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632年,我出生在约克市[1]的一个体面家庭。我不是本地人,我父亲是德国人,来自不来梅市。他来到英国后,起初住在赫尔市[2],经商赚了一大笔财富;后来离开了商界,定居在约克市,在那儿娶了我母亲。母亲娘家姓鲁滨逊,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我因此就取双姓鲁滨逊·科茨罗尔。但由于英格兰人常把外来词弄得面目全非,所以别人现在把“科茨罗尔”读成和写成“克罗索”,甚至我们自己彼此也这样叫了,于是我的伙伴们更是经常叫我鲁滨逊·克罗索[3]。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是一个英国步兵团的中校,这支部队驻扎在佛兰德斯[4],早先由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指挥,后来他在敦刻尔克[5]附近与西班牙人作战时阵亡。至于二哥,他的下落我一无所知,就像我父母后来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一样。
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儿子,没学任何手艺,从小就满脑袋的胡思乱想。我的父亲非常传统,他让我享受到好的教育,甚至送我进寄宿学校和上普遍实行的义务村学,他热切希望我学法律。但我对这一切不感兴趣,一心想漂洋过海。我的这种癖好,使我违抗父亲的意愿和谆谆教导,背弃自己的诺言,辜负母亲和朋友们的劝告。我的这种脾性本身看来孕育着某种致命的危险,直接酿成我后来遭受的人生苦难。
我聪明而严肃的父亲预见到我的这种嗜好的后果,严肃地给过我十分有益的忠告。一天早晨,他把我叫进他的房间,那时他正因痛风卧床,他满腔热情地规劝了我一番。他问我,除了我喜欢外出游荡外,究竟有什么别的理由要背井离乡呢,在家乡我会得到推荐提拔,成家立业,大有希望发家致富,过上安逸快乐的生活。他对我说,出海冒险的人无非想办企业,靠经营大自然发财,他们想一日暴富,成为名人。但他们分两类:一类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一类是家财万贯的大富翁。他说,这两种情况对我都不合适,一种太高,一种太低。他还说,我的情况是中间状态,也可以叫作“下等生活中的上层”。以他长期的经验,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状态,这种中间状态也最有资格享受人类的幸福。既不必像从事机械劳动的人那样备尝辛苦和屡遭不幸,也不会像上层人物因骄奢淫逸、野心勃勃、相互嫉妒而心力交瘁。他对我说,这种中间状态的幸福是所有其他人羡慕的,这一点仅凭一件事就能判断:许多帝王常常悲痛和感叹自己因出身高贵而招致不幸,恨不得自己处在凡人和伟人这两个极端之间。他说,聪明人总在祈祷自己不穷也不富,这也证明了这种中间状态恰好是真正幸福的标准。
他嘱咐我,只要用心观察,到处都可发现:生活的灾难是由上层和下层两类人分担,而中间阶层灾难最少,不会像那两类人那样,要经历那么多的荣辱变迁,商海浮沉。中间阶层绝不会像阔佬那样,因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而狂躁不安、身心俱损;也不会像穷人那样,因劳累辛苦、缺吃少穿,以及穷苦生活自然而然带来的种种后果而焦急不安、忧心忡忡。他说,中间阶层最能保持各种美德和一切正常而适中的享受,和睦和富裕是中产阶层的随身伴侣。他说,和善、谦虚、宁静、健康、社交、各种正当的娱乐、各种有益的消遣,都是降临到中等人头上的福分。中间阶层就这样默默地但又是顺利地,当然也是舒服地走过人生旅途,不受劳力和劳心之苦,也不必为每天的面包而卖身为奴,或被困境搞得身心疲惫;也不会因心怀嫉妒和好大喜功而野心勃勃、贪婪无度,他们在轻松的环境下平静地度过一生,有意识地品尝生活的甜美,没有痛苦,只感到幸福,并且通过日益增多的经验,越来越有意识地去学会品尝和感受幸福。
