改由丁、田分担，对农民的人身控制相对松弛，客观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一条鞭法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是中国赋役制度的一大变革，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张居正改革缓解了明王朝的统治危机。到张居正死时，户部太仓储银超过600万两，京师储粮达700万石，是隆庆年间的三倍。同时，“海内肃清”，边疆稳定。如果没有张居正改革所积累下的财富，万历三大征——万历二十年平哱拜的宁夏之役、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七年的援朝抗日战争、万历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平杨应龙的播州（今贵州遵义）之役，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死，神宗朱翊钧（1573—1620年在位）亲政。之前受张居正打击的官僚纷纷上疏，攻击张居正。万历十二年，神宗下令查抄张居正家。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也多被中止。万历后期，神宗倦于政事，纲纪废弛，百弊丛生。明朝沿着衰亡的轨迹继续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