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童真岁月三题(2)

【少年时，不懂爱情】

说起来真像是一场梦，说得确切一点，那是我的一场童真年代的“糊涂梦”。我于1946年从农村到北平来求学，插班于西四北小学六年级。一天，我们正排队准备进课堂时，站在我后排的同学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我不知何意，便回过头来好奇地寻找笑源。就在这时，一个名叫刘惠云的女同学，朝同学们大声喊道：“笑！有什么好笑的，人家是从农村来北平求学的，你们就……”我立刻不安起来，因为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来自乡下，难道同学们是在笑我？果不其然，当我把目光投向同学们时，后排的男同学都在对我嬉皮笑脸，女同学虽然大都把视线看向别处，但也有忍不住掩唇而笑的。我正在不知所措之时，女同学刘惠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从维熙同学，他们笑你裤子后边破了一个小洞，你下学回家时缝一下就行了——”我脸红了，顺手一摸，立刻抬不起头来了——因为在农村习惯不穿内裤，显然是露出了臀部，才引起同学们的嬉笑。我从小自尊心很强，因而当时晕头涨脑，不知如何摆脱困境。最后教我们国文课的关老师，把我叫进办公室，我说我请假回姥姥家让姥姥缝补我的裤子，关老师剪了块胶布贴在我裤子的破洞之处，然后拉着我的手，一起走进教室，让我跟她去上语文课。讲课之前，她批评了嘲笑我的同学，表扬了刘惠云的果敢，大概是为了维护我的自尊，说我虽然来自农村，但作文是班里的标杆云云。从这天起，我开始知道了穿内裤的必要，从这天起，我牢牢记住了一个名字——刘惠云，男同学在下边耳语时，都不称呼她的名字，而称呼她的绰号“刘白美”。

小学毕业，我到东城内务部街的二中去读初中。在同班同学中遇到同乡学子谭霈生，我曾向他倾吐过这段丢人现眼的少年经历，以平息内心之痛。当时，我没有想到男女两性之间的任何问题，只是当作我的一次耻辱，直到我再次碰到她，我才感到她对我的真情。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去颐和园春游，一队胸前戴着女三中校徽的女学生，正好走在我们的身边。我刚迈过颐和园大门高高的门槛，就听见一声呼喊：“喂！前面走的是从维熙同学吗？”听声音有些耳熟，待我回过头来一看，脸立刻红涨起来——呼喊我的竟然是曾为我打抱不平的刘惠云。

我走出队列，心跳如同擂鼓地说：“是你，你考上女三中了？”

她两步追了上来：“你上男二中了？”

两校同学对我们侧视而笑地走了过去，我和她落在了人流的后边。不知为什么，我不敢直视她，因为当天她嫩白的脸上，围着一条玫瑰红的围巾，与穿着一身黑色学生装的我，似乎是来自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两个落在队伍后边的人，大约走了几步路，我就向她表达了迟到的谢意：“在小学时，感谢你为我这个‘小土包子’说话！”

她说：“当年我之所以为你鸣不平，因为我感到你比城市学生真诚。”

虽然此时天气还很凉，我的额头还是滴下汗珠，正当我用袖口擦汗的瞬间，她伸出手来低声说：“让我们握个手吧，我们还没握过手呢！”

在我和她握手的刹那间，我本能地朝队伍望去，看见同班同学都在回头看着我俩，我顿时不知所措了。无奈之际我失礼地说：“同学们都在等我，我得去追赶队伍了，再见——”说完，转身就跑。她在我身后叮咛我说：“我知道你在二中上学了，我会给你写信的，你要注意查收信件……”一幕颐和园巧遇的戏剧，虽然匆匆收场，但接踵上演的“糊涂梦”，使我内疚至今。春游归来不久，我当真接到了她的一封来信，信封上标注的地点是西四北大红罗厂她家的地址，信中除了回叙同学友情之外，还约我有时间和她一块儿去看一场电影。她说不用我回她的信，请用电话回答她的邀请，她在信尾留下了她家的电话号码。我虽然属于不开窍型少年，但毕竟在北平耳濡目染了几年，仅从她家中装有电话，就可以断定她是官宦家庭的娇女——因为在1947年，电话还是个稀有物，同学们家中装有电话的几乎没有。当时我就读的二中，只是在传达室装有一部供学生使用的电话。

记得，我给她回电话时，拨号的手一直在哆嗦。她在电话中显得异常兴奋，约我星期日在西单商场旁边的蟾宫电影院见面，那儿正在上映美国电影《出水芙蓉》。我立刻一头雾水，因为从我来到北平之后，还没有进过电影院。怎么办？不应下对不起她的真情，答应下来又觉得胆怯——因为在童真年代，异性是充满了神秘感的不可知物。到了最后，我还是鼓起勇气说了声“好”。但应下约会之后，我便后悔了。我虽然身在名校二中，除了作文达标之外，小代数曾经得过零分，是班里理工科的低能儿，这不是“黄土”混充“朱砂”吗？

无奈之际，我只好又去求救于同乡学友谭霈生。他说他在颐和园，看见过她的形影，人长得漂亮不说，还曾对我有过恩惠，我没有理由逃避。我请求他陪我一起前往蟾宫电影院，我再给他买一张电影票，以为我壮胆。霈生说：“这不是给人家下不来台吗，人家看中的是你，我去只会扫人家的兴，而成为你俩中间的‘绝缘体’。我不能去！”我缠着他死活不放，最后他出于乡友之情和少年时代的好奇，极为被动地应下在星期天与我一起奔往蟾宫影院。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俩出现在她面前的情景，她蛾眉高挑生气地说：“票是事先买好的，现在没有票了，你们俩进去看电影吧，我家里还有事——”说罢，转身走了。我的一场“糊涂梦”到此收场。

