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辽、宋、西夏、金时期的思想文化与科技

这一时期，我国不同地区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特别是宋朝，在思想、文化与科技等方面达到空前的高度，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宋学

宋代是我国古代经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完成了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即由章句之学转变为义理之学。

宋学以中晚唐的儒学复兴为前导。自唐后期到五代末，战乱不已，经济凋敝，韩愈所倡导的新儒学销声匿迹。宋初数十年，社会相对和平，经济有了较快发展，思想文化领域也逐渐活跃，儒、释、道思想相互渗透。宋仁宗时，一些有作为的士大夫相继提出各种改革方案，展开激烈论争。疑经思潮风生水起。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是宋学的先驱。他们的学术活动基本上都开始于仁宗朝前期。至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一种吸收佛、道学说以阐述儒学的新学派宋学逐渐形成，李觏（gòu）、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其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宋仁宗晚年到宋神宗初年，宋学得到较大的发展，各大学派正式登场。王安石的新学是早期宋学中最重要的学派，影响也最大，在学术上居主导地位达60年之久。王安石提出研究经术要为现实服务，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并以此作为其推行政治改革的思想基础。司马光同王安石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学术思想领域的许多关键问题上都是意见对立。司马光的朔学大力宣扬天道观和“礼治”，积极维护现存秩序。司马光在史学上取得重大成就，是宋儒重视史学的最重要代表。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蜀学立足于儒学而博取其他诸家学说，因其缺乏固定的思想体系，在政治上也就易于多变，但在文学上成就突出。理学形成于北宋，周敦颐与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等作为理学学派的创始人或初步发展的奠基人，被南宋朱熹并称为“北宋五子”。其实在北宋时，除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张载的关学外，其他学派大多未成气候，影响有限。

进入南宋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突变，宋学各派力量互有消长。洛学迎合了南宋统治者的需要，因而受到朝廷的提倡，获得长足的发展。两宋之交的杨时、胡安国、胡宏，南宋前期的张栻（shì）、陆九渊、朱熹等人，对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由濂、关、洛、闽四大学派建构的理学是哲学化的儒学，以讨论“性”（以人性为主，兼及物性）与“理”（天理、天道）为中心，阐释儒家经典的义理。理学又称道学，理学家标榜自己是继承孔孟之道的正统。至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理学遂在宋学中成为巍然兀立的主流学派。与此同时，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形成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三者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浙东事功学派提倡研究学问要经世致用，反对理学派的空谈性命、义理。

宋理宗当政时，采取各种措施提高理学的地位，并正式肯定二程、朱熹是孔孟以来道统的真正继承人，从而使程朱理学成为钦定的官方哲学，其深远影响不仅下及元明清，而且远播朝鲜、日本诸国。在程朱理学确立独尊地位以后，宋学其他各派走向衰落，理学本身也因缺乏竞争而日渐僵化和陈腐。理学是在儒、佛、道三教结合的基础上孕育形成的，在发展理论思维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它宣扬的“三纲五常”极大地强化了封建礼教的精神束缚。

 

二 宗教

这一时期在我国境内流行的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摩尼教等，其中佛、道两教势力最盛，对政治影响很大。

五代十国各政权的统治者大多信奉佛教，其中南唐和吴越特别突出，只有后周世宗柴荣是一个例外。宋朝建立后，赵匡胤对佛教采取既保护又限制的态度，因而在他当政时期，佛教只是略有恢复。宋太宗崇尚佛教，在他的支持下，佛教有了很大发展。宋真宗对于佛教更加热衷，对各地寺院屡加赏赐。真宗以后的几代皇帝，都继续执行保护佛教的政策。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崇道抑佛，佛教一度受到影响。宋室南迁后，历代皇帝对佛教都采取保护的态度。由于财政紧张，北宋后期和南宋政府曾大量出卖度牒，作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这就造成僧尼的不断增多。宋代佛教派系林立，其中势力最盛的是禅宗和净土宗，其次为天台宗、华严宗、律宗。

佛教在辽朝也很盛行。对儒、释、道都加尊奉，是辽朝历代统治者共同遵循的方针。但在三者之中，最受重视的要算佛教。特别是辽代中期的几个皇帝，都是佛教的狂热信徒。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扶植，辽朝辖区之内寺院日多，其中尤以南京为盛。辽朝的僧尼还享有各种特权，不少僧尼横行不法。密宗在唐代末期已趋衰落，但在辽朝又兴盛起来。律宗也有较大影响。相比起来，禅宗在辽朝统治区内并不活跃。此外，民间还流行有各种名目的宗教结社，统称为念佛邑。这显然是净土宗的一种组织，和南方的白云宗和白莲会颇有相似之处。

