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老弟！我就这样被划为“右派”，在二十一年之前，乘这趟列车南下了，一路上痛苦的心情，简直难以用语言向你表达。你想想，这次“南下”渡江，不是去参与百万雄师直捣“黄龙府”的战斗，而是戴着一顶“右派”的帽子，以一个专政对象的身份，去接受监督改造。

按说，在凤阳这块地方，我可以见到凤妮了，理应有一点欢快之情；可是老弟，火车离安徽越来越近，我倒觉得离凤妮越来越远了。你想想，一个戴着“金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尽管我自认为纯属冤枉——和一个阔别了近十年的女共产党员会面，将意味着什么？

唉！生活就是这样捉弄人，当你迫切需要寻找幸福的时候，幸福像迷雾一样难以捕捉；而今，随着火车车轮的滚动，你日夜思念的幸福，向你的怀抱狂奔而来，你又变成了没有爱的权利的思想囚犯！道理很简单，右派等于反革命，一个反革命怎么能奢想和一个女共产党员在一个屋顶下生活？怎么能在一个床板上睡觉？即使凤妮理解我、信任我，我怎么能耽误她的锦绣前程？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和右派×××划清界限的消息，耳闻目睹多少起离婚案件，我如果再想和凤妮在一起生活，无异于把她拉进火坑、泥潭。因此，在火车上我横下一条心，要尽量回避和凤妮的见面。

我们几个单位的三十多个“右派”乘员——这是列车员为了避免叫同志二字，而创造出来的新称呼——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了车，一辆卡车装人，一辆卡车装上我们的行囊、杂物，开向我们的改造基地——茶树湾农场。这个地方依山傍水，使我这个久在楼阁中工作的人顿感心胸开阔，耳目为之一新。欢欣之余，难免心情有些惆怅，这儿是凤妮的本乡故土，我多么想看，又多么怕看见和我共过命运的战友啊！当汽车驶过正在开镰收割的稻田，无数男工女工停下镰刀，向我们眺望的时刻，我的心就狂跳起来，我希望从众多妇女的面孔中，突然发现凤妮，以平息我无数个昼夜的思念；可是我又不希望她看见我——一个为新中国诞生而勇敢搏斗的共产党员，被下放到这块土地上来赎罪。老弟！人，这个高级动物，为什么有那么多相互矛盾的思想，为什么又有那么多条颠着波浪的感情溪流，要是没有这些玩意儿该有多好！那样，我将没有任何痛苦，像个机器一样，在这块土地上改造到最后一口气；可是我偏偏是个人，是个活人，是个没有一件感官失灵的活人，唉！……

还算幸运，在那么多张女工的面孔中，我没有发现凤妮；准确点说，也可能我发现了，但已经不认识了。时间流逝过去十个年头，凤妮再也不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了，谁知道她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

农场对我们这批“右派”不算坏，叫我们休整两天，熟悉熟悉环境，准备当好一个“地球修理工”。头一天，我躺在床铺上，陷入了感情和理智的大搏斗之中。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爬起来，拿起画笔画夹，去画一幅写生；我想用画笔和大自然转移我的心灵伤痛。

天，出奇的美，玫瑰色的朝霞像块紫红的幕布，正在徐徐拉开，向遥远的天际隐退；太阳似乎就要登上这个大地的舞台，它把无数条金色的光束洒向蓝天。啊！早上的蓝天宛如一泓秋水，没有一星污痕，两只歌唱黎明的云雀，从远天飞来，时而比翼而飞，时而双双停在天空之中啁啾啼鸣，好像总唱着同一句歌：“瞧！我多幸福！我多幸福！”

我坐在一个土坡上，调好颜色，拿起画笔，我想把蓝天、远树、朝霞都画进去，甚至连这两只幸福鸟儿的啼鸣也融进画面。偏偏这时，土坡后面又响起一阵嗒嗒的马蹄声；可能是这匹马脖子上还系着一个铜铃，蹄声伴着有节奏的铃声，惊起溪水旁的水鸟，水鸟展翅悠然而飞。老弟！此情此景真有画面容纳不了的诗情画意。

如果在艺术创作规律中确有“灵感”这个怪物的话，我承认此刻我是她怀抱中的婴儿。我那支画笔饱蘸着浓浓的色彩，在画纸上神往地描绘着大自然的瑰丽容颜；我忘记了痛苦，在大地——人类的母亲襁褓中，我渐渐陶醉……

若不是背后有人呼唤我，我这幅画能够很快画完；这时，背后有人呼喊：“同志——”

