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创作悟语(7)
其实，从苦海中刚刚泅渡过来的我，何尝不知道劳改队之苦咸！从理性上讲，我内心明白进行这次文学冲浪，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始自于1957年反右——特别是到了“文革”年代，一条血泪斑斑的历史与人的铁链，已然给了中国文人足够的警示；一个从台风眼里活过来的囚徒，怎么会不知道其可能导致的厄运呢？！尽管当时“文革”的历史暗夜已然结束，但拂晓的五更之寒仍有余威。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显然是有悖于禁锢条令、突入禁区之作，能不招惹是非吗？！
那厚厚一沓稿纸，像小小舢板，竟自朝那风浪的海漂荡而去。小说在1979年第1期《收获》上以头条位置刊登以后，不出所料，引起了爆炸般的轰动效应，麻烦接踵而来：某省一个劳改局行文呈报中央，认为此作“攻击了无产阶级专政”，应严肃查处；昔日我曾落脚的劳改矿山的政委“对号入座”，硬说我的小说，丑化了他的形象，使其难以工作。因为当时全国各地许多广播电台都广播了这部小说。监狱围墙能隔离外界，但不能隔离电波，说是该地犯人隔墙听了广播之后，都说写的是他。于是，他也自作多情地对小说作者的我，提出指控。来势之猛，势如长江之水，其行文用词也令人毛骨悚然，居然舍去“同志”二字，而用“从犯”取代。这致使刚刚回到京华文坛的我不得不做重返苦海为囚之精神准备。何其危哉！
但是，近千封的读者来信，为这部小说欢呼雀跃。如果当时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等待着一个写实作家的命运又是什么？因而每当我回眸那乱云飞卷的时日，都还难免产生心悸。难道一部小说可以兴邦、可以丧国吗？难道一个作家能够舍弃生活真实，而粉饰历史和现实吗？中国有些公民的神经，何以那么脆弱，自己脸上有黑，就要指责敲打镜子呢？！历史上曾有过一句治国格言，叫“盛世不惧危言”。
酒与水不同，酒是经过酿造、发酵、蒸馏，最为纯净、最为浓烈、最为香醇之透明液体。作家和他的艺术作品应该是酒，而不是随波逐流的混浊之水，特别是作家自身，如果只会做附庸时尚的应时买卖，当文字筑造起来的四季时装模特，最终营造的怕是一座文学的空巢。文学天生不是安琪儿，它需要酒性、酒胆、酒威，因为它一旦孕生在你的心底，便产生冲撞另一个自我的伟岸力量；即使自我禁锢如铁，也会在这种焚烧和冲撞中断裂——这有一个基点，就是对艺术追求的痴迷和坚韧。
1993年8月15日于北京
【假如有悔】
——文学回眸之四
文学与影视，都属于使人“后悔的艺术”。其意可以解释为，作品发表和播映之后，严肃的作者以及导演，都会立刻发现它的不足，但为时已晚，因而使人“悔不当初”……
笔者这里的记忆之悔，非此类遗珠之憾，而属另一类型之自责。1979年，我第二次飞抵西影，最后修订《第十个弹孔》电影剧本之际，正值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产生强大震撼冲击波之时。我虽身在西安，得知京都《文艺报》已组织了二十多篇评论家文章，对其进行讨论。就在这沸沸扬扬的时刻，上影一位颇有名气的老导演突然飞来西安，来西影招待所住下，他是专程来找我索取《大墙下的红玉兰》电影摄制权的。我见老导演如此厚爱拙作，颇受感动；尤其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这位白发苍苍的艺术长者，对我拍着胸脯说：“‘文革’开始不久，我也成了大墙之囚；拍不好这部电影，我死不瞑目。”何等豪言？何等壮烈？何等令人坚信其贞？！
就在这位前辈抵达西影第二天，出乎我意料的是，北影的一个长途电话打到西影，该厂文学编剧组高时英女士，在电话中对我说：“我受谢铁骊同志之委托，向你征求《大墙下的红玉兰》电影拍摄权。”她说，不需要我扔下《第十个弹孔》，去搞《大墙下的红玉兰》剧本了，谢导演准备直接从小说中分镜头，减少编剧程序在于快一点把电影拿出来，献给观众。最后，她特别言明：虽然不用写剧本，但剧本费照付，而且保证稿酬从优。
