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列车上曾出现了“海市蜃楼”的幻景，不过，时间太短促了。
车窗外有敲打车窗的声音。
那不是雨滴，而是雪粒……
北国初雪，车窗外奔跑着的电线杆、树林、村舍、山峦，都无一例外地穿起了一身银衫。
我趴在硬卧铺位上，望着车窗外斜飞的雪花，因酣睡而中断了的思绪，重新萦绕于怀：对！也是这样漫天皆白的严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些已经摘帽的“老右”和刑满释放的牛鬼蛇神，通通被装进列车车厢，从渤海湾抛向山西。
白的是雪……
红的是血……
我们挤在吃得过饱的车厢中，惊魂未定地向外望着：墙上书写的一律是“油炸”“砸烂”“血战”“炮轰”一类刺激人视觉神经的字眼。混乱的街市，疯狂的人群，武斗的棍棒，飘飞的字屑，甚至在娘子关的山峦上，都挂上了“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殷红横标。在团团飘飞的白雪中，那横标像一面浸透了鲜血的长幅布，显得格外扎眼。
昔日精力充沛得像头公牛一样的范汉儒，斜靠在我的肩膀上，紧紧闭合着双目。在车上，他已经一天一夜未进食了，走走停停的列车，一天一夜才把我们拉出了娘子关，进入了晋阳地界。我很理解他的心情：他不愿意离开他经营了几年的养鸡场。但一场十级台风，连“大树”都给连根拔了起来，一片树叶还能顶得住席卷大地的旋风吗？记得，当我们突然接到调离命令时，别人都在忙着收拾行囊杂什，而他却疯了一样跑向鸡舍，抄起了一把大扫帚，只是扫！扫！扫！不停地扫。鸡舍内外倒是打扫得干干净净了，可是他那身沾满鸡屎的“鸡倌服”——一身破棉袄棉裤，没来得及换，就登上了卡车。
当时，我们只当是场内的调动，因而并不太压抑。只是“黑姚期”面色阴沉，一直在卡车旁转来转去，似有重重心事。我们宽慰姚队长说：
“过几天，我们集体来看您。”
“您知道我们调到哪儿去，也可以去看看我们嘛！”
“姚队长！我们到底调到哪个队去？”范汉儒半路插出一杠子，“那个队有养鸡的活儿吗？”
这时，“黑姚期”才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他看着周围没有戴“红箍”的造反派，迅速地吐出了两个字：“山西——”
“啊？”大哗之后是一片死寂。
远在关山之外的这个地名，震惊了每个人的心。范汉儒猛然从汽车槽帮里跳下车来，焦急地问：“是我们一个队去，还是都去？”事情如此急迫，他顾不得再保守他的秘密了，“那些女号……干脆我直接对您说吧！我想问问，那个陶莹莹……她也调往山西吗？”
“她和你有什么关系？”“黑姚期”惊异不解。
“我求求您，您给田队长挂个电话问一下吧！”范汉儒头上急出了汗珠。
“刑满就业的人员都去。”
“可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刑期满了！”
范汉儒用衣袖擦着大脑门上淌下来的汗珠。
“你和她……”
“她是我的……我的……未婚妻！”范汉儒已经无法选择准确的称呼了。
“黑姚期”动情了：“你上车吧！我去打个电话问问。”他大步流星地走向分场部电话室。范汉儒爬上卡车，两眼直溜溜地看着电话室那扇玻璃门。就在这时，胳膊上早就戴起“红箍”的崔管理员，披着一件蓝棉大衣走了过来。他春风得意地跳上第一辆卡车的踏板，朝一字长蛇的汽车队晃动一下手中的三角旗，汽车的轮子转动了。
“停停——”范汉儒扯着嗓子喊着。
“停停——”范汉儒敲打着汽车舱顶。
“催命三郎”从踏板上看见是范汉儒，示威地掏出腰间的手枪，朝他晃了晃说：“范汉儒，你要敢违抗林副统帅的一号战备疏散令，我处置了你！这是啥子时候？这是战备疏散的非常时期！给你们这群反革命去找个新窝！”“哐当”一声，车门关了，他钻进了汽车舱。
汽车走远了，走远了……
