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治身(1)
猛火煮慢火温
原文
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
译文
老师朋友上下扶掖，即便是懦夫也会立有志向。我想起朱子的话：为学好比熬肉，先必须用大火煮沸，然后再用小火慢慢地煨透。我平生学问上的功夫，完全没有用过大火煮沸，虽然略微有点见识，乃是从悟性这个境界里得来的。偶尔用过功，也不过是悠闲把玩而已，好比没有沸腾的汤，即刻便用慢火温煨，将会越煮越不能熟透。
评点
这段话出自曾国藩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给诸弟的家信。此时曾氏年龄三十二岁，入京已三年，官居翰林院国史馆协修官，秩为正六品，属中央政府里的低级官员，俗称小京官。受信人为他的四个弟弟。四个弟弟都在老家湖南读书，且无一人有任何功名。此时的曾氏身为词臣，公务清闲，得以有时间读书做诗文。这段时期，他以《朱子全书》为课本，究心程朱理学，所引的这段朱熹的话，便出自《朱子语类》。朱熹的原话为：“今语学问，已如煮物相似，须爇猛火先煮，方用微火慢煮。若一向只用微火，何由得熟？欲复自家原来之性，乃恁地悠悠，几时会做得？大要须先立头绪。头绪既立，然后有所持守。”
朱熹的意思是，求学问的过程，就好比用火煮食物一样。先要用大火将食物猛烈地煮一阵子，待它已经熟了后，再用小火慢慢地煨。食物尤其是难以煮熟的食物比如肉类，如果一开始不用大火猛煮的话，它根本就熟不了，但也不能一个劲地用大火，那样就会把它烧焦了。食物中的精华部分，则需用小火慢慢细细地熬出来。朱熹认为，要恢复人原本的诚善之性，要为人生立一个大的规模，必须要用一段时期大量地刻苦地攻读圣贤的经典著作。有了这样一段过程之后，才有可能再来悠闲地阅读，细心地体味书中精义；如果一开始就欠缺这个刻苦攻读的过程，那么一辈子就将得不到真正的学问。
曾氏在唐鉴的指导下与倭仁等人一道，通过严格修炼，其信仰更为坚定，其心思也日趋纯粹，在求取学问的途径上，他亦甚为认同这种“先猛后温”的方式。鉴于过去缺少“猛火煮”阶段，他决心以加倍勤奋来予以补救。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曾氏在给诸弟的信后附了一份课程表。其日常功课的主要内容便是读书求学：读完二十三史，又特别注明每日读十页，虽有事亦不间断，一书不读完，不读他书。每天写日记。每天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学问、经济、艺术四门。每日作诗文数首。每天早起作字。夜里一律不出门。
曾氏将这个自己很认同并切实照着办的读书方法告诉诸弟，无疑是希望弟弟们也能照着做。曾氏的这四个弟弟，眼下正是全职读书郎，实在是应该趁此大好时候来一番“猛火煮肉”，即集中全副精力大量地日夜兼程地读书作诗文，借以立下学问规模。笔者也很认同这种求学方式。人生在世虽然漫长，可以活到七八十年，甚至高达百岁，但不需旁骛，能系统读书的时间也不过十多年，这十多年的求学岁月对一生的事业和成就关系巨大。在这段时间里有没有“烧过猛火”，常常是日后的人生有无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人在学校里读书时不知珍惜，到了中年以后才痛切感受少壮不努力所带来的后果。再思补救，为时已晚。因为中年之后，按求学的程序，是应该到“慢火温”的时候了。那时若再用“猛火煮”，且不说各种条件已不具备，即便具备，“温”的阶段岂不要下移到老年！人到了老年，还能有大作为吗？曾氏这段话明明白白说的是治学，但辑者为何将它归于“治身”一类呢？据笔者揣测，因为曾氏是在对诸弟讲立志时，引来这段求学方式的议论的，其目的还是归结在立志上。
民胞物与之量与内圣外王之业
原文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译文
君子的立志，当立下民胞物与的气度、内圣外王的功业。有这样的志向后，才不愧为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间的完人。所以，君子的忧虑，是以自己不如舜不如周公那样的人作为忧虑，以道德没有修炼、学问没有讲求作为忧虑。故而，有愚顽百姓不从教化的事发生则忧虑，有野蛮的外族侵犯华夏民族的事发生则忧虑，有小人占据要位、贤才受到压抑的事发生则忧虑，有普通老百姓没有得到自己的惠泽的事发生则忧虑。这就是所谓对天命不顺的悲叹和对世人困厄的怜悯，这才是君子所应当忧虑的。至于自己一身的屈与伸，一家的饥与饱，世俗对自己所加的荣与辱、得与失、贵与贱、毁与誉，这些事情，君子则没有时间去忧虑。
评点
这段文字出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给诸弟的家书。后世论者常说曾氏入京后不久便立下了澄清天下之志，这段话应是此说的一个佐证。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以社会为主要活动舞台的男人，几乎都会对自己的人生活动领域有所选择，对自己在此领域内能达到的目标有所期许，对社会将可能给予自己的关注和回报有所盼望，这就是所谓的志向。人的志向有大有小，对所立志向的追求过程有长有短，这中间的差异源于天赋、教育、胸襟、能力和环境等等。曾氏进京不久后便能立下这种“澄清天下之志”，除天赋和胸襟等因素外，重要的是环境的变化：由湖南变为京师。这种变化首先意味着他由一个普通老百姓变为国家官员，而且是出身清贵的天子近臣，在他面前展开的是一条通向锦绣前程的宽阔大道。他既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了信心，又会很自然地加大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个变化的另一点是他的周围有一个很优秀的师友圈。这个师友圈让他通过对《朱子全书》的研读，真正明白程朱理学的精粹，即养民胞物与之量、成内圣外王之业。