西夏统治者笃信佛教，僧侣在西夏社会中享有特殊地位。政府中专门设有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与三司、御史台同为二品，仅次于中书和枢密院。西夏受藏传佛教影响，在中国历史上首设帝师。

金朝对待佛教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前期的几个皇帝都崇信佛教，设有僧官管理佛教事务。中期的几个皇帝，则对佛教采取保护但又加适当限制的方针。金朝末期，战争频繁，经济凋敝，连年灾荒，金朝政府滥卖度牒、师号、寺额，企图以此缓解财政困难，导致僧尼和寺院数目大增。金朝前期，律宗的势力最盛，其次是禅宗。中期以后，禅宗势力日盛。

这一时期道教也很流行。但大部分时间里，道教的势力和影响都比佛教要小，只有北宋真宗和徽宗两朝例外。契丹统治者对佛教最为热衷，对道教也采取保护态度。但总的来说，在辽朝统治区内，道教的势力和影响比较小。在宋代和辽代佛教有很大势力，到金代，道教力量上升，与佛教势力大体相当。几种新型的道教应运而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全真教，其次是大道教（后称真大道教）与太一教。这三种道教宗派都得到金朝政府的承认和保护，是金朝统治者的御用工具。

唐武宗灭佛时，摩尼教也受到打击，在中原地区几近绝迹。但在我国西北部，西迁后的回鹘人中间，摩尼教仍有很大影响。宋代沿海的两浙、福建地区，仍有摩尼教的活动。北宋的某些起义曾利用摩尼教作为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具。因此，宋朝政府在北宋末年起就下令取缔，南宋时禁令更严。经过这些打击，摩尼教更加衰落。

 

三 史学

五代时期虽然战乱不断，但中原王朝仍沿唐制设有史馆，修撰实录。特别是后汉、后周，积极补修前代实录，使得五代的各朝实录总数达360卷之多。“十国”中也修撰有一些实录。但五代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当属后晋所修的《旧唐书》。

宋代是我国古代史学的鼎盛时期，不仅创设了新的史书体裁，还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产生许多著名的史学家和重要的历史著作。宋初，薛居正等编成《旧五代史》。宋仁宗时，欧阳修、宋祁受命重修唐史，成《新唐书》，欧阳修又私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北宋中期，司马光在刘恕、刘攽（bān）、范祖禹等人的协助下，花了19年时间，编写成《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意在为最高统治者巩固统治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自宋元以来一直备受推崇，并产生很大影响，被称为“通鉴”体，成为后来编年史的通用体裁；其《考异》部分，更将史学研究引入史学编纂领域。南宋时，袁枢将《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分门别类，每事详备始终，并列出标题，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以记事为中心的新体裁。这种纪事本末体为明清许多史家所仿效。通史方面的巨著，还有南宋初郑樵编撰的《通志》，宋元之交马端临编纂的《文献通考》，这两部书与唐代杜佑的《通典》，并称为“三通”。《通志》中的“二十略”，记述上古至唐代的典章制度沿革，是该书的精华。《文献通考》记述远古至南宋末的历代制度，对宋代制度沿革记述尤详。

宋朝不仅重视总结前代历史，还特别重视编修本朝史。宋朝设有国史院、实录院等修史机构，由宰相兼任“监修”或“提举”，编纂日历、实录、国史、会要等。宋代官修史籍记述之详，篇幅之大，居汉、唐、明、清各朝之冠。现行《宋会要辑稿》，仅为宋代官修《会要》的残本，材料已十分丰富。

宋代私人修史之风很盛，编修的各类当代史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述北宋一代的史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记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和战的史实；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述宋高宗一朝的史事。

地方志是一种专门记述州县沿革、地理、风俗、物产、人物等方面的书籍，保存有丰富的社会经济史料。时至宋代，地方志大量出现，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体例已臻完备，不仅有地理总志，还编撰有大量州、县、镇及都市志。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宋代的金石学者开始把金石学的研究同古代文献的考订结合起来，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是金石学研究的重要著作。

 

四 文学艺术

宋代文学艺术继唐代之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瑰丽的景象。

北宋前期，五代以来的浮靡文风继续统治文坛。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为首的宫廷文人，崇尚词藻华丽，而忽视思想内容。他们曾相互唱和，编成《西昆酬唱集》，故这种文学流派被称为“西昆体”。宋初最有成就的作家是钜野（今山东巨野）人王禹偁，他的诗文平易简约，饶有风韵。至北宋中叶，文坛掀起诗文革新运动。在诗歌方面，欧阳修以及梅尧臣、苏舜钦等倡导平淡清新，间或粗犷奔放的新诗风。继起的王安石等人，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生活的诗歌。这一现实主义诗风，继而影响到南宋诗坛，产生了一批现实主义诗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陆游（越州山阴人，今浙江绍兴）。