我们看见“黑姚期”追着汽车跑了几步，就扬起了两只手臂。他像海军在旗塔上打旗语一样，把手连连向下摆动。范汉儒站在行李上焦急地凝望着，他拼命想从“黑姚期”的手势中破译出陶莹莹命运的秘密来，但距离太远，加上滚起的黄尘遮目——他失望了。
我宽慰他说：“手势向下，是肯定的意思。说明陶莹莹和我们一块出娘子关。”
“别给我说过年话了。”他沮丧地低下头。
“你怎么这么糊涂，要是否定的意思，姚队长会左右摆手的。”
“有点道理。”他微微露出喜色。
“这就是说，她已经刑满就业了。”我充当着福尔摩斯，尽量朝有利于“六点钟”的方面推理，“如果她也到了那儿，老兄，你可就不再是做梦了！”
范汉儒抖了抖肩上披着的鸡屎棉袄：“我总觉得有点玄乎！”
“瞧着吧！你到晋阳一定会时来运转。那儿出过钟情的‘苏三’，你小子可别当二十世纪的负心汉！”
他低头咂摸着我的话。汽车带起的风，一下吹起了他的棉袄。我一把没抓住，那件棉袄像面风筝一样，飘飘悠悠飞向了荒芜的原野。范汉儒像个疯子一样站起来，张开双臂呼喊着：“让它飞去吧！连同我们的灾难，一块儿留在这块土地上。伙计们！别皱眉头了！哪块黄土不打粮食！哪块土地不长青草，连戈壁沙漠上边还生长‘骆驼刺’呢，为什么要像挨了霜打一样，耷拉着脑袋呢？”
眼下，换乘了列车以后，那些霜打的伙伴，脸上渐渐有了生气，而范汉儒却耷拉下脑袋了。他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就像一颗没有支撑力的葫芦，依附在我这个藤架上。
“吃半个窝头吧！”
他摇摇头。
“泡水吃。”
他又摆摆头。
“我说‘六点钟’，别失望嘛！昨天晚上登火车时，车站的灯光那么暗，怎么能分辨出她来了没有呢！”我尽量宽慰着他说，“那么多长头发的女同胞，就是火眼金睛也难以分出张三李四来。你不能以此断定陶莹莹就一定没有来呀！”
他蠕动着起了一圈火泡的厚嘴唇，向我解释：“不，不，我没有想她，我是……”
“你在想谁？想‘黑姚期’? ”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把他的一只手塞在我的手心里。这时我才发现他之所以不吃不喝，并不只是属于精神因素——他在发着高烧。我摸摸他的脸颊，又摸摸他的大脑门，热得如同火炭，我顿时愣住了。怎么办呢？这是一趟拉运“特殊货物”的列车，而又是在这样特殊的年代，列车上除了司机、司炉和乘警是专职人员外，所有的“乘务员”都是由戴“红箍”的人担任，而押送我们出娘子关的总指挥就是那位青云直上的“催命三郎”。“小道消息”传出，他不仅仅是押送我们，还要在山西劳改单位长期落脚——因为有人看见他的爱人也登上了这列火车。这真是罪孽！
说来也巧，说着曹操曹操就到。我和伙伴们正谈论着要去找他想办法时，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带着两个随从，巡察到这个车厢里来了。据说，喜欢披着大衣是老干部的游击习气；我们这位总指挥，年龄和资历都不老，只打过靶，没打过仗，可他也喜欢披着大衣，好像这样可以显示其身份，抖出他的威风似的。怎奈，这节“老右”的车厢太挤了，而这些不卑不亢的“腐儒”们，又不肯为总指挥闪开一条路。他只好用手揪着棉大衣的衣襟，在横倒竖卧的人缝以及旅行袋、包裹中，高抬着两只穿着翻毛大头鞋的脚穿行。
“报告崔队长！这儿有人发了高烧。”他走到我们的座位旁时，我向他汇报。
“叫崔总指挥。”他身后那个随从纠正着我的谬误。
伙伴们七嘴八舌地向他陈述情况，意思不外是让这位总指挥解决一下急难。崔队长平日就有用眼角窥探我们的习惯，此时，他朝病号斜乜一下，发现靠在座位上发高烧的竟是范汉儒，一下子计起了前嫌。他撇撇嘴说：“他拔草时健壮得很，这时能有啥子病？我看是偷吃鸡蛋多了，撑的！”
