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桃园风波之后,凤妮害了一场大病。你可能认为是被雷光那条狗惊吓的吧?不,凤妮并不怕狗。在旧北平我把她送往解放区的那几天,她对我讲过:她从凤阳一路讨饭北上时,遇到过无数条地主老爷的狗,公狗、母狗、黑狗、白狗……她都碰到过,这些恶犬咬伤过她的脚后跟,她小小年纪就懂得了一条生活哲理,对付这些家伙,有一条打狗棍就行了。凤妮之所以病倒,是由于她在桃园的树丛中,采摘蘑菇充饥,吃了有毒的蘑菇,经过县医院积极抢救,才免于陪伴着许多灾荒卷走的鬼魂,一起奔西天正路。
在她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我的良知迫使我公开我们的感情。那些日子,我骑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经常到县医院去看望她;去时带上我托黄丽薇购买的白糖、罐头等营养品,还带上工人们和我们对她的深切怀念。人们都明显地看出,我非常关心凤妮,但对于我们为什么会成为知己,始终是个不解之谜,我没有必要向他们讲起那个患难与共的夜晚。
你完全可以想象到:一个“右派”爱上一个“右倾”,引起强烈的舆论是必然的。同情支持我去看望凤妮的,说这是“相濡以沫”;雷光卵翼下那些最最革命的分子,当然用革命的字眼形容我们——“兔死狐悲”。管他呢!古话说:“舌头根子下能压死人”。不过要冲破舆论的妖雾,也需要足够的勇气。
老弟!直到今天,我为自己能迈出这勇敢的一步,而感到自豪;医院里那张洁白的病床成了我最美好的记忆。她很喜欢苦菜花,我去医院的路途,经常停下车来,细心地从分泌着白色苦浆的枝叶中,采下一朵朵淡黄的小花,然后插在她床前小桌上的玻璃瓶里。有一次,我问她:“凤妮,为什么你喜欢这些野花?”
她微笑地望着我,声音虚弱地说:“因为苦菜花就像是我呀!”
我看她说话那么费力气,用手势制止她说下去。她嘴唇翕动着,轻声地接着说:“苦菜花也是我们这块苦难的土地上的呀!什么时候遍地开的是甜菜花就好了!”她说完这句话,两只大眼睛里涌出晶莹而深情的泪花。
我递给她手绢,她摆摆手,叫我从她枕头边拿出她的手绢给她。她没有擦泪,抖开那条手绢给我看——那是我送给她的那块绣着一片红叶的手帕。
我激动地握住她那无力的手:“凤妮!”
“高水哥!”她神往地、虔诚地抚摸着那一叶丹枫。“它,是你,也是我,我们尽管受着委屈,那颗心仍然像那片红叶,我们没有忘记我们是共产党员!”她清瘦脸颊上的大眼睛,凝视着我说,“你说对吗?”
我不忍心看她那双眼睛,背过身来难过地回答说:“对!可是……”
“你回过脸来说下去!”她从病床上伸出一只手,拉了我后衣襟一下,“你看着我说,嗯?”
听着她那细弱的充满病态的语音,望着她那对党对事业一往情深的神态,我的心如被撕裂了一样痛苦。我该对她说些什么呢?我能对她说些什么呢?桃园女工的抢桃事件,虽然和凤妮并无一丝的关联,可是雷光那双滴溜溜转的眼睛,却牢牢地盯在凤妮身上。凤妮眼下是住在医院,一旦身体复原回了农场,等待她的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得志的小人,再给凤妮头上加一顶别的帽子,这个从幼小就是苦藤上的瓜的人,能经受那难以想象的压力吗?
凤妮看我沉默不语,揣摩出我正在为她忧虑,便捧起那束苦菜花,对我说:“你了解苦菜花的性格吗?”她没容我回答,便凝视着那束淡黄色的小花说,“别看这小小东西,开在路边,显得那么瘦弱;可是风雨一来,芍药、牡丹,都要对着风弯腰点头,甚至被风吹折了枝茎;只有这苦菜花,生在冬末,出土在阳春,浑身上下的枝枝蔓蔓,都是苦浆苦液;它小小身子紧紧挨着生它的土地,在风雨里它也挺直它的身腰,这……这就是苦菜花的个性!”