我犹豫地说：“我很为难，上影导演就住在我隔壁，他是专程来这儿找我的，而且比你们早来一天。”
“谁？”
“××。”
“你答应了吗？”
“还没最后决定。”我说，“但这事情总得有个前后。我相信铁骊同志的导演能量，但是……”
“决定权在于作者，你考虑考虑，给我回个电话。在你没决定授权给哪个厂拍摄之前，这可不算我们挖墙脚啊！”
放下电话，我的思绪完全乱了。从理智上筛选，我身在京华文坛，应当给北影拍摄；但制约我理性审断的最大障碍，是人们共有的良知。俗话说：什么事儿都有个先来后到，我怎么能为了自己坐享其成，而伤害了上影这位老导演的心呢？！偏偏此时，上影那位导演不知从哪儿听说，北影给我打来长途，出于他的职业敏感，立刻叮问北影打来电话，是否为了此事！
我初则无言以答，继而耐不住良心的鞭挞，只好直言以告。我之悔，就悔在我的忠厚老实上，在没有权衡筛选之前，出于道义，我答应了到上影为其改编剧本。但是这种忠诚和道义，最后却没得到诚实的回报。
1979年夏季十分炎热，特别加上上海的潮湿，写剧本时，我每天挥汗如雨，北国佬难耐南方酷热，只好写上两页稿纸，就到对面屋里冲凉一次。其间，发生过一件小小的插曲，使我难忘：一天和电影结缘的白桦来我屋小坐，他欲言又止地吞吐了一会儿，突然对我说：“说句吹冷风的话，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就是剧本写得再好，怕也不易成活。”
我说：“为什么？”
白桦说：“拍这部片子，是要有点骨气的汉子，才能拼出来！”
我说：“导演对我拍过胸脯哩！”白桦说：“只当我这些话没说。”果不其然，白桦的话没有白说。我虽获上影1979年度最佳电影剧本奖，《大墙下的红玉兰》却成了没能搬上银幕的一具死胎。
何故？
据云，阻梗来自我昔日曾经穴居过的劳改单位。那么艺术的阳刚血性和导演“死不瞑目”的信誓旦旦呢？难道艺术也像蜗牛一样，每每爬行一步，都要用犄角探探虚实，稍有风吹草动，就回缩到自保的壳体之内？！何况当时此部小说已获全国大奖，艺术家的脑袋，何以会像蜗牛那么绵软？！
一场血腥“文革”，曾使火葬场爆满，众多无辜之冤魂，要在炼尸炉旁排队等候升天。包括开国功臣、刚直不阿的彭大将军，都不能幸免，使幸存下来的生者，不能不对历史进行反刍。《大墙下的红玉兰》应时而生（今天看起来它明显流露出浅薄），艺术家的良心和良知，何以会如夏蝉蜕壳一般，变得那么没有血色，豆腐般苍白？！
事后，电影界的朋友友善地对我进行了指责：文学如果想和电影联姻，首先要找一个骨头里不缺少钙质的导演。一个北影的朋友说：“这事都怨你太重道义，如果交给铁骊拍摄，早就和观众见面了。”
孰是？
孰非？
想来想去，症结还是在自己。文友王蒙曾批评过我本质上的弱点，他诙谐地引证一个大革命家的话说：“一个人最值得原谅的缺点是轻信，一个人最不值得原谅的缺点是虚伪。你无后者，却有前者。”
然否？
假如有悔，我当忏悔在西影那瞬间的真诚了。因为这种真诚，使影视里没有留下一部从监狱生活的角度，审视“文革”年代的影片——我愧对了那段严酷历史和无数善良却成了鬼魂的百姓。
1993年11月2日北京
【无法抗拒的裂变——文学回眸之五】
鲁迅先生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悲剧的内核就是撕裂开美好的东西给观众看。青年时的我，怕看悲剧，一曲《孔雀东南飞》就能使我心情沉重如铅。因而，50年代的我，若同嬉闹枝头的一只喜鹊，一篇篇小说、散文写的都是喜歌。俄国的屠格涅夫、我国的文学白描大师孙犁，是我文学上敬慕和追寻的宗师。因而我被列入荷花淀派的孙犁学徒是恰如其分的。
二十年后，我仍然崇敬那种淡雅、明丽的文学风格。但当我拿起笔来，想回复到50年代的我时，已全然不可能了。生活蛀噬了童真，这只是文学主体变格的原因之一；更为强大的冲击波，是客观生活这根主轴运转的转向，迫使一个作家的笔触，不可逆转地产生了裂变。