范汉儒摇摇晃晃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你是国家干部，请你嘴上长点德行！刚才你上卡车时，不是拿出手枪来了嘛！你照我脑门来一枪吧！然后开膛剖肝，看看我的肠道里有没有一个鸡蛋星儿！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懂得自爱！你说我‘反革命’‘极右派’我都听着，可是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他从胸膛憋出来这段话后，像喝醉酒的醉汉一样，用哆哆嗦嗦的手指，撩开衬衣，露出光光肚皮，愤愤地说，“哪位身上带着削苹果的刀子，递给崔队长！让他扒开我的肠胃，看看是……”范汉儒摇摇晃晃地倒在了椅子上——他有些烧糊涂了。
车厢里顿时炸了窝，“不平则鸣”之声，从车厢每个角落传来：
“崔队长！延误了治疗时间，你可要负责任。”
“我们都是摘了帽子的‘右派’了！按政策应当有享受医疗的权利。”
“我们要上书党中央，告你践踏劳改政策！”
尽管“啥子队长”正值春风得意之时，但他毕竟是没经过大阵势的“雏儿”，在乱哄哄的抗议声中，有些心虚了。为了不失体面，他吓唬范汉儒说：“告诉你，车厢中闹事都是你挑起来的，你要是啥子病也没有，到了山西咱们再算账！政府对一切罪犯都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现在，你们去个人到九号车厢里，把随车的医生找来吧！”说完，他匆匆在一张纸片上写了“通行”二字，并签上他的大名后，就到前边的车厢去巡视了。
我自愿为范汉儒去寻找医生，一则可以串车厢看看车里的全部“货色”，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女同胞的车厢中，能找到“六点钟”时刻挂念的陶莹莹。拉开我们车厢的门，我立刻惊异地站住了：陶莹莹正站在车厢和车厢连接的过道上。她不再穿着带有号码的黑色囚服了，上身穿着一件半旧的黑呢短大衣，腿上穿着一条古铜色的灯芯绒的军裤，脖子上围着一条花格围巾——她手提着一个医疗箱，似正想推门走进我们的车厢，但又十分踌躇的样子。我拉车门的声音，使她迅速转过身来，并且发现了我。我欣喜到不能克制的程度，激动地伸出一只手：“你好！陶医生！”
她持重地看了看我，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我……我……我不认识你。”
“不能一获得了自由，就得了健忘症嘛！”我说，“在那块土地上，我不是还为范汉儒同志，装疯卖傻地给你拍过‘无线电报’吗？‘范汉儒这小子又去养鸡啦！’当时，你在田埂埝上还向我点头表示过谢意呢！”
“噢！”她的记忆复活了，向我伸出手来。
“为什么站在这儿挨冻？”我问。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串车厢巡诊，走到你们这个车厢门口，不大好意思……”她很窘。不知是由于她天性喜欢低头，还是当女囚时，低惯了头，她和我说话时，两眼一直看着脚尖。
“你来得正好，总指挥正命令我到九号车厢去找随车医生呢！真想不到就是你。”
“有病号？”
“范汉儒。”
当我把陶莹莹引进我们车厢时，她如同一个受到夹道欢迎的“首长”。有人鼓掌，有人欢呼，更多的是向她行注目礼。那热烈劲儿，绝不亚于高尔基的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中，那个女主人公出现在众多粗犷男工面前时的情景。其实，按世俗的观点来解释，她的身份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卑贱，因为她当过地地道道的囚徒。但她在车厢里所受到的礼遇，在“男儿国”中可谓盛况空前。尽管车厢里已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了，我们还是把范汉儒坐着的那两排椅子腾空，让给陶莹莹和“六点钟”，以便于她为他检查身体和说一些他们之间该倾吐的那些语言。