“凤妮!”我一把抓住她捧着小黄花的手,“你是在说你自己。”
“也许是吧!”她淡淡地笑着,从我手掌中抽出她的一只手,往耳后拢了一下飘落下来的散发,“可是我远远比不上它坚强,我叫你采些苦菜花来,不是当摆设的,而是当我的镜子用的,高水哥!”说着,她把那束小黄花,用嘴唇亲了亲,深情地插在床边的玻璃瓶里。
我久久地凝视着她那张苍白的脸,她多么瘦弱啊!瘦弱得像被风雨凋零了的一株小草;她又是多么坚贞,坚贞得就像石缝里四季常绿的小松树。任天上的寒云擦肩而过,任滚滚雷鸣萦绕耳边,让那可以倾泻到她身上的压力,都倾泻而来吧!
这,就是我爱着的凤妮。我站在她面前,身量显得比她魁梧得多,气质却比她矮不少。在我短暂的生命里,她是我看到的最坚强的人,她瘦弱的躯体上有着发不完的光和热。假如可以用太阳这个词儿,形容一个普通党员的话,我就用这个词来形容她。我自己顶多算一钩不会发光的弯月;在最困难的年月中,我的每一丝光和热,常常是她照射到我身上的光热的回光反射。她鼓舞着我坚强地生活下去,鼓舞我做一个坚信明天的人。
老弟!这算不算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和黄连树下长大的党员的差别,我还没有深刻地总结过,但是我确实看见我和凤妮的思想差距;我虽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中,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但常常是经不起自己营垒中给予自己的委屈和不幸。
由于凤妮具有坚定的信念,精神状态良好,身体恢复得很快,但是我宁愿叫她在医院里多待些时候,也不愿叫她提早出院,去承受等待她的灾难折磨。
我记得那已经是1962年的秋天了,我到医院里去看望她;我沿途采了各色的野菊花,准备送给她。一进了医院大门,就叫我吃了一惊,她脱去了住院穿的病人长衫,换上那身我第一次见她时的毛蓝裤褂,正在进门的长椅上坐着,和为她治病的医生话别。
我愣在了门口,一捧野菊花顺着我的指缝掉在地上。医生知趣地躲开了,凤妮的脸上泛起很久未见到的红晕,她含情脉脉地望了我一眼,跑到我的面前,弯腰来捡地上的野菊花。
“凤妮——”我目光严肃地望着她,“你……”
她一只手拿着花,另一只手拍了拍自己胸膛:“你看,我已经完全好了!”
我用目光示意她,这儿不是谈话的地方。她跟在我的身后,走进她住的那间病房;我用后背靠住了房门,声音低沉地责备她:“你疯了?”
她两步跑到我的跟前,不回答我的话,只是吻着我的乱蓬蓬的头发、额头的皱纹和满是汗尘的脸。我轻轻推开她,没有一丝快意地说:“这儿是最好的‘挡风墙’,你怎么能这么轻率地对待自己?”
“高水哥!我待不住啊!”她返身走到窗前,推开一扇窗子,“你看稻子都熟了,今年冬天家乡人能吃上粮食了;不瞒你说,我夜里做梦都梦见我那把‘五星’牌的月牙镰刀!”
