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境界

功利心失调于社会，便会形成弥漫于社会的势利之风。什么叫势利？势，就是权势；利，就是财利、金钱。势利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权钱，自古以来就是这两样东西作祟。势利作为观念形态是传统社会中等级体制结构的丑陋投影。势利眼们以权势和财利的高低多寡为标准来对待人，不是把人当人来对待。只重权、钱不重人，不重人的德、才，不是以人为本，使人成为权、钱的奴隶，造成不是由人来支配权钱，而是由权钱来支配人，使人格贬值，人的尊严贬值，最终就是使大写的“人”贬值，造成人的畸形和堕落。这就是异化。

鲁迅塑造的阿Q是“精神胜利法”的精神现象典型。吴敬梓塑造的胡屠户则是势利精神现象的典型。范进是他女婿，中举前是范进，中举后还是范进，是同一个人，但因“势”和“利”大变，他的态度也就大变。中举前他骂范进说：“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举凡轻蔑人时，一般说：“你该拿镜子照照”，进一步或说：“你该找水面照照”，而胡屠户却说：“你该撒泡尿照照”，连在水面照都不够格，轻蔑至极，刻薄至极！奚落人时一般说：“癞虾蟆想吃天鹅肉”，而胡屠户说：“想天鹅屁吃”，这又是极尽鄙薄挖苦之能事，癞虾蟆还能想吃天鹅肉，而范进只能想吃天鹅屁，连癞虾蟆的资格都没有，根本就不把范进当作人，有尊严的人。范进中举后，“现世宝穷鬼”一下子变成“贤婿老爷”。“贤婿”是老丈人称女婿，“老爷”是奴才对主子的称呼，把这两样不伦不类地加在一起，本身就极不和谐，这一句称呼就把胡屠户的奴性、势利，讽刺得体无完肤。

前倨后恭是势利的突出表现。为什么“倨”、为什么“恭”呢？范进什么变了呢？是地位，胡屠户衡量人的唯一标准是对方的地位。待人处事只以势利作标准，这就把自己人格中最卑劣的品性暴露得一清二楚。这种人在奴才面前是主子，表现就“倨”，在主子面前是奴才，表现就要恭。功利心失调失范失控后，不是一般地“倨”和“恭”，而是“倨”得可恶，“恭”得肉麻。“恭”得肉麻就表现出一种奴性，所以奴性便成了势利的影子。在有权有钱的人面前，势利小人会把奴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丑态百出，充分表现出人格的低贱。势利小人缺少对大写的“人”的起码的尊重，在人之上时，不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时，不把自己当人，自轻自贱，是一副贱骨头，把人的尊严践踏殆尽。

话说回来，势利眼早就有了。中国早期的势利典型苏秦之嫂，就是这样。《史记》卷六十九就记载：战国时著名的谋士苏秦，开头他到各国游说好几年，都不被接受，“大困而归”，受尽家里人包括嫂嫂的轻贱和嘲笑。后来他的“合纵”对付秦国的谋略被六国采纳，苏秦“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他家里的亲属“俯伏”“不敢仰视”。苏秦笑问他的嫂子：“何前倨而后恭也？”他嫂子匍匐在地，“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这倒是大实话，“位高金多”，一个权、一个钱，这二位一体，成为世俗社会衡量人的唯一标准，这就是势利。“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同一个人，只是富贵还是贫贱不同了，亲戚对他就截然不同了。可见标准完全不是人本身，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专看权和钱，这就是异化。苏秦之嫂成了“前倨后恭”的典型，也是势利的典型。宋元南戏有《苏秦衣锦还乡》，现存明初的《金印记》，元明传奇、杂剧以及近代不少剧种都有改编本，演出有关苏秦之嫂的折子戏尤多。历代舞台上鞭笞苏秦之嫂，反映出历代中国人民都是疾恨这种势利眼的。