然后,他带着慈爱,恳求我不要耍年轻人脾气,不要冒失地自讨苦吃。因为无论从常理,还是从我的出身阶层而言,他都可以让我避免吃苦。他说,我完全不用为面包奔走,他会为我做好一切,并将尽力让我过上他主张的那种生活。他说,如果我在世上不能过非常安逸而幸福的生活,那只能怪我的命运或自己的过错,他已尽到了父亲的责任,因为他已经向我提出了警告,他知道我的举动必将给自己带来危害。总之,如果我按照他的话安心留在家里,他就会为我做好一切安排。他绝不会帮我去自找苦吃,鼓励我离家远行。结束谈话时他对我说,我应以大哥为戒,他也曾经同样恳切地规劝大哥不要参加敦刻尔克战役,但没有效果。大哥年轻气盛,执意参军,结果丧了命。他还对我说,他会永远为我祈祷上帝,但我如果不听从他的忠告执意胡来,那么上帝一定不会保佑我,我以后会有忏悔的时候,但那时谁也帮不上忙了。
事后我才发现,我父亲这次谈话的最后部分确有预见性,虽然我认为他自己当时未必真的意识到了这点。我发现在我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尤其是他讲到我大哥阵亡,我终会后悔莫及、谁也帮不上忙时,他老泪纵横,悲不自禁,不得不中断谈话。最后,他对我说他心痛欲裂,虽有千言万语,可再也说不下去了。
这次谈话的确打动了我。真的,谁能无动于衷呢?我决心不再去幻想漂洋过海了,我要听从父亲的意愿安心留在家里。可是天哪,只过了几天,我就把这决心忘得精光。简单地说,为了不让我父亲进一步纠缠,几个星期以后,我决心悄悄地离家。但不能像上次的决心那样头脑一时发热,这次我慎重行事,趁我母亲心情比平时稍好时找她。我对她说,我一心一意想外出见世面,根本没有决心去干别的。父亲最好同意我这么做,不要逼得我不辞而别。我说,我已经十八岁了,无论去当一个学徒,或是去做一个律师的助手,都太晚了。我说,即使自己去当学徒或做助手,我敢肯定我不会学到预定的期限就会从师傅那儿逃跑,跑去航海。如果她能说服父亲答应我出海航行一次,回来后如果我觉得自己并不喜欢航海,那我就会保证用加倍的勤奋来挽回我失去的光阴。
这番话使我母亲情绪激动。她对我说,她知道对父亲说这类话题会毫无结果,父亲太知道什么对我有利了,决不会答应我去做任何自讨苦吃的事。她说,她就不明白,在父亲和我谈话之后,而且她知道父亲谈话是那样苦口婆心、语重心长,我居然还有这种糊涂想法!她说,如果我执意自寻绝路,那谁也帮不了我,不过这事我根本不用征得父母同意,她说,对我的自取灭亡,她也不愿多管,免得我以后说,当初这事父亲不同意,但母亲同意了。
尽管我母亲当面拒绝向父亲转达我的话,但事后我听说,她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原原本本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深为忧虑。他对母亲叹息说:“这孩子要是能留在家里,也许会幸福;但他如果出海,就会成为世上最命苦的人,因此,说什么我也不能同意。”
这事几乎过了一年,我才离家出走,跟家里一刀两断。尽管在这段讨厌的时间里,我一直顽固不化,充耳不闻一切关于参加工作的建议,并且常常与父母磨嘴皮,要他们不要那样积极、那样坚决地反对我的夙愿。有一天,我偶然来到赫尔市,我当时并没有私自出走的打算。但我得承认,那里有我一个朋友,他正要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并怂恿我与他们同去,他用的是水手们常用的诱人办法,也就是不用我付这一段路的船钱。于是,我没有再跟父亲或母亲商量,甚至也没有给他们捎话,让他们自己想法子去打听吧。我既不向上帝祈祷,也没有要父亲为我祝福,甚至毫不考虑状况和后果,就在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上帝才知道的险恶时辰登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船。时间使我相信,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年轻冒险家,其不幸开始得比我早,持续时间比我长。我们的船刚驶出亨伯河就刮起了风,风越刮越大,大得吓人。因为我从未出过海,晕船的痛苦难以形容,心里又非常害怕。这时,我开始认真反省自己的行为。老天就这么公正地惩罚我这个背弃父母、放弃责任的逆子啊!这时,我父母的忠告,父亲的眼泪和自己的诺言,一一浮现在脑海。我的良心当时尚未像后来和现在这样顽固和死硬,自然要对自己忽视忠告、背弃对上帝和父亲责任的行为加以谴责。