“不行,我不能同意你现在出院!”我说话的口气是严厉的。
“高水哥!我已经好了,我要是不好,医生能叫我换上这身衣裳吗?”她把野菊花插在瓶子里,两手搭在我的双肩上,仔细地端详我,心疼地用手摸着我毛茸茸的胡子茬儿说:“胖了我了,可瘦了你啦!你为我受了苦……”她两眼盈出的泪水,泉水般流下来,她猛然把泪脸紧紧贴在我的胸膛上,喃喃地说:“高水哥,你真好,真好……”
我抚摸着她的黑密的头发,酸甜苦辣咸的滋味都浮上心头。我心里知道凤妮是对的,但想到凤妮出院后会遭遇的灾难,内心是不寒而栗……我正陷入深沉的思考时,凤妮忽然把脸从我怀里仰了起来,并且像发现什么奇怪东西似的,用手捂住我的嘴唇:“你听——”
我一时没理解她的意思,茫然地睁大了眼睛,仔细地静听着。
“听见没有?”她兴奋地挑起双眉。
我摇摇头。
“马铃声!”她双手合在胸前,屏住气说,“我听得出来,是我那匹雪青马的铃铛在响。”
看样子,农场里的一草一木都会引起她感官的强烈共鸣。我很想提醒她:即使是那匹雪青马的铃声,那匹马早已经换了主人,但话到嘴边收住了,我怎么能给她喜悦的心情泼上一盆冷水呢?
不过,也真令人奇怪,那马铃声越来越近;不一会儿,铃声不响了,医院门口传来雪青马的咴咴嘶鸣声。凤妮不顾一切地跑向窗口,探头向外望着;我尾随着她,也向马儿嘶鸣的地方看去,我俩同时一怔——雷光正在一棵小杨树上拴马,还用说吗?他显然是到医院来了。
唯一使凤妮欣慰的是,那匹马虽然经历了灾荒的年月,仍然是鬃毛闪亮滚瓜流油,那副健壮结实的劲儿,和它的新主人雷光没有差别。这真应了一句古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过,这次雷光骑马进城,身后没跟着那条马蜂细腰的狼犬,显得不够那么威风,这就不知是为了什么了。
“也许是到医院来看病的吧!”我心里盘算着。但我很快否定了这个推论,因为我听见嚓嚓的脚步声,直接朝凤妮这间病房走来了;情况来得如此出人意料,我的心顿时收缩成一团,我提醒凤妮说:“看样子,他是朝你来的!”
凤妮每逢遇到紧张的情况,都显出她超人的镇静;她皱起两条细长的眉毛,略略想了一下对我说:“你安静地坐下,大不了,押回场批斗!”
说话之间,门“吱呀”一声开了。随着门开,雷光的身影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早就厌恶他那张假秀才的面孔,为了少和他废话,我本能地把头侧过去面向窗子。老弟!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在你倒霉的时候,你越讨厌的东西,它偏像影子一样跟随你,眼前就是这样;那扇窗子映照着晚秋的阳光,像面镜子一样,仍然能看见雷光的脸,就好像他和我有不解之缘——这真是一种罪孽!
不过,我要告诉你,这天他的那张面孔,出现了少有的反常:他没有用不屑的目光,望着他踩下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是眉眼带笑地叫了一声:“凤妮同志——”你看!这是不是奇迹?
最初,我认为这如同牲畜在槽头没有拴紧,溜了缰,偶然蹦出到院子里来——不过属于雷光的口误;可是事实并非如此,雷光紧接着用了几个“同志”这个金子般的字眼。他说:“医院院长打电话给农场,请农场派人来接一下凤妮同志,我代表场党委和全场工人同志,来看望你。如果身体确实完全恢复了,我给你把马牵来了;假如身体还有哪儿不适应,再在医院休养一个时期。”雷光停顿了一下,像忏悔什么亏心的事情似的半低下头,“前些时候,运动当中嘛,我……有些偏激情绪,对你……哎,我看不要说了吧!桃园事件的起因,不怨凤妮同志和女工同志们,我年轻,党性差,觉悟低,我最近正在清理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意识……”
老弟!我不对你夸大,雷光说到后来,眼圈竟然有些发红了。苦水里泡大的凤妮,最初吃惊地睁大眼睛——这是她根本想不到的突变,后来听雷光检查自己,她不觉为之心动了。这个生命像苦菜花一样的朴实姑娘,不怕苦难,最怕温暖,雷光说出一席暖人心窝的话,她两只眼睛也潮湿了。她说:“小雷同志,你这些话是你的真心话吗?”
