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创作悟语(1)
【论“联想”】
【论“联想”（一）】
联想是什么？是创作思维过程中的闪电，当你正在凝神苦思你的小说人物、情节、语言时，奇妙的联想突然在你面前闪亮，于是，你的人物活了，你的情节有色彩了，你的语言有特色了。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艺术的联想虽然有点奥妙，但不是来自浩渺的苍穹天宇，而是来自坚实的大地。记得我初学习作时，曾读过王朝闻同志的《艺术论》，他对联想曾有过十分准确的剖析。他说，当你躺在农村土炕上，看见严冬玻璃上的冰花，有的像高山，有的像花朵，有的像帆船……一块冻了冰的玻璃，之所以引起你那么多的联想，是因为你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过这些东西。王朝闻同志的原话，我已记不清了，但他这段话的意思我一直刻在心里，他在这里向我们写明：联想——思想自由驰骋的翅膀，不会凭空而飞，而是来自生活的土壤。
我们有些初学习作者，恰恰经常忽略了这一点，不是从生活中汲取营养进行构思，进行艺术联想；而常常凭着一些概念，进行玄而又玄的胡编乱造，那常常是一条文学歧路。比如：中美建交、中日建交之后，编造一些缺乏生活依据的“作品”，或某一类型的作品引起轰动，便一拥而上，照葫芦画瓢。
这如在空中建造楼阁，尽管也可以使人眼花缭乱于一时，终究会因没有生活基础而坍塌，会被历史的烟云所淹没。比如：1980年中的“国际关系”电影，就属于缺乏生活依据的胡编之列。它们和从生活中挖掘、联想、构思的作品，是根本不同的；但它们却吸引了一些初学习作者，游离了现实主义土壤，去描写那些人世间少见的奇闻，这是创作上的死胡同。我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泥泞》发表之后，接到了许多青年读者改编的电影剧本。这些同志用心良苦，想把小说搬上银幕，精神是可嘉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这几部小说都写到了监狱，而他们的生活阅历中，不但没有接触过监狱，甚至有人连看也没有看过，何以能动笔改编这些小说？
从小说到电影是个再创作的艺术过程，它不仅仅是把小说的长行浓缩成短行，加以电影化就可以匆匆了事的。试想：你还不了解生活，怎么能进行再创作？我回信给这些青年朋友说：还是写你熟悉的生活吧！不要再多浪费可贵的时间。
因此，离开生活的遐想，无论是多么绚丽多姿，都是不可取的，它就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虽然也能炫人耳目，但瞬息之间就会破灭，变成一无所有。
这是初学者应当忌讳的一条歧路。但是也有一些习作者，他本身就在生活之中，因不善于进行联想而觉得生活中没有可以写的东西。我曾接触过一个习作者，他是个教师，常常苦于学校没有可以开掘的文学题材。有一天，他到我的家里来，很凑巧，邻舍一位老教师正在感慨万端地谈论一张法院布告。法院布告上判决的几个青年罪犯中有一个是她的学生，她从小学一年级就是这个青年的班主任，她说这个青年在小时候是个三好学生，上一年级时如何，上二年级时如何……上六年级时如何。最后这位老教师叹了口气说：“这个聪明的孩子被‘四人帮’毁了！”
老教师走后，我马上问这个为寻觅题材而苦恼的教师说：“你听了这张布告的事儿，有什么想法没有？”
他想了想，木然地说：“只感到有创作冲动，但不知道怎么去表现。”
“可惜我不了解学校生活。”我说，“如果我像你那样，生活在学校之中，我一定要写一篇小说。”这位教师眼里闪亮了：“怎么写？”我回答说：“我把刚才那位女教师，虚拟成已经退休了的老师。当她看见街道上张贴的法院布告之后，心情十分难过。”
“那不太抽象了吗？”
“你听我说嘛！”
我将我的闪电般的艺术联想告诉了他。我说，我将用第一人称写这个短篇小说：当我看见这张布告之后，回到家里马上翻出学生们的影集，我在相册里找到了他——那时他是一年级的小学生，然后找到他三年级、五年级时的照片，最后找到毕业合影。我把相片当成回忆的契机，把这个孩子的可爱之处淋漓尽致地描写出来。但，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沦为一个罪犯。这位退休的老教师悲痛之余，夹起相册匆匆而出。她到了教育局，请求局领导准许她复职教书。这篇小说的题目就叫《出山》。