这种现象不独中国有，世界文学中也不少。俄国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的《变色龙》，写一条狗咬伤了一个工匠，巡官奥楚蔑洛夫到现场来处理。事实很清楚，怎么处理呢？听说狗的主人不是将军，他就要责罚狗，赔偿工匠；听说狗的主人是将军，他就恭维狗，责备工匠。狗还是那条狗，事实还是那个事实，但随着他耳闻的狗主人地位高低的变化，他的脸谱不断变化，前倨后恭，前恭后倨，180度的大转变顷刻之间就表演了四次，翻来覆去，不顾自己打自己嘴巴，活现出媚上欺下的势利嘴脸。

或潜或显地受功利的驱使而动，这是芸芸众生的常态。如果可以把等级制度看作一种体制，那么可以把“利益驱动”看作一种机制。利益驱动无孔不入地渗透在社会生活和人的意识中，不仅驱动人去攀登等级制的金字塔，而且广泛地支配人的日常欲念，把芸芸众生驱到功利境界。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可以说，利益驱动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不仅在人类以往的历史里它起作用，就是在人类历史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仍将起作用。它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有巨大的正面效应、激励效应，过早地废止它会阻滞历史的进步；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是一把双刃剑，要充分认识它也有极大的负面效应，如果功利心失调，就会心理失衡，人格分裂，心态失常，性情扭曲，人性异化。

《儒林外史》涉及的社会层面虽然很广，但正如鲁迅所说，“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吴敬梓根据自己长期的体察和分析，描绘了一轴色彩斑斓的士林人物长卷，可以称为士林百态的浮世绘。功利，在士林就是功名富贵。“功名”的概念在科举时代常用以指称科第及由科第取得官职。“功名富贵”作为集合概念，它的核心是做官，有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就又贵又富。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是对明清文士的试金石，也是烛照他们灵魂的最佳部位，由此烛幽索隐，足以使其灵魂最深处的纹理都纤毫毕露，无所遁形。

中国封建统治者积累了运用利益驱动机制的经验，特别注意把读书与功名富贵联结在一起，“诱以官、禄、德”，通过科举制度使读书人“入我彀中”。“学而优则仕”，成为封建时代读书人的群体价值取向，马二先生就是这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正宗产品。他说，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否则）哪个给你官做？他以拙朴的本性毫无讳饰地讲出老实话：念文章、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举业，就做什么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合理，那他根本不去想，能做官就合理！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价值，而按朝廷功令做举业，就是做官的唯一正途。封建统治者正是充分发挥权力的魔法，使读书人乖乖地做自己的顺民。《儒林外史》没有停留在科举制度这个层面，而是继续深入下去，写到读书人的精神层面：思想如何被戕害，智能如何被斫伤，人格如何被奴化，结果形成了依附性和奴性，失去了“士”作为人类理性和“社会良知”之代表的独立思考能力。但马二是真诚的传统文化信徒，他的人品还没有变坏，对功利的向往还没有失范失控。

如果把匡超人的堕落都归因于马二的举业诱导，那既不符合生活真实也不符合作品实际。匡超人捧着马先生的举业读本回乡苦读之后，作品写“大柳庄孝子事亲”，他孝事久病在床的父亲，十分尽心尽力，相当感人，对哥和嫂也克尽悌道。在伦理氛围很浓的乡村传统社会里，他是孝悌后生，传统文化并没有使他堕落，他并未因想走科举之路就变坏，他不仅博得乡亲称赞，而且博得县宰赏识。