“石场长!”雷光像个军人一样,笔杆条直地站在凤妮面前,“我已经把检查贴在农场的标语牌上,您(他用了极少用的‘您’这个尊称)进农场大门就能见到。”
“雷光同志!”凤妮热泪盈眶地抓住雷光的手,“我病好了,马上回场!”
雷光使劲摇着凤妮的双手:“马在门口,我到县委开个会,你骑走它吧!”
“不用,我叫高水用车子带着我!”凤妮指了指我的背影。
这时,雷光似乎才发觉我的存在,他沉吟了一下,绕到窗口前,对我像是下着命令,又像是叮嘱我似的说:“叫场长骑马回去,你要多注意她的身体,啊?”
我望着他对我恭谦又不失尊严的面孔,盯着他那双忽悠悠转动的明亮眼睛,没有对他的指示做出及时的反应。谁知道这个把入党介绍人当垫脚石、靠“反右”起家的雷光,是真的灵魂觉醒,还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老弟!我有许多地方不如凤妮,但对尔虞我诈一套的肮脏玩意儿,或资产阶级那套政治权术,我从小在旧北平耳濡目染,在这一点上,我比凤妮的阅历要深得多;因此,我对雷光脸上的泪水,不太容易轻信,说得更准确一点,我对这个人持有保留态度。
“同志”和“场长”这两个不同寻常的名词,是随便叫出来的吗?对于雷光这个心比针尖还细的人来说,是难以解释的事情。说到这里,我想旁出一枝,向你讲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右派”集体里,有个外号叫“过于执”的老知识分子,他每天为听不到“同志”这个既圣洁又亲密的字眼而感到苦恼。有一天,他决心要饱饱这个耳福,在度灾的年代他用二分之一的工资,买了一塑料兜酱肉回场。一群农场家属的小娃娃,看见这么多酱肉,都停步不走了。这时他对娃娃们说:“小家伙们,你们只要谁悄悄喊我一声‘同志’,我把这一兜子酱肉送给谁。”这群娃娃,都眼巴巴地望着那个透明的塑料兜,却没有一个人喊出他极想听到的那个字眼。这位“过于执”很伤心,降低了条件说:“有谁能趴到我耳朵边上,像蚊子那样叫一声就行!”有一个娃娃跑过来了,“过于执”急忙弯下他的腰,要享受一下“同志”称呼的幸福了。那个小家伙趴到他耳朵边上说:“北京来的‘右派’,把那兜熟肉给我吧!”这轻轻的两句耳语,比得上当头一棒,“过于执”当即昏倒在路旁,当他醒过来时塑料兜没有了;这个老知识分子拖着疲倦的双腿走回宿舍时,等待着他的是一场批斗会。雷光亲自主持了这场批斗,他挥舞着手势,训斥这位“过于执”说:“一个老‘右派’,想骗取‘同志’的称呼,简直是白日做梦!”这个认死理的老知识分子,万万没想到弄成这个后果;他神经受了严重的刺激,经常在睡梦中高喊:“我是你们的同志——我是你们的同志——”不但自己喊醒自己,连宿舍所有“右派”成员都被他嘶哑高亢的声音惊醒。老弟!这当然是过去的年代里,留下的一种特殊病症,不但在世界的病例中难以寻觅,在药剂学的范围里恐怕也难找到治疗这种病症的良药。
我之所以向你讲起这件游离了故事的故事,意在使你明白雷光这个人物,对使用“同志”这个字眼,是非常吝啬的;但同样是这个雷光,这天在这间病房的短短十五分钟,竟然对凤妮吐出一连几个“同志”的称呼,甚至把被撤了职的凤妮,称呼为“场长”,这不是太反常了吗?
