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元代的思想文化和科技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为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元代多元汇合、丰富多彩、卓有建树的文化、科技成就，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思想与宗教

蒙古人最早信仰的是原始萨满教。接触外界各种思想文化之后，蒙古统治者采取了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态度。元朝统治的核心区域是汉地，汉地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是儒学，统治者必然推行尊崇儒学的政策。而各种宗教，只要不悖逆元朝的统治，都可以在全国自由传播。

元朝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文化，是程朱理学。金朝崇尚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三苏”之学。金亡后，蒙古军南下伐宋，被俘的宋儒赵复等人受到礼遇，开始在北方传授程朱理学。忽必烈奉命管理汉地，特别是建立元朝后，招徕汉族儒士，其中就有不少理学家。许衡（河南新郑人）被任命为负责教育的国子祭酒，他以程颢、程颐、朱熹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扩大了理学的影响。姚枢、窦默等理学家也是忽必烈谋士集团的成员。从此，州县乡社遍立学校，名山胜地多建书院，都主要研习程朱理学。元仁宗时期恢复科举制度后，考试内容也以程朱理学为主，非议理学的其他学术思想均遭排斥。这就确立了程朱理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地位。

宗教是蒙古统治者统治人民的辅助工具。元朝对待各宗教派别态度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元朝境内各族人民信奉的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明教）、萨满教等。各种宗教内部存在不同的宗派。如佛教有禅宗、藏传佛教等。道教分全真教、真大道教、太一教、正一教等派别。基督教有聂思脱里派（景教）、罗马天主教等。各教各派的势力大小不一。佛教派生出来的白莲教，又名白莲宗、莲宗、白莲社、白莲会，由南宋初昆山（今属江苏）僧人茅子元创立。崇奉阿弥陀佛，宣扬“弥陀出世”，以劝在家人斋戒念佛，死后“同生净土”为宗旨。因教义浅显，修行简便，南宋后期得到广泛传播。入元后大盛，堂庵遍布全国。元政府时而承认，时而禁断，但其信徒不断增加。到元末，白莲教为红巾军起义所利用。

藏传佛教在元朝的地位尤为突出。这是因为藏传佛教本身富有神秘色彩，其侈设仪式、讲究修法、演习咒术，与汉地禅宗及其他宗教相比，更容易被信仰萨满教的蒙古统治集团所接受，而且可以借此抑制汉族地区佛教势力的发展。藏传佛教之盛特别体现在对帝师的尊崇上。皇帝即位前，由帝师受戒9次方能正式君临天下。英宗时，诏令在全国各州治所修建帝师八思巴殿，其规制高于孔庙。泰定帝时，绘制了11幅八思巴像，颁布各行省，令塑像祭祀。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大部分都建立了各具特色的教法体系，涌现出众多学问精深的高僧。帝师八思巴是位学识渊博、精通佛法的大师。所著《彰所知论》，当时就有汉文译本，后收入汉文《大藏经》中。藏传佛教喇嘛的活动范围遍布全国，佛事支出耗费巨大，仗势恣肆、扰乱朝纲、危害社会的现象颇多。

元朝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既有摩擦排斥，也有交流融会。1255年，在蒙哥汗的指示下，佛、道两教的代表人物在和林举行了一次宗教辩论。1258年，在忽必烈的主持下，来自吐蕃、畏兀儿及西夏、大理故地的300多僧众，与道教各派200多道士，于开平举行大辩论，并有200多儒士旁听作证，结果佛教占了上风。入元以后，宋金以来出现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潮，继续有所发展。主张三教同功归一、各具其用的思想，不仅三教信徒中大有人在，也被统治者接受。

 

二 史学、文学与艺术

私修史书有胡三省（浙江宁海人）的《资治通鉴注》和马端临（江西乐平人）的《文献通考》。《资治通鉴注》对《资治通鉴》一书作校勘、注释，尤其注意对地名异同、州县废置、制度沿革的考订。《文献通考》, 348卷，分24门，继承并发展了唐代杜佑《通典》的修史方法。史料丰富，考证精审，体系完整，特别重视制度变通和历史变革的研究。这两部史学名著，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至正三年至五年，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的《辽史》、《宋史》、《金史》三部正史纂修成书。三史由汉、蒙古、畏兀儿、哈剌鲁、唐兀、康里等多个民族的学者共同参与修撰，在中国史学史上意义重大。三史摆脱无谓的正统之争，采取平等对待三朝的原则，符合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史学著作，同样珍贵。蒙古族第一部史书《蒙古秘史》，不仅具有珍贵的史学价值，也是一部不朽的古典文学名著。吐蕃学者蔡巴·贡噶多吉的《红史》，是研究藏族历史的重要文献。云南白族历史文献《白古通记》（原书已佚），主要记载南诏、大理及元初云南史事，后代有关云南的史志多取材于此书。