宋诗继承唐诗而有所创新，题材更为广泛，其中描写农事、反映农民生活和民间疾苦的诗篇较多。爱国诗篇之多，更是一大特色。其中著名的诗作如陆游的《示儿》、文天祥的《正气歌》等，都对后世爱国主义精神产生深远影响。在散文方面，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以继承韩愈、柳宗元的传统为己任，倡导流丽畅达、骈散结合的散文新风，被后世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词是宋代最具特色的文学体裁。北宋前期以晏殊、晏几道、范仲淹、张先、欧阳修为代表的婉约派，承袭五代词风，委婉典丽。范仲淹词作虽不多，但扩大了词的表达范围，词风也较遒劲。柳永精通韵律，开始创作慢曲长调新体裁，长于铺叙，用语俚俗，深受下层平民的欢迎。苏轼冲破词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藩篱，开创豪放词派。南宋词人辛弃疾（历城人，今属山东济南）继承发展苏轼豪放派的词风，把词所表现的范围扩大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其词作充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两宋之际的女词人李清照（章丘人，今属山东济南），讲究音律，词语平淡而精巧，婉约中带豪放，独树一帜，时称“易安体”。

宋代的城市经济空前发展，为适应城市居民的文化需要，话本、诸宫调、宋杂剧、南戏等新的曲艺、戏曲形式兴起，并在“瓦舍”或“瓦子”等游艺场所上演。

宋代的绘画艺术题材更为广阔，形式、风格更加多样化。山水画、花鸟画蓬勃发展，与人物画并驾齐驱，达到成熟的阶段。《清明上河图》这类描写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开始出现，为绘画艺术开辟了新的途径。契丹、女真等兄弟民族的社会生活，在绘画中也得到一定表现。水墨画法开始流行，逐渐成为我国绘画的一种主要表现技法。壁画广泛流行于各个地区、各种场所，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与此同时，由于印刷业的兴盛，主要由民间画家创作的木刻版画，也在社会上日益传播开来。

宋代书法的成就很大。北宋的苏轼、黄庭坚、米芾（fú）和蔡襄都是著名的书法家。宋徽宗的书法自成一体，称为“瘦金体”。盛行于宋代的法帖，对后代的书法艺术产生很大影响。

雕塑艺术也有很大成就。重庆大足县的摩崖石刻，多数是宋代作品，堪称我国晚期石窟艺术中的优秀代表（见彩图二十四）。太原晋祠的42尊侍女彩塑，塑造于北宋元祐年间，富丽浓艳，各具神态，栩栩如生。

 

五 科学技术

宋代是科技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其他三项都是在宋代发明、完善或广泛应用的；其西传，极大带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北宋的毕昇（淮南路蕲州人，今湖北英山）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西夏活字印刷的文献流传至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对传布科学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指南针的发明并应用于航海，也是在北宋时期。火药虽是宋代以前发明的，但在入宋以后才广泛应用于军事方面。北宋中期编成的《武经总要》保存了三种火药配方，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

在数学方面，我国独特的代数运算系统在这一时期形成。北宋贾宪发明开方作法本源图，即二项式定理系数表，从此解代数方程便不只限于二次和三次方程。南宋末秦九韶撰《数学九章》记载有这种解高次方程的计算程序，比欧洲要早好几个世纪。北宋初还出现有关简捷算法的专书，后来进一步发明了除法口诀。计算技术的改革，促进了我国算码的产生，算码被普遍使用于商业计算上，后来也用于数学演算上。

天文学方面，北宋时期进行过六次恒星观测。北宋苏颂等人所造的水运仪象台，被国际上誉为天文钟的祖先。这一时期著名的历法包括北宋的崇天历和纪元历、南宋的统天历，以及金代的大明历。其中统天历定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和现行公历的一年长度完全一样。

北宋医学家对医方书和本草书做了很多总结性的工作。王怀隐主编有《太平圣惠方》，贾黄中等人编辑有《神医普救方》。元丰年间太医局编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公布的配方手册。本草书的编辑出版，在北宋时期是个高潮，为我国药物学知识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北宋的医学，以小儿科、产科和针灸科最为著名。金代前期的成无己对《内经》、《伤寒论》等古典医书进行注释，开创了医学理论研究的风气。

地理学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对地球表面上的某些自然现象，已有比较科学的认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阐释了河流的沉积和侵蚀作用，其论点的提出比欧洲早得多。属于地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方志学和地图学，也有显著发展。

建筑方面，宋人所建太原晋祠是一组园林式祠庙建筑，代表宋代建筑技术的光辉成就。金人所建大同华严寺大殿的体量居全国寺庙殿堂之最。辽人所建应县释迦塔是现存古代木塔中的第一高度。西夏人所建多座皇陵高大巍峨，堪称中国式的金字塔。《营造法式》是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建筑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