嘈杂混乱的车厢顿时安静下来。就好像这是一节行李车，虽然塞得满满的，但都是一些没生命的货物。我挤在过道那边的伙伴中间，虽然很想看看这幕悲剧生活中的喜剧，但理智在告诉我，应该多给他俩一点自由空间。我和伙伴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头转向车窗。
窗外飘着白雪……
遮天盖地飘飘悠悠……
虽说我的两眼望着粉雕玉琢的银色世界，可是耳朵似乎丢在了那“半球”：
“我还以为你留在……”声音很轻，好像来自另一个遥远的世界，“真想不到……”
“我刚留场就业半个月，看起来好像是命运使我们……”
“那边有黄河……黄河。”
“三十九度三！”
“那边有‘重耳走国’的遗址。”
“给你打针吧！”
“那边的平阳府是尧的故乡。”
“疼吗？”
“唐朝大诗人王维、元稹、白居易，还有柳宗元都祖籍山西。”
“再吃两片药吧！”
“那儿还出土‘乌金、墨玉’。”
“水！有开水吗？”
我猛然惊醒，忙从火车的小桌下拿出暖壶来，递过去。我递过暖壶后，马上退回到这“半球”来。
喝水声，一口接着一口……
火车的鸣笛声……
列车的奔驰声……
列车钻进了长长的隧洞。
白雪突然消失。
车厢一片幽暗……
那“半球”没有低语声了。
隧洞是这么长啊！真长！“大概此刻还有人嫌短吧！”我想，“对！火车应该在这里突然拉闸，停车，或者是‘红卫兵’勒令火车在这儿停上两天一夜。”
霍地一下，世界又明亮了，亮得扎眼。
低语声重新开始：
“你喜欢古老的黄河吗？”
“嗯！”
“我爸爸在黄河套背过纤绳！”
“真？”
“《黄河大合唱》，开头怎么唱来着？”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
“我们能看见黄河吗？”
“能。有棉被吗？”
我再次过到那“半球”，麻利地打开范汉儒的行囊。糟了，一股浓重的鸡粪气味，扑鼻而来。我忙把他的行李重新捆好。在我动手解自己行囊的时候，陶莹莹说了声“不必了”，便把自己的短呢大衣盖在蜷卧在车座上的范汉儒身上。我怕他冷，又把自己的破皮袄盖在了陶莹莹的短呢大衣之上。
“他有点烧糊涂了。”她说。
“也许是兴奋的。”
“让他好好睡一会儿吧！要多叫他喝水。”陶莹莹用手摊摊她棉衣上的褶纹，开始收拾听诊器、针头，“他身体挺结实，出两身汗烧就能退下去。你们注意，不要叫他吹风，再受凉容易转成肺炎！”
“陶医生！你再坐一会儿。观察一会儿范汉儒的病情再走嘛！咱们都是在历史火车头拐弯的时候被抛出来的‘同类’，有着共同的话题。”我挽留她，我想和她谈谈。
她站了起来：“不了！我还要到别的车厢看看。”
“那你把呢大衣带走，车里没暖气。”我动手掀开我那件破皮袄，想把她那件衣服拽出来。
她制止我说：“他刚睡着，别动了。我还要过来的。”
见她执意要走，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陶医生！我们被发配到山西哪儿？你知道吗？”
“不知道。”她摇摇头。
“你呢？是不是不能和我们在一块儿？”
她的目光黯淡了：“真不知道哪块黄土是我的坟地！我们女就业队上卡车的时候，田队长倒是透露给我一点风声。说山西有二十多个劳改点，有砖场，有矿山，当然更多的是农场，连她也不知道我们女队在哪儿落脚。说实在的，当时我不太关心去山西哪儿，只关心你们‘右派’队是不是来山西。因为……田队长倒是把这个底告诉我了。所以，我知道你们也在这趟火车上。”
一提在哪儿搭窝，伙伴们都围拢了上来，把陶莹莹当成了“消息灵通”人士，乱哄哄地提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你当跟车医生，没听见‘总指挥’漏出过一点口风？”
“你总比我们知道得多一点呀！比如是去雁北？还是晋中、晋南？”
“相信我们吧！我们绝对保密。”
车厢里的一双双眼睛，都渴望着陶莹莹的回答。