后来听说在北平解放前夕，她随父母去了台湾。岁月如白驹过隙，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和谭霈生今天都已浪里白头（他曾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已退休），我俩通电话时，我还不忘提及此事。我说：“你没忘记我的那场‘糊涂梦’吧？”他答：“怎么能忘记呢，不怨天，也不怨地，怨我们在童真年代不懂爱情，我去了，真的充当了电流的‘绝缘体’了，欠下了人家的一片情！”

也算是命运的巧合吧，生活给了我一个补过的机会。1988年初，台湾诗人痖弦把一封向我约稿的信函，寄到了中国作协。当时他任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说要在春节期间，刊出大陆作家的专版，希望我能尽快给他写一篇文章。我苦思冥想了许久，突然忆起少年时不懂爱情的往事，便写了篇《寄梦》给《联合报》。其文意是向我少年时代的刘惠云同学问好，祝福她事业有成并有个美满幸福的人生。到了1998年，我随中国作家一行出访宝岛台湾时，还不忘询及痖弦此事，他说《寄梦》发表后，没有收到相关的信息，很可能她已然离开台湾，游走到地球另一个国度去了。我说：“不论飘到哪儿，她都像她的名字一样，是一片关爱弱者的祥云……”

2009年12月初于北京

【觅故记趣——寻找老北平的玉皇阁】

暮春时节，出于怀旧之情，我去西城寻觅我刚刚到老北平时，曾经居住过的玉皇阁夹道。尽管“的哥”告诉我，这条小巷可能早就消失了，我也确信它不存在了，但升腾于心中的觅故情怀，依然让我没有在中途下车。

到了平安里，我沿着平安里大街徒步西行。不但玉皇阁夹道无处寻觅，就连与夹道相邻的翠花横街也荡然无存了。那儿曾是小吃一条街，我刚从家乡到老北平的时候，我还是个娃儿，姥姥和姥爷带我出来的时候，常常在这儿给我买棉花糖吃，那一片片的糖花，有点像是天上的云絮。当我把那甜甜的糖花送进嘴里时，也就一两秒钟的光景，那云絮就化为乌有了。这是我心灵深处，唯一一曲童年的甜水谣。

但留在我心灵深处更多的是苦水歌。记得，当年小巷报晓的不是大公鸡的晨歌，而是拉粪便的大车，那吱吱啦啦干涩缺油的车轮之声，在黎明时分十分刺耳。难怪当时老北平流传着这样一首歌：

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

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

前门儿叫卖菜

后门儿叫卖米

这是雕刻在我童年心窝中永恒的记忆。记得有一次，粪车到玉皇阁夹道淘粪，两个坏小子偷偷拔掉了粪车桶上的木塞，那臭气熏天的屎尿，便从洞眼流了出来，让夹道内的住户，家家都关上了院门和窗子。粪车走后，警察来了。坏小子没有逮住，便让夹道里的家家户户出来清理屎尿。记得，我和姥姥拿着铲子和扫帚清理那些东西的时候，鼻孔塞着棉花球球——尽管这样，还被恶臭熏得晕头涨脑。

今天，这儿已然叫富国小区了，不用说夹道已无踪迹，连那片残破的房舍也景物皆非——代替它的是高耸的楼群和宽敞的街道。我询问小区一位手里磨着硬木核桃的散步老者，他说我迟到了十四年，1996年这儿进行拆迁，到本世纪初已经大道笔直、高楼林立了。与我交谈的老者，见我神色恍惚，询问我说：“你是来觅故的吧？”我告诉他我童年生活在这儿。他说他小时候家在翠花横街，与我只有百十米远。

老乡见老乡，彼此便口无遮拦了。我问：“你还记得老北平那首报晓的歌儿吗？”

老者很开放，竟然放声唱了起来：“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他唱一句，我唱一句，没有唱完这首老北平的晨歌，我俩便都笑了起来。他说他可不是拉粪车的，他过去是摇煤球的，少年时代拉着板车，走街串巷给住户送煤球。我说：“说不定你还给我们家送过煤球呢！”老者拉起我的手说：“2002年，我们这些拆迁户，都搬到新楼里来了，你是不是到我家坐坐，我们好好叙叙旧，在我家喝上两盅？”我谢过这位老者的美意，告诉他我想找一下玉皇阁佛楼的旧址，当年，它就在夹道的最南端，人们虔诚地称呼它佛楼，实际上它是个只有上下两层的残破阁楼，上边供着一尊朱唇大耳的玉皇佛像。

一提佛像，老人来了兴致。他说：“你在那儿进过香？”

我告诉他，在我小学快毕业时，姥姥曾带我去那儿烧香叩头，目的是为了我能考上一个名牌中学。

他说：“我也在那儿拜过玉皇爷，不是为上学，而是为能把拉煤球的板车，换成一辆电驴子，结果没能如愿。到了解放后才如愿以偿，不过那不是开车送煤球了——我开公交车，一直开到退休。”

见老人如此坦诚，我也竹筒倒豆子，对他口无遮拦地说起了自己：“名牌中学我倒是进去了，可是因为我厌恶数理化，进了当年有名的北平二中后，小代数得过零分，初一便当了降班生。”

老人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呢？”

“我离开北平，到通县读初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