这位来找我的教师听后，顿时愣住了；继而，有所悟地问我：“你为什么能马上把它变成小说题材？”
“艺术联想。”我回答说。
“我……生活在学校之中，为什么会那么迟钝？”
我说：“联想这个怪物，怀胎于生活，诞生于激情。一个对生活麻木而没有激情的习作者，等于一个长着眼睛的盲人。”
写到这里，可以结束了。概括起来说：一个初学习作者，必须养成善于联想的习惯。从一滴水想到浩瀚的大海；从一盏烛光想到满天朝霞……没有丰富的艺术联想，就不可能有诗歌、小说、戏剧、电影……
但是联想好比一个奇怪的嫁娘，她只嫁给生活中有爱有憎、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绝不施情于对生活冷如冰霜的白痴，不论他有多么好看的脸蛋，不论他有多么华丽的外表，不论他多么能夸夸其谈。
这就是艺术联想的个性和奥妙！
1981年元月于北京
【论“联想”（二）】
联想是什么？
联想是创作思维过程中的闪电，它是突然升起在你面前的一道长虹，它是生活通向艺术圣殿的奇异彩桥。世界上还找不到一个缺乏联想能力的人能成为艺术上骄子的例证。
我国诗祖屈原，抒发自己忧国忧民悲愤之情时，写了《天问》，联想腾空而起，艺术思维驰骋上茫茫九天；把天体的星月之光和人间疾苦连在一起，其想象力之丰富，气魄之宏大，使后来人为之惊叹。鲁迅称赞屈原的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
盛唐时节的诗仙李白，将风雨雷电、日月星辰、草木虫鸟、历史掌故都写进自己的诗章。从文学创作这个职业去探索，与其说是因为他笔下气势雄伟，作品极富于浪漫色彩而留传后世，不如说他的极其深广博大的艺术思维，压倒群芳，使后来者望洋兴叹更为确切。
“诗祖”“诗仙”的作品都深刻地启示了我们一点：联想是构成艺术的重要环节。记得我在初学习作时，有时也进行笨拙的遐想：在50年代的国庆之夜，我望着天安门广场上五光十色的“焰火”，常常绞尽脑汁地进行联想，但除了把焰火比喻为千万朵“金钟倒挂”之外，便再也找不到新意了。后来读到诗人公刘一首描写国庆之夜赞美焰火的诗，他把随着轻微爆炸声而突然开放在天空的焰火比喻为“孔雀开屏”，仅这一句，就把我给征服了。我把焰火比喻为“金钟倒挂”，是一种静态形象，而诗人公刘把焰火形容为“孔雀开屏”，则是一个动态形象，不仅把焰火的美形容得十分逼真，而且包含了焰火的色彩在天空中突然出现，到弥漫了满个夜空的整个过程。很显然，公刘同志的联想能力是丰富的，而我的联想能力是干瘪的。其实，我何尝没有看见过孔雀开屏，在动物园里，我不止一次看见过它抖着羽翅，向观赏它的游客，展开它绮丽的尾翼，我也曾为它的美丽所倾倒，但我挖空心思也没有能把孔雀开屏这个画面联想起来，这就是我艺术素质的欠缺和不足了。
形成这种敏锐的艺术联想，首先在于作者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像当代生活中的电脑一样，把各种信息都储存起来，作者不知在写哪一篇东西时，这个信息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流下你的笔端。而从你心河奔腾而出的浪花，常常成为你笔下这篇小说，或者这首诗歌中最闪光的部分，这就是联想在文学创作中重要而奇妙的作用。当然，对于文学作者来说，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也绝不是不可高攀的神秘领地。关键在于对生活要充满激情，该爱的，爱得热烈，爱得心疼，该憎的，憎得鲜明，憎得真切。很难设想一个对生活麻木冰冷的人，会突然获得什么创作“灵感”——如果灵感这个怪物真有的话。
在文学创作中，我们常常看到一种反常现象：久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人，按道理说，应当是最了解生活的，因而他也更具有创作的雄厚资本；但是常因对生活失去了新鲜感，而变得麻木不仁，连头脑中形象思维的火花，也被他的麻木冰冷淹没了。相反，当一个满怀激情的作者，涉猎到一个完全新鲜的生活领域，他处处感到新鲜，因而各种信号灯，在他头脑里不停地闪现，他欣喜，他兴奋，因而产生了挥笔写作的欲望，产生了非常广阔的艺术联想；最后，作品完成，远远走在那些久在生活中而丧失了激情作者的前边，这是创作中屡见不鲜的事情。比如，50年代末期，李準到北大荒生活过较短一段时间，却写出了电影《老兵新传》。