自从来到商品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杭州，他受到的功利诱惑太多了，开始目迷五色失去方向，失去定力。景兰江等斗方诗人教他通过写诗浪得虚名攀结上层的捷径，书坊为他提供了粗制滥造文化产品以牟利的通道，凭着乖巧他做得都很得手，功利心发展得很顺利。但在衙吏潘三看来那些勾当实利都太小，教唆这个进城青年要干就要干“有想头的事”。从此他的功利心恶性膨胀，迅速失调失范失控。他怎样牟利呢：帮潘三假造公文，把青春年少的女性荷花拐卖了，不管荷花姑娘是否掉入火坑是死是活，他“欢喜接了”二十两白花花的银子，从此“身上渐渐光鲜”。这是二十两，有二百两呢，他就冒坐牢之罪，潜入学道考场，替“一字不通的”童生考取一个秀才。他拿这钱，典房、娶妻、生女，当稳城里人。而按黄小田的评点，昔日的孝悌人这时已堕落成“非人”。施展“非人”之心术，“自丧其天良”，“巧取人间之富厚”（卧评），他迅速飚升，混到京城，模仿戏文里的蔡伯喈，谎称并未娶妻，抛弃结发妻子，停妻再娶，帽儿光光，当上给事中的甥婿。他这边“珠围翠绕，燕尔新婚”，拥着“瑶宫仙子，月下嫦娥”，得意忘形的时候；在老家那边，被抛弃的发妻活活吐血闷死，正如老岳母血泪控诉的：“把我一个娇滴滴的女儿生生的送死了！”

人变成“非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既丧尽天良，自然也就厚颜无耻，言谈举止不堪入目。匡超人一反原本淳良的天性，仅为炫耀一下自己，就不惜叛卖恩师马二先生；不但不顾念有恩于己、同案而落网的潘三，反倒振振有词地宣称，“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他唾沫四溅、得意忘形地吹嘘：中原五省读书人家家都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不料当场被人揭破：“先儒”用指已死之人，你是活人何得称先儒神位！他还死撑面子耍赖狡辩，结果越描越黑。凡人该有羞耻之心，一旦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良知已经泯天，是不折不扣的无耻，适足表现了“非人”的丑陋。

如果人不能以正确的心态对待功名富贵，就会产生心态的扭曲。周进、范进就是明显的例子。沿着马二先生所鼓吹的科举正路——考秀才、中举人、进士然后做官——一头钻进去走到极端，思想发生偏执，非此不可，就会产生范进、周进。周进考到六十几岁连秀才都没进，还是个童生，所以没资格进贡院考举人，他有一回到南京贡院，看到号板就撞号板痛哭。范进考到五十几岁，突然中举了，高兴得发了疯。这都是由热衷发展到偏执，从精神学上说是一种偏执症。这种功名热弥漫社会殃及妇孺，被称为“女马二”的鲁小姐，按马二的应试教育培养才四岁大的儿子，每天“课子到三四更鼓，或一天遇着那小儿子书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利益驱动的负面效应产生了很多人性的弊端，这些人可以叫做功利的沉迷者，像马二、周进、范进都是沉迷者。还有一些更糟糕的人，可以叫做“陷溺者”，他们的人格扭曲了，分裂了，堕落了，人被异化成“非人”。

功利心就属于精神现象。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功利心不会也不该泯灭。但功利心失调、失范、失控，就会使人性异化，使人文精神弱化，使文化变味。

这种人性异化的现象，不仅封建社会有，在资本主义时代、后资本主义时代也有，在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前，在存在等级、存在贫富、存在权势的时候，作为客观现实的反映，都难免产生势利的精神现象。人是人类社会的自觉主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将来理想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一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那就是不受势利的支配，不受利益的驱动，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地发展，这是新的社会形态的标志。这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标准——“人”。一切看是否对“人”的生存、发展有利，是否将人向着人之为人的普遍性提升，是否向着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前进。

我们也要以这样的目标和标准来衡量古今的文学，包括《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对人的精神现象作深刻解剖，竭力批判一些使人变成非人的否定性精神现象，同时又努力探索如何把人“解放成为人”（马克思语）。《儒林外史》在这方面做了多方面的、可贵的探索，吴敬梓写了很多肯定性的精神现象。既然利益驱动的机制和相应的体制还无法退出历史舞台，那就必须在调控上狠下大功夫。整个社会的调控是个系统工程，《儒林外史》提倡礼乐文明、仁政等等，此不具论。《儒林外史》着重对人的精神现象作深刻解剖，在竭力批判一些使人变成非人的否定性精神现象的同时，又努力探索如何把人“解放成为人”。作为个体的人，要经营好自己的精神调节，精神超越。《儒林外史》在这方面做了多方面的、可贵的探索，作为矫世变俗的处方，写了很多肯定性的精神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