我不情愿地停下画笔，回过头来，离我有十几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位眉宇清秀、面孔红润的女同志。她穿着一身毛蓝色裤褂，手里挽着一匹雪青马的缰绳；早晨的风，吹散她耳畔的短发，摇响雪青马脖子上的铃铛，让人一下子联想到古典小说中身材矫健的女侠，不，用现实一点的话来说，一定是个飒爽英姿的女民兵。

老弟！由于我这个专政对象的身份，一种不祥的预感陡然而起。我想，我这么早在这儿画画，是不是使这位女民兵产生了疑惑？不然她为什么把马拴在道旁榆树上，一步一步地向我走了过来？十米、八米、五米……距离在缩短，在离我只有三四米的地方，这个女同志突然停住了脚步，接着，她细长的眼睛瞪圆了，目光专注地凝视着我。这一瞬间，我的心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天哪！她多么像十年前的小姑娘凤妮？我扔下手中的画板、画笔，从土坡上站了起来。

我们默默地注视着，我很想呼喊她的名字，但我没能喊出口；因为我记起了在北京首都剧场，把一个跳《采茶扑蝶》舞的女演员错当凤妮的教训。她似乎也不敢认我，一个手指使劲抠着褂子上的纽扣，胸脯像潮涨潮落般一起一伏……

“同志，你……”我压抑着激动和不安，吐出结结巴巴的几个字，“你是……”

“我是茶树湾农场的干部。”她拢了拢耳边被风吹散的头发，忐忑不安地微笑着，“在县委开会的时候，听说从首都来了一批下放干部，急着赶回农场来了，你……你……”

我不好意思直接告诉她我是个右派，便含混地点了点头：“对！我也是从北京来的！”

“是个画家？”

“业余爱好！”我不眨眼地望着她说。

“我向你打听一个同志，是你们的同行。”她微皱眉心，像是回忆着什么往事一样，面带忧虑地说：“他……过去是伪国立艺专的学生，叫高水……”她吐出“高水”两个字之后，仰起面孔，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审视地盯着我。

我无法控制感情的煎熬，往前跨了两步：“你……你是凤妮？”

“高水哥！”凤妮的脸因极度冲动而抽搐痉挛，像早晨晶莹露珠一样光洁的大颗泪花，爬下睫毛，流淌到嘴角上。“我看着像你，可……是怕认错了人哪！”她一下抓住我两只手，低声地自语着，“我……写了多少封信，都没有回音，眼前不是在做梦吧？”她那双泪水蒙蒙的眼睛，从我的头发梢一直打量到脚跟，仿佛在判断着这到底是梦还是现实。

老弟！一看她那双深情的目光，我的心都碎了。我该向她说些什么呢？我虽然是把凤妮引出地狱之门的高水，可是这个高水，在震撼灵魂的历史风暴中，已经像一棵树一样被连根拔起，成为被开除出党的“反革命”。我真想立刻把这个情况告诉她，可是面对着那双垂泪的目光，握着那双因喜悦而颤抖的手，我的勇气消失了，把到了舌尖的话又咽回去。你想想，我怎么能刚刚见面，就给受尽苦难的凤妮当头一棒呢？

她看我有些踌躇，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举给我看：“你还记得这块手绢吗？”

我拼命搜索着自己的记忆。

“在车站站台上，”她破涕为笑地提示我说，“你送给我擦泪的，上边印着一片红叶！”

我顿时回忆起来了，那是我在伪国立艺专搞地下工作时，为了激励自己的斗志，时刻用“一片丹枫”以表示对革命的坚定和忠诚；在送别凤妮去解放区的夜晚，由于时间匆忙，没有向她讲起这块手绢的含义，而送给她擦惜别的泪水了。时隔十年，这样一块小小的布片，她居然保存得这么完整！很显然，她是在革命队伍中理解了“红叶”的意义，认为这是情操的象征。她以中国妇女所特有的忠贞美德，把这个印有“红叶”的手绢细心地保留在她心灵的深处，岁月如流水般逝去，但那片枫叶仍然鲜艳殷红。

我默默地望着这个像水晶般纯洁的姑娘，不觉眼角潮湿了；我多么想在这安静的早晨，张开两臂紧紧地拥抱她，畅吐这么多年的思念之苦。但是不能，不能，不能把我的苦难，像导电的金属品一样，再传到她的躯体之上，使她陷入和我同样的苦难的深渊。

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我把话题转向了大自然，我说：“凤妮！想不到你的家乡，有这么美！”

她弯下身子，拾起我那幅即将完成的画，像孩子似的惊叫着：“哎呀！高水哥！你画得和真的一样！”她用袖口擦了擦画板上的尘土，纯真地对我说：“你把这幅画送给我吧！行吗？”