我在这里无意谪贬深入生活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而只是在说明只有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才能捕捉“灵感”。你不爱生活，生活也不爱你；你对它冷漠，它也对你冷漠；就好像一对儿朝夕相处既熟悉而又陌生的青年男女，彼此缺乏吸引力，是无法成为情人，无法结为眷侣一样。只有那些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作者，才能迸发出艺术思维的灿烂火光。
艺术联想是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对于不同气质的作者，总是做出不同的回答。我年轻时读过老作家孙犁同志一个动人的短篇——《山地回忆》，他写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一个心地善良、质朴的农村女孩，看见他早晨在河边刷牙，便嗔怪地说：“吃了我们的粮食，还嫌我们脏呀！”这一两句话，把心地如水晶般透明的女孩子，描绘得栩栩如生。记得，我读到这儿时，合上书本，久久地沉醉在小说的魅力之中。当时，我稚气地想，一定是孙犁同志亲身经历的一段往事。事隔多年，当我重返文坛，有一次陪着康濯同志去天津看望孙犁同志时，我曾问及这篇小说。孙犁同志说：“我在生活中没有碰到那样一个女孩子。相反，我遇到过一个泼妇似的女人。她的丑启示了我，想写一个美好的人物，于是就写出了那个女孩！”这里，作家的联想来源于丑的启示，由憎恶丑的而渴望表现美的，这种艺术联想，不同于诗人公刘“孔雀开屏”的联想；公刘是由于美的感召而去联想美；而孙犁同志则由于对丑的感触而去联想美；这就是艺术思维在不同作家身上的异同。
当然，艺术联想的萌发，因素是很多的，它在文学创作中是个很微妙的问题；但万变不离其宗，它孕育于生活，分娩于激情，只有对生活有着鲜明爱憎感情的作者，才容易捕获它、占有它，然后，成为你笔下闪光的思想、闪光的细节、闪光的人物、闪光的文字……
在我自己的文学创作中，由于生活的刺激，也常常产生各式各样朦朦胧胧的艺术思维。1963年，我在北京郊区一个劳改农场里接受“改造”，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两只孤苦的天鹅。这两只天鹅的故乡是东北兴凯湖，那里的一个劳改农场把俘获的两只天鹅，剪短羽翅后，送到我所在的农场，供人欣赏。本来，天鹅是最善良、最温顺的美神的象征，可是有些劳改成员，出于无聊，出于缺少文化素养，经常用土块、石子挑逗它，这两只“美神”竟然逐渐改变了贤淑的本性，开始“嘎嘎”鸣叫，表示对侮辱者的抗议，后来渐渐产生了仇视人类的本能，只要有人从它身旁经过，它就昂起头颈，扇动羽翅，主动向人发动攻击。这种变态，最初引起我联想的东西，是杰克·伦敦写过的一个中篇小说——《荒野的呼唤》，小说中描写了一条名叫“布克”的驯良家狗，因为在生活中不断受到新主人（旧主人把它卖了）的棍棒抽打，以及狗群之间的互相撕拼咬斗，最后这只驯良的家犬，逃到山野变成了狼群中的领袖。这个联想，是由天鹅命运的触动而产生的，还没有进入艺术创作的境界之中。1995年，我在山西某地一个劳改农场，忙里偷闲，伏案写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时，忽然想起了那两只天鹅。
我之所以想起这两只美神，不是毫无缘故的，因为我的《远去的白帆》写了在“那个年月”两个在劳改队中无辜受难的孩子：一个小劳教犯铁矛，一个是跟着他“右派”爸爸进了樊篱的小黄毛。这两个人物心灵之美，正像是那两只天鹅的化身，于是翩跹而起的联想，把我的创作激情燃到了沸点；两只白羽白翼的天鹅，由于艺术联想的串联，不再是生活中的装点和符号，而成为小说中真、善、美的代表，它准确而丰富地展示了主题的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