元曲是我国文学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它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也称北曲，分小令和套数两种。小令是从民间小曲演变而来。套数融合并发展了唐宋以来大曲、鼓子词、传踏、诸宫调和赚词的联缀方式。散曲虽然源自民间，吸收了“俗谣俚曲”的大量营养，但它并不是民间说唱艺术，而是韵文的一种新兴形式，传世作品主要出自上层社会出身的作家之手。元杂剧是在金院本与诸宫调的基础上，吸收其他艺术形式，将套数（唱）、宾白（白）、舞蹈动作（科）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种新的综合性戏剧艺术。在我国戏剧史上，元杂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关汉卿（大都人）的《窦娥冤》，王实甫（大都人）的《西厢记》，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性，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是元杂剧中最出色的代表作。元曲繁荣的背景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市民生活的活跃（见彩图二十七）。元末，杂剧逐渐衰落，代之而兴盛的是原流行于江浙地区的南戏。

元代的书画艺术也具有很高的成就。宋宗室赵孟頫（fǔ）（浙江湖州人），号松雪道人，工书画。他的人物画继承唐人技法，山水画宗五代人，以书法笔调写竹，用飞白法画石，自成一家风格，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很大。他的书法用笔圆转流美，骨力秀劲，世称“赵体”。传世代表作有《三马图》、《松水盟鸥图》等。黄公望（江苏常熟人），号大痴、一峰道人，擅长山水画，笔势雄伟，意境苍茫。传世代表作有《富春山居图》、《九峰雪霁图》等。元代绘画，写意之风盛行，淋漓挥洒，抒写画家胸中逸气，求意趣而不重形似。这种写意派文人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有开山之功。

 

三 科学技术

元代科学技术在天文、水利、农学、医学等多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各民族都不乏优秀的科技专家。

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河北邢台人），改进和发明了近二十种天文仪器。他简化了传统的浑天仪，保留了两套观察用环，一个测量赤道坐标，一个测量地平坐标，名之为简仪。其赤道装置与现代望远镜的装置基本结构一样，滚珠轴承装置比世界上同类仪器早二百多年。据有关学者推算，郭守敬主持的“四海测验”，其最南的南海测点就在今西沙群岛一带或中沙群岛附近的黄岩岛。他主持修订的《授时历》，计算详尽而准确，达到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最高水平。郭守敬负责开凿大运河最北段通惠河，根据地形地貌，修建白浮堰，解决了水源问题；他设计制造的闸坝、斗门，很好地解决了水量水位问题。

在元朝广阔的疆域中，由于各民族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水利事业也取得巨大的成就。女真族地理学家蒲察都实、阔阔出兄弟实地考察黄河河源，对当地的地形、水系、动植物等都有翔实记录，在水文勘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潘昂霄（山东济南人）根据他们的考察经历，撰成《河源志》。顺帝至正十一年，水利学家贾鲁（山西高平人）由都水监迁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负责整治决口北流的黄河。在前期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提出疏、浚、塞并举的工程方案，又创造了石船堤障水法。由于方法得当，技术先进，终于使河复故道，取得治河成功。

农学家王祯（山东东平人），著有《农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经验。全书分三部分：《农桑通诀》总论农时、地利、耕垦、播种、锄治、施肥、灌溉、收获等知识。《百谷谱》介绍各种农作物、树木的栽培技术，特别是对棉花种植的研究推广最有价值。《农器图谱》绘制了306幅各种农具、机械图纸，并有文字说明，不少是新创制或有待推广的器具和机械。他还发明了木活字和转轮排字法，推进了印刷技术的革新。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所著《农桑衣食撮要》也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外科医术专家危亦林（江西南丰人），在麻醉和骨折复位手术方面贡献突出。所著《世医得效方》，是世界上关于全身麻醉法的最早记载。他运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符合现代整复手术原理，比欧洲人提出的时间早数百年。

在实用计算技术方面，珠算是元代一大发明，既快捷又方便，在我国民间长期使用，并流传至许多国家。

来自中亚的回回科学家还带来了阿拉伯、波斯科学技术的精华。天文学家札马剌丁，建造了浑天仪、天球仪、地球仪等多种天文仪器，还编制《万年历》，主持回回司天台的工作。郭守敬与他在学术上多有交往。兵器技术专家阿老瓦丁、亦思马因创制了威力巨大的“回回炮”。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参与设计大都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