雷光走了,凤妮被这突然的变化弄呆了,她摇晃着我的胳膊问:“高水哥!小雷怎么会……”我心里没有一个明晰的结论,一时回答不出。这时白发苍苍的老院长走了进来,送来一条这个小地方的特大新闻,我们才解开了这个疑团,噢!原来是这样!
老院长含蓄地说:“刚才我在隔壁,听见雷光的话了,既然他已称呼你为‘同志’了,我不妨告诉你这件地区的头条新闻了。前几天,总想告诉你,可是怕追查责任哪!”
“什么事,您说吧!”凤妮不安地望着老人。
“我说了你会跳起来的!”老院长笑眯眯地盯着凤妮。
“您……”凤妮有点急躁了,“您说吧!”
“你哥哥经过甄别,重新当地委一把手了!”
凤妮惊喜地叫了一声:“真?……这是真的?”
“你呀!”老院长像对女儿一样,用食指指了指凤妮的脑门,“你怎么不动一下脑筋,你住院快一年了,雷光来看过你没有?今天……我给农场打电话,叫他们派车来接你出院,雷光亲自给你来当马夫了!”老院长说着自己先笑了起来。
老弟!这就是雷光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的原因!这位头上插着“风向仪”的雷光,从石小虎重新任地委第一书记的变化中,似乎测出气候正在变为“多云转晴”,凤妮的问题迟早将得到甄别,因此被动不如主动,消极不如积极;他亲自把雪青马的缰绳,在这间医院小屋交给凤妮,是最不失体面的地方。看!这个雷光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已造就成了一个本领出众的小政客了。
纵观中外历史上一切乘风云而起的人物,都具有屈伸自如的本色。拿破仑曾经说过:“我有时像狮子。我有时像绵羊。我的全部成功秘密在于:我知道什么时候我应当是前者,什么时候我应当是后者。”雷光只读过初中,虽然没有读过拿破仑这些政治格言,但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这个小人物对这些哲理却能无师自通。他善于在生活的激流中,随时抓住一舟一桨,划向他要到达的彼岸;也善于在退潮时,落帆停桨,等待涨潮时重新扬帆出航。老弟!这就是显微镜下这条小爬虫的五脏造影。
在回归农场的路途上,凤妮骑着那匹和她阔别了两年的雪青马,我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在古道上缓缓而行。马铃叮当响着,车轮悠悠转着,风儿微微吹着。应当说,这是我们生命中幸福的旅程,但由于刚才老院长含蓄而深刻的启示,凤妮在马背上皱着眉头沉思,我两眼直直地望着旋转的车轮。这样的沉默,对凤妮来说是少有的,刚才她听到哥哥复职消息时的欢快,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从一个极乐世界一下坠到迷雾的深渊。她从马背上侧过头来问我:
“你说雷光是由于我哥哥复职才来医院的?”
“我想是那么回事!”
“可是他眼圈都红了!”凤妮不十分确信地说。
“演员在舞台上也经常流泪。”我说,“那不是他自己想哭,而是角色的需要!”
“你说他是在演戏?”
“有点。”
我们都沉默了。
秋风卷起路旁落叶,在古道上奔跑……
马铃声在沉默中显得格外清脆……
我们就这样向前走着。显然,在凤妮纯洁的心灵里,把一切事物都看得像蓝天一样爽朗透明;把每个同志——特别是把每个党员都看成泥土一样的浑厚朴实。她那苦涩的生命中,曾注入党的温暖乳汁,她相信党,也相信这个队伍中的每一个同志,因此,她对我的回答,显得不容易消化,更难以理解。
凤妮在马背上沉默了半天,自言自语地说:“我真想不透,这……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很简单,他预料到要为你甄别平反了!”
“为我?”凤妮一下拉住了马缰,雪青马仰了一下脖子,咴咴叫了两声停下马蹄。
“凤妮!”我朝她笑笑,“你看你不是已经在马上了吗?”
她从沉思中有所觉察地微露喜色,但还不太坦然地对我说:“高水哥!是……这样吗?”