我告诉她，这是一幅未完成的画，等画完时给她。

她摇着头，表示不相信。继而，她忽然把画板放下，微微皱起了眉心。老弟！我想一定是我的难以控制的矛盾心情，在我的脸上有了表现，被细心的凤妮发觉了，不然，她怎么会那样地看着我，对我进行了试探性的盘问呢？

她说：“对了！我忘了问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过的，高水哥？”

我说：“我在一个艺术学院，一直当团委书记。”

显然，这不是她最关心的问题，她眼皮眨了眨，轻声地问：“你……一定有了家了吧？”

“有了！”

她点点头，迅速地背过了脸去。当她再转过身来的时候，娇嗔的微笑消失得干干净净，一下子，像是老了许多，她强自镇静着自己，露出一丝不自然的苦笑：“高水哥！我知道得太晚了！”

我知道凤妮误解了我的意思，向她解释说：“你知道我的家在哪儿吗？”

“不知道。”她淡淡地回答，似乎她不想知道这些。

我急忙告诉她说：“我的家在凤阳。”

她陡然回过头来，不解地望着我，面孔上流露出疑惑和迷茫的神色。

“真的，凤妮！”我向她身旁迈了一步，“我要在凤阳安家落户！”

就像天空一阵阴云过后，太阳又重新露脸那样——凤妮脸上的愁云飞散了，她含笑地指责我说：“你呀！高水哥，一句话为什么要分成两句说，你过去可不是这样，刚才你这样大喘气，我……我……”她晕红着脸，带着羞涩低下了头。

“你的家在哪儿？”我问她，要知道我是多么想知道她这么多年的生活情况啊！虽然，理智一直在提醒我：高水，你应该止步了，你们面前的路标是“此路不通”！但人的感情器官，是那么顽固，有时硬是不听理智这个“指挥官”的指挥，这是非常微妙的事。

凤妮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她离开我以后的情况：先在地方部队，后来到了冀东军区，打过硬仗，搞过医疗，在随军南下时，她已经是负责后勤军需的副连长。革命胜利之后，她转业到了家乡从事建设，现在是茶树湾农场的场长。她说话时，表情那么朴素自然，只有谈到她的家时，她嬉笑起来，有点娇羞地对我说：“家，我早就有了，你猜猜？”她不等我回答，用手往茶树湾农场一指：“高水哥，这儿就是我的家呀！它是个几百口人的大家庭，白天，我在这么多的稻田里劳动；晚上嘛，在电灯下读书，你看这不是——”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递给我看。

这时，我才觉得站在我面前的，已经不是十年前的小姑娘凤妮了。虽然她面孔没有留下光阴流逝的痕迹，还是那么清秀安详；但是党的血浆滋养了这个黄连水泡大的少女——她成了朝气勃勃的农场领导干部。

我兴奋地说：“凤妮，今后你要多多帮助我！”

她瞪了我一眼：“高水哥！你是成心寒碜我吧！你是我生命的启明星！”她指了指天空唯一没有隐退的星星，“你看，对我说来，你就是那颗星星！”

“今天，我们的位置变了，你要对我进行监督！”

“监督？为什么用这样刺耳的词儿？”凤妮朝我笑着，露出两排像嫩玉米粒似的牙齿，“高水哥！我看你真不像十年前那么老实了，那时候，你严肃得像块石头，眼下，学会跟人家开玩笑了！”

老弟！到了这样的节骨眼上，我感到不能再滥用自己的感情了，革命的责任心和对凤妮的深爱，都要求我向她明确自己的身份。虽然，这对我是个侮辱，对凤妮是个致命的打击；但迟早都要告诉她，而且越早越能遏止她狂涛般的感情，使两颗心同时冷静下来，这是严峻的生活给我出的一道考题，我必须交上一张合格的答卷。想到这里，我鼓足最大的勇气，对她说：“凤妮！这不是开玩笑，我是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送这儿来监督改造的！”

我话说得声音不高，但对她来说，无异于一声炸雷。她吃惊地后退了两步，上上下下打量着我，然后摇着她的齐耳短发说：“不！这不可能，绝不可能！”

“真的，凤妮，我没有对你说过谎！”我安静地对她说。

她晕红的面颊，突然苍白了，接着额头鬓角沁出细碎的汗珠。显然，这是完全出乎她意料的事情，她抬起头来再一次专注地凝视我，好像是审查我的话究竟是否真实；我平静地站着，接受着和自己阔别了十年、和自己生命有着血肉关联的姑娘目光的审查。