在当时读这段话的曾氏的几个弟弟看来，大哥未免有点矫情：难道你就对自己一身的屈伸、得失、贵贱、毁誉，真的没有时间去忧虑吗？真的就这样无私吗？事实上，曾氏也不是这样纯粹。他对大考、迁升等关系一己伸屈的事也看得很重。解读曾氏所说的这段话，宜从方向着眼、从大处着眼。所谓从方向着眼，即立下君子大志后，今后努力的方向便是修炼人格、关怀众生。以百姓社稷为怀，不再一切都从一身一家的利益出发。从大处着眼，即国事、家事、天下事，尽管是事事都关心，但得有个先后主次，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精力应放在国事和天下事上，家事宜往后挪。这就是所谓国尔忘家、公尔忘私。人的意识经过这样一番调整后，其境界就大为提升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提倡青年应当立志，而且不妨将志向立得高远些。立下一个高远的志向后，人生的努力方向便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鲜明突出。精力和时间的分配也便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轻重得宜。一个人能在一段相当长时期里这样生活，他的事业岂能不成？他的生命品质岂能不高？
以写日记来固定恒心
原文
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挟持，能进不能退也。
译文
我向有缺乏恒心的弊病，自从这次逐日写日记开始，可以保证一辈子有恒心了。这是因为明师和益友多方面的督促扶持，我只能上进不能后退了。
评点
这段话与上段话一道出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给诸弟的家书。在后世人的眼中，曾氏是个有恒心的人，但曾氏的恒心，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他自觉练就的。决定坚持每天写日记，是他用来训练恒心的一个重要手段。曾氏写日记，是受了唐鉴和倭仁的启发。唐、倭这两位晚清理学名臣，用写日记的方式来监督自己的心性修养。曾氏以他们为榜样，也用日记来帮助自己培植内圣功夫。故而他的日记重点用来批判自身缺点，即“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意过，皆记出”。（见曾氏《求缺斋课程》）为表示对此事的重视，他还要求字迹“须端楷”，并且以“终身不间断”来打造自己的恒心。但他所立下的这个宏誓并没有完全做到。传下来的曾氏一百多万言的日记中，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段时期。前段时期起自道光二十二年，终于咸丰七年。这段时期中逐日写日记的年份，也只是从道光二十二年到道光二十五年。道光二十五年后则只是一些零散的记录。后段时期起自咸丰八年六月初七日，一直到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曾氏辞世的前一天。这段为期十四五年日记的内容则几乎近于流水账，与前段时期的“心斋”有很大的区别。“心斋”式的日记之所以没有坚持下去，估计一是后来的工作忙。道光二十七年曾氏升二品衔大员，二十九年后实授礼部侍郎，并先后兼任过兵部、工部、吏部、刑部侍郎，政务的确殷繁。第二个原因则是身为部堂实任官后脱离了原来的师友圈，失去“明师益友”的“重重挟持”，于是乎在写日记这件事上便只能退而不能进了。
从曾氏写日记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曾氏，在“恒心”这一点，与常人无异，既有渴求“有恒”的强烈愿望，又缺乏坚持下去的毅力。中年以后的曾氏，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仍能将“每日写日记”进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实为难能可贵。他之所以能有中年之后的这个“有恒”，应与早年那段时期心性修炼的基础厚实分不开。恒心是成就事业的必要条件，而恒心也是可以培养的。曾氏的人生经历，给了我们这方面有益的启示。
读书要有志有识有恒
原文
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见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至，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
译文
知识分子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识见，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向，则绝对不甘心处于底层。有识见，则知道学问是没有穷尽的，不敢以一点点所得为满足；比如用河伯的眼光看大海，用井底之蛙的角度来窥测天空，这都是没有见识的缘故。有恒心，则绝对没有办不成的事情。这三个方面，缺一都不行。眼下各位老弟，只有在识见这方面不可能很快达到较高的层次，至于有志向、有恒心这两方面，则完全可以期盼于自己的努力。
评点
曾氏在这里对士人于读书一事上提出三个要求，即有志、有识、有恒。其实，不只是士人，也不只是读书一事，我们每一个想好好活在世上的人，若希望做出一桩较大的事情，都应该有志、有识、有恒。有志、有恒，在前面的几段评点中都已涉及，这一段专来说几句“有识”。
所谓识，就是一个人对自身和自身之外世界的了解与看法。人的“识”，以所知为基础。这个所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知识。知识积累得越丰富，对人和事的了解就有可能越清楚，看法也就有可能越接近其本质。知识的积累来自多种途径，读书固然是最重要的一条途径，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便是阅历。看得多，感受得多，经历得多，知识也便自然多了。人的识，以“见”为可贵。通常将此称之为见识或识见。识的最后落脚点乃在于对人事的认知与判断，这个认知的准确度与判断的正确否，便是“见”。它与知识有关，但又不完全取决于知识的多寡，而与一个人的思维力、领悟力、创造力关系更大。人们常说的书呆子、两脚书柜、书蛀等等，便是指装了满肚子书本知识却没有自己见识的人。由于缺乏最后落脚点，这种所谓知识再多也作用不大。而“见”又以远见和创见尤为宝贵。因为有远见，则可预为准备；因为有创见，人类文明才得以发展。以笔者看来，曾氏所提出的志、识、恒三者中，识最为难得，也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