我刚要回答,路旁一辆拉运稻子的卡车,在我们身旁戛然而止,那个在火车站接运我们右派的大胡子司机,推开车门,瓮声瓮气地招呼凤妮说:“石场长!我们早就盼你重新上马,你今天可又骑上这匹马了!”说着,这个司机指指上方,粗声地笑着,“你看看,天晴了!”说完这句话,他猛力一关驾驶室的铁门,卡车开走了,车轮下卷起一股黄尘……
这时的凤妮,就像苏醒过来的婴儿,出神地凝望着她面前的世界。她那双深邃、明澈、晶黑的眸子里闪烁着惊异的光芒,接着两滴珍珠似的眼泪涌出来,无声地坠落在她起伏的胸膛上。
我安慰她说:“凤妮,该笑的时候,你为什么哭?”
她松开马缰握住我的手,破涕为笑地说:“是啊!我心里很乱……我也说不清楚!”她用手背抹了一下眼角,抬起头来对我说:“看样子,你的问题也快了!”
我说:“凤妮,托你的吉言高照,也许……”
凤妮纠正我说:“不是‘也许’,党一定会纠正你的错划‘右派’问题!一定!”她又重复了“一定”这个鼓舞人心的字眼。随后一指正在收割的田野说:“走!咱们去出点汗吧!我在医院净白吃人民的粮食了!”
我装作向树上拴马的样子,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你想,田野里都是弯腰割稻子的男工女工,我是一个没有取得“同志”资格的人,在这么多双眼睛注视之下,和凤妮一起挥镰割稻,多么不合适。幸好,凤妮刚刚走进稻田,被工人们发现了,她来不及喊我,就被工人们团团围住。满脸汗水、浸沉在丰收喜悦里的工人,向她高声呼喊着:
“石场长!你回来啦?”
“把我们盼死了!”
“看!今年咱们要用大米代替‘人造肉’了!”
田野里响起一片欢快的笑声。笑声中,有的女工抚摸着凤妮的面颊,有的紧拉着凤妮的手,还有年轻的女工高喊着“石——场——长——”,摇着镰刀从远处稻田里飞快地跑过来,一下扑到凤妮的怀里,像孩子一样呜呜地哭出声来……
老弟,看见这些动人心肠的场景,忍不住热泪涌出我的眼帘。想想看,自比为苦菜花的凤妮,只不过是个极普通的共产党员;但就是这个不显眼的人儿,竟然会牵动那么多人的中枢神经,就好像她心窝镶着一块磁铁,本能地把周围的人吸引到她的身边。她们之间那么亲密,那么心心相连;谁管她是场长还是个“右倾”分子,分明就像一个母体里分娩而出的异姓姐妹!
凤妮到了这些工人中间,就像鱼儿重新回到了水塘,鸟儿重新展开了翅膀,她和工人们聊了片刻,抢过一个工人手中的镰刀,弯腰闯进了金黄色的稻海。我站在一棵不被人注意的槐树后面,手抚着树干,默默地望着凤妮挥镰割稻的背影:她腰弓得很低,向前移动脚步时显得非常吃力。我既感到心疼,也感到安慰,因为和我生命灵魂缠绕在一起的凤妮,没有愧对落生她的这片故土,没有忘怀这块多灾多难土地上的人民,她——是我们党的忠实儿女。
不久,县委正式宣布为凤妮平反,农场大礼堂里自发地呼喊起“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这是发自人们肺腑的声音。要知道,人眼是秤,既称得出黄铜的分量,也称得出金子的价值;分得出哪个是害怕阳光的蝙蝠,哪个是歌唱日出的云燕。
凤妮在这次大会上,激动得语不成声了。她脸色一白一红,只对着扩音器喊了一声:“党啊!你是我的亲娘……”就哭起来了。(我的旅伴讲到这里,显然陷入了深沉的回忆之中。他心情显得很不平静,卷烟的那两只手微微颤抖着,细碎的烟末掉在卧铺之间的小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