还用说吗？这一霎间，我的心像被痛苦撕裂了，多年的思慕、向往，被“右派”这两个并不属于我的字眼隔开；尽管我和凤妮相隔寸步，甚至能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但那两个怕人的字眼，等于是一座万丈幽谷，把我们两个刚刚走到一起的躯体，抛到比原来更远的地方去。用一句形象的话说：那将是地轴的南北两极。一个女共产党员和“右派”是敌人，连同志这个称呼都奢谈不上，更不要说生命的结合了。

她默默地坐在土坡的一块石头上，用力拔起石头边的一丛野草，拼命在她掌心揉着，绿色的草汁染绿了她的手指，她还在揉着。可以想象，她此时的心里一定非常难过，我想安慰她两句，但找不到适当的语言；要知道，在铁的事实面前，纵然是富有音响的金子般的语言，也是软弱无力的。

就这样，我们相对无言地沉默了片刻。她突然甩掉手中的野草，从石头上站起来，深沉地注视着我说：

“为什么？”

我告诉她，我在鸣放会上提出：每个党委成员应当变成业务内行。

她的双眉向上一挑：“这话有什么错误？我下了水田，要是分不清稻苗和稗草，能算一个称职的场长吗？”

我低下头去，无言以答。

“还有什么？”凤妮追问着。

“还有……”

我突然收住了话头，我不想告诉她那幅《荷花魂》的画；如果告诉了她，等于给她的感情火上浇油，使她对我的感情更加炽烈；那样，就更难以解决严峻的现实问题。想起这些，我告诉她说：“还有……许多错误，你不必问了。”

“我怎么能不问？我等你已经十年了。”她眼里闪烁着光洁的泪花，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我想，我是一个农村妇女，在革命队伍中虽然价值一样，在文化上有着很大距离，和你很不相配，于是，我咬着牙学文化，追呀！拼命地追你……”她咬着下嘴唇，使泪水只在眼眶里打着转，没有流下脸腮。

看见凤妮对我一往情深的样子，我肃然地意识到了我的责任——决不能叫她和我一同毁灭。可是怎样才能熄灭她胸中的爱情火焰呢？只有一条出路，从感情上使她对我绝望。我背过身来，免得她看见我因说谎而尴尬脸红。我冷冷地对她说：“凤妮，你不要再多打听我的情况了，由于我长期得不到你的音讯，已经和一个同行……今后——”

她打断我的话说：“高水哥！你在说谎，刚才你还说要在这儿安家呢！”

我灵机一动，顺水推舟地说：“在这儿安家，是指我改造而言的，我要把这儿当成家。”

她，沉默无声了。

老弟！此时此刻，我不敢回过头来看一看她的表情，但是我的直感似乎在告诉我：凤妮受了致命的一击，她坐在石头上，正用双手捂着脸，抽缩着双肩无声地哭泣着。头脑中臆想出来的画面，使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冷静，微微侧头一看，出乎我的意料，她在我背后，身子站得笔直，脸上虽然残存着未擦净的泪痕，但显得异乎寻常的平静。这时，我记起来了：她性格中最闪光的东西，就是和苦难斗争。虽然对我她很娇柔，但对那个军统特务却是一把闪亮的宝剑；她是强者，而不是感情上的懦夫；当幸福来临时，她只是流泪；灾难临头时，她像石头下的竹笋，能顶起看上去她无法承受的压力。

我在她面前感到脸红心跳，不知说什么才好。

她平静地对我说：“是真的吗？高水……同志？”

我干脆把痛心的戏剧演到底，硬着心肠说：“是真的！这么多年……你谅解我吧！凤妮！”

她，走了。

她满腹心事、步履缓慢地走下山坡。当她从那棵榆树上解下那匹雪青马时，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流露出怨恨，不！不是怨恨；怀疑，似乎有那么一点……然后，她纵身跳上马背，抖动了马缰。

眼看走到自己身边来的幸福，又这么匆匆逝去，勾起我内心无限感伤；感伤突然变成极度的冲动，我忽然感到不应该这样伤害凤妮的感情，应该把我这十年中的情况都告诉她，于是我向她追了过去；但追了几步，理智像暴风雨之夜的闪电，在我头脑中闪亮了，我看见我面前的深渊。我想：如果把凤妮再拖到这个深渊里来，那才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罪犯——我陡然地停下我的脚步。

我登上一块高高的石头，目光穿过茶树丛，看着她那身毛蓝色的衣衫，连同嗒嗒的马蹄声和铜铃声，一起融化在初秋的蓝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