陶莹莹的脸色绯红。显然，在她的境遇中，从没有受到过如此的信任；她窘得半低着头，激动地说：“我……我很感谢大家。别看我肩膀上背着个药箱，好像比你们要强一点似的，不，因为我在大学是学医的，劳改队是要发挥我一技之长。其实，我比大家犯的错误要严重，和大家身份不能相比，如果命运能把我们支配到一个劳改单位去，大家就会慢慢地知道。”她似乎怕我们再提出什么问题，深情地凝视了昏睡的范汉儒一眼，就背起药箱走向车门。
我们似乎比刚才更熟悉了，招呼她：“再见！再见！”
她激动异常，还没步出我们这节车厢，眼角就涌出泪花。
门响了一下。
她——去了。
我坐在范汉儒的身旁，默默地回想着刚才的一幕，心里感到非常充实，并为“六点钟”的未来而由衷地高兴。她的确很漂亮，面孔甜而不俗，五官雅而不娇。如果用古典小说中的词汇来比喻，她的一举一动，不属于“小家碧玉”的形象，而应纳入“大家闺秀”的范畴。唯一使我感到有点费解的，倒是她显得太压抑了，就像一个身上背着沉重包袱的行者，弯腰驼背地走着她漫长的驿路。但就是这样一个莹莹，在稻田地里居然敢冒“催命三郎”之大不韪，主动顶起降临在范汉儒头上的“雷”，干出使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来。
范汉儒在睡梦中呼喊着“黄河”。他大概梦见了他也像父亲那样，背着勒进皮肉里的纤绳，正在拉着一条没有帆桨的重载船吧！不然，他的额头怎么会坠落下那么多的汗珠呢！一滴、两滴……十滴、百滴……顺着他开阔而外凸的前额泉涌而出！不，也许他正做着一个完全相反的梦：壶口瀑布垂天而落，他正在黄河巨浪中击水而游。黄河的胸膛是那么宽阔，而他自己却是那么渺小！游啊游啊！怎么游也游不到沙滩。他奋力挥臂，使出全部力量，想找到她的边沿，但是没有！因为她太辽阔了，博大得如同母亲的胸膛，这一串串晶莹的汗珠，或许是因为兴奋而滚落下来的吧！
“水！我渴——”
他醒了。
伙伴们为他倒水。
“多喝点！”我端着杯子喂他。
他到底是苦难敲打出来的硬汉子，喝罢了水就从座位上坐了起来，两眼直愣愣地看着窗外：“这是到哪儿啦？”
“到晋阳界了。”
“哎！陶莹莹呢？”他的记忆随着他的身体一块儿活了过来，“我恍恍惚惚地感到，她用听诊器听过我的心脏，给我打过针，还……”
“你小子一向不诳朋友，”我说，“车过那条隧洞的时候，你们的声音怎么哑了？”
范汉儒用线衣袖口擦擦满头热汗，回味地说：“那不是我做梦吧！我好像感到当时她……她……她握住了我的手，握得很紧很紧，然后，我好像是奓着胆子亲了她的手一下。老弟！这都是在迷迷糊糊的情况下产生的勇气，当时我就好像喝醉了酒一样。”
“她等会儿还要来复查。”我说。
“你没骗我吧！”
“你看！人家把短大衣都留在这儿了。”
范汉儒拿起那件旧呢大衣，像看一件罕世珍宝一样，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半天，喜出望外地说：“瞧这意思，我来山西是上帝的召唤。古诗中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好像为我写的一样！叶涛，你说是吗？”
我担心他话多伤神，忠告他说：“陶医生说不许你起来，你还是躺下吧！”
“叶涛，她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劳改队已经把我淬过火了。”他得意地拍了拍胸脯，笑吟吟地看着我，“浑身每个部位都硬得像三棱钢！”
“照你这样说，陶医生可以不必来了。好！我马上去通知她。”我佯作要走的样子。
范汉儒当了真，拉着我的衣袖说：“别走！刚才我烧得迷迷糊糊，如同腾云驾雾一样，正经的话还没和她谈呢！
“还有什么谈的？”我说，“列车过隧洞的时候，一切都尽在无言中了。你再看看，这玩意儿是随便给人盖的吗？这是人家身上御寒的衣裳，可是却给你盖上了。”
范汉儒马上担心起陶莹莹来了：“她不冷吗？”
“待人家取衣裳来的时候，你加倍补偿人家为你付出的牺牲吧！”
他愣了：“怎么补偿？”
“用你的心。”
范汉儒笑了：“好！一定照办！”