劳改队的严酷生活，没有半点诗情；而每天周而复始地重复着这种严酷，像雕塑家手中的刀子一般，重铸着作家的外在形态和内在灵魂。二十年的累积，是七千二百个日月轮回，即使是一个作家顽固地拒绝这种艺术重铸，也不能不留下生活上的累累斑痕。这是文学从底蕴到形态，产生裂变的不可抗拒的渊源。更深层次地开掘生活的动荡沉浮，能影响到一个作家生来具有的禀赋——我就是个活的见证。
一个生性不愿看悲剧的人，居然动笔写开悲剧了。仅以我的中篇小说创作为例，始自1979年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直到1993年我的《空巢》，二十多部中篇小说几乎都是在展示人间悲情，而没了文学中的欢悦。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悲哀，内藏着的是时代和历史的悲哀。
由于读者有时常把小说主人公和作者混淆为一，我曾接到内蒙古几个女读者的联名来信。信中说我活得太累太认真了，她们愿意为我付出一切；如果历史重演“日食”，她们将轮流到监狱中探视我。我读罢来信，怆然落泪；我没有复信之勇气，因为那比写小说更难以落墨。但是，我心中记住了这些朋友，大概中国的历史大潮，不会要她们充当给我送药送食的“郎中”了！
叛离荷花淀的清新和诗情画意，实非我之初衷；我至今仍感失落，但身不由己。奈何？以赤子童真追求的文学坐标，已然移动了位置，像天空的流星，划向了它自身不可知的天宇。
悲乎？
喜乎？
无喜亦无悲。文学的裂变，大概可以和原子物理学的中子裂变过程一样，是有其内在的逻辑诱因的，一旦发生裂变，是非人力所能挽回的。这时的作家主体个人，只能信马由缰，不能强使自己这一叶文学孤帆，重新驶回美丽的白洋淀中去了……
1994年1月3日北京
【寄语青年】
【创作与生活——致青年习作者】
从“吊球儿草”谈起
假如把生活比作为土壤，文学不过是它体躯上的花草和庄稼。一个辛勤的农民，一个培育花草的园丁，如果离开了土壤，无论他有多高的耕耘技艺，也将无所作为。乍听起来，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未必所有习作者，都理解这一艺术规律。我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对目前眼花缭乱的文学现象有感而发。自从“四人帮”寿终正寝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复苏，用“雨后春笋”来形容，实无过分之处！那一株株挺拔的“春笋”，那一朵朵奇花异葩，把我国已经荒芜了的文苑，装扮得千姿百态，一扫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冷落局面。
像朴素无华、结结实实的《李顺大造屋》，回肠荡气、严峻深沉的《天云山传奇》，带着无坚不摧、凌厉攻势的《乔厂长上任记》，以及充满赤子童心、泥土芳香的《蒲柳人家》，等等。这一大批来自生活深处的文学作品，不但使人们为之耳目一新，而且把中国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南斯拉夫研究中文的学者左拉娜同志，通过《新华月报》转给我的一封信中说：“贵国的文学，近两年来，使人目不暇接，据我所知，很多国家的翻译家都在抢译你们的作品。”这是关心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南斯拉夫同志，对我国近两年来文学的评价。
纵观短短几年内涌现出的优秀作品，其显著的特点是都保持了源于生活的本色。这些作品中，既有歌颂，也有暴露；既有悲剧，也有喜剧。我想，这不是作家自作多情，而是生活本身就充满着光明和黑暗的搏斗。因此，一个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历史的作家，作品中当然会充满这两种色彩。因而这些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