这时风暴越刮越猛,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大海波浪滔天。这情景虽然根本无法跟我后来多次见到过的海上风暴相比,就是与我几天后所见到的情景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但足以使我这个初次航海、对此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心惊肉跳了。我感到,海浪随时会将我们卷走吞没。每当船身往下落时,我就觉得是下沉海底,再也不会起来了。在这种惶恐不安的心情下,我多次发誓,如果上帝愿意在这次航行中留我一条性命,如果我能再一次脚踏干燥的土地,我就径直回家见我父亲,今生今世再也不涉足海船了,我将听从父亲的劝告,再也不像这样自讨苦吃了。同时,我也清楚地看到,我父亲关于中间阶层的看法确实高明。我父亲既没遭遇过海上的狂风恶浪,也没遭受过陆上的艰难困苦,他一生是多么平安舒适啊!我决心回家,回到父亲身边,做一个真正的回头浪子。
这些明智而清醒的思想,在风暴继续的时候,甚至在以后一段时间里,的确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不过第二天,风暴减弱,海面比较平静了,我对风暴也开始有点习惯了。这一整天我仍然非常忧郁,也有些晕船。可是到了傍晚,天气晴朗了,风也完全停了,继之而来的是一个美丽可爱的黄昏。第二天清晨的日出,像前一晚黄昏的落日一样,都是异常清丽,只有一点点风。阳光照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令人心旷神怡,这良辰美景是我生平从未见过的。
头天晚上我睡好了,现在也不再晕船了,而且心情非常愉快。我惊异地望着大海,昨天大海还在奔腾咆哮、使人害怕,只过了这么短的时间就风平浪静、令人愉快。我那个明智的决定现在开始动摇了,再加上那个确曾引诱我上船的朋友过来看我。“喂,宝布!”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现在觉得怎样?昨天晚上吹起了微风,我想你一定吓坏了吧?”“你说什么,微风?”我说,“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啊!”“风暴?你这傻瓜!”他回答说,“你把这也叫风暴?它根本算不了什么!只要我们有好的船,海面平静,像这样的风暴我们根本不放在心上。不过,宝布,你是初次出海航行。来,我们调制一碗甜酒喝喝,把这不愉快的一切统统忘掉吧!你看,现在天气多好啊!”长话短说,我们按照一般水手的老方式,调制了甜酒,我也被灌醉了,胡闹了一夜,对过去的忏悔与反省和对未来的决心全都被酒淹没了。简而言之,风暴过后,海面又平静如镜,紧张慌乱的情绪也一扫而光,而我航海的夙愿重又像潮水涌上心头,把痛定思痛的誓言和决心忘得一干二净。有时我确实发现那些反悔和决心不时地闯回脑海,但我竭力把它们当作不良嗜好努力摆脱,以免受到干扰和控制。因此,我采用喝酒、交朋友的办法,很快就制止了这些我所谓的不良嗜好卷土重来。五六天后,就像那些决心不受良知折磨的年轻人所希望的那样,我完全战胜了良知。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我要再次遇到另外的危险,接受另外的考验;而且上天会让我在这种情况下自作自受,无法推诿。由于我没把这种警告看作是一次解救,到了下一次考验,连我们中间良知最差、心肠最硬的不幸者都得承认危险,乞求饶恕。
海上第六天,我们到达大雅茅斯港[6]。那次大风暴之后,因为是逆风航行,尽管天气晴朗,我们的船没有走多少路,不得不在这里下锚,并且在这里停泊。逆风,也就是西南风一连吹了七八天。在此期间,许许多多从纽卡斯尔[7]来的船只也都进入这个港湾,把它作为公用港口,在这儿等候顺风,以便驶入泰晤士河。
我们本不该在此停泊太久,应该趁潮水上涨驶入河口。无奈风刮得太厉害,停泊了四五天之后,风刮得更猛。但这个港口算是良港,我们的锚质量也是好的,水里的锚索十分结实,因此我们水手对危险很少有思想准备,还是整天休息娱乐。第八天早晨,风更大了,全体船员才忙碌起来,动手放下了那些顶端的中桅,并把船上的一切东西捆好加固,使船能尽可能安然停泊。到了中午,大海白浪滔天。我们的船头和前甲板好几次被海浪吞没。有一两次,我们以为放下的锚已经不行了,因此,船长下令放下大锚。这样,我们为了停泊在船头下了两个锚,并把锚索放到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