真是人得喜事精神爽，冰冷的窝头他嚼得那么带劲。两个窝头下肚后，又把伙伴们送来的两暖壶热水喝了个瓶底朝天。肚子饱了后，他更有精神了，喋喋不休地和我说东道西，我却困倦得难以支撑了。
一觉醒来，车厢里已经亮起了大灯。范汉儒似乎还在编织着自己的梦！他把头靠在椅背上，两眼直溜溜地望着圆拱形的车顶，任列车怎么剧烈地摇摆，他也没有摆动他那遐想着的身姿。
“莹莹怎么还没有来？”我心里开始不安了。
“人活着不能太自私嘛！一个跟车医生，要负责整个专列上的病号。也许，她正在哪一节车厢给人看病哩！”范汉儒显得比我心里还敞亮，似乎他和她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因而口气里充满了自信。
列车的行速渐渐慢了下来。
“刺——”的一声，列车停了。
一路上的偶然停车太多了。好像由于车上的“货物”尽是“淘汰物资”之故，连这条绿色的长龙，也比其他列车身价低了三分。它见车就让路，动不动就拉闸停车。
我透过结冰的玻璃窗，看了看窗外的世界。这是个无名小站，既无站牌，更无站台；极目所到之处除了雪还是雪，突然，停放在暗处的几辆卡车，同时睁开了“眼睛”，漫荒野地的小站，立刻亮如白昼。这时，我才看见列车周围，十步一岗地站着不少持枪的哨兵。我立刻捅了“六点钟”一拳头：“瞧！”
“是不是我们赶上了大武斗？”
“人家和我们这快咽气的死猫斗个什么劲？”
“那……是对我们夹道欢迎！”他诙谐地说。
“不知死的鬼！你往这边看！有‘货物’在这里下车。”我隔窗指点着列车中腰，“看头发围巾和衣裳，是女同胞下车了！”
“女同胞？”
“就是女‘就业人员’！哎呀！陶莹莹会不会在这儿下车？”我心跳的速度顿时加快了。
“不会吧！跟车医生得跟列车走到头嘛！”他判断着。
“我看是恋火把你烧糊涂了。她下了车，不会再找一个跟车医生吗？”我焦急地说，“女队的人都在这儿下车，能把她一个人拉到咱们‘男儿国’去吗，傻瓜！”
范汉儒昏热的脑子清醒了一些，反而对我说：“她应该来告个辞嘛！”
“她是出来旅行吗？她也和你我一样，是发配山西。下车之前，还能允许她乱串车厢？笑话！”
“这怎么办？”范汉儒慌了手脚。
我俩合力开着窗户，里边那扇经不起我们的蛮力，被推了上去，外边那扇窗户，被冰雪冻得结结实实，任凭我俩咬紧牙关，使尽平生力气，也没能撬动分毫。时间急如星火，车窗外的雪地上，“女同胞”已经列队集合点名了，身穿素格花棉衣的陶莹莹，有意识地排在靠近我们车厢的地方，解下脖子上的围巾，貌似掸她头上的雪，实则在向我们挥手告别。大概是因为她穿得太单薄，她不得不一边掸雪，一边不停地跺着双脚——像即将远征的士兵在原地踏步。
范汉儒急了，他抱起她的短大衣，向车厢门口冲了过去，他很健忘，进入夜间行车，车门就已经锁上了。他只好又扭头跑回车窗旁边，遗憾的是，这时，崔总指挥已经办理完了“货物”移交手续，陶莹莹尾随着“女同胞”的队列，向那一排被白雪埋了半截的卡车走去。她两步一回头地朝我们这个窗口张望，当她走到卡车旁时还奓着胆子向我们这个窗口摇了摇手。
“看！她的意思是不要这件呢大衣！”我说。
“不行！卡车上会冻死她的。”他急中生智地抄起一个暖壶，“忽”地一下，把热水浇到窗棂上。这下可好，不用撬，车窗就开了口子——那冰冻的窗玻璃突然遇热，炸裂了。风卷着雪，猛地从破裂的大口子钻了进来。
“你闯了祸了！”我告诫他不要再喊叫陶莹莹，以免惊动“催命三郎”。可是，这时的范汉儒，已经如同受惊了的野马，丧失了理性。他把呢子大衣卷成一团擎出车窗，挑着嗓子喊着：“喂！这是你的……这是你的……你到哪个地方？告诉我一声！快说，车要开了！”
陶莹莹已经登上了卡车，再次连连摆手。她微弱的答话声，被列车“哐当哐当”的启动声淹没了——列车离开了这个雪原上的小站。
卡车向北。
列车向南。
相背而行。
天各一方……
范汉儒像拳击场上被一个具有无穷力量的拳击手击败了一样，颓然地倒在了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