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泞

把苦酒

——泼在我们的身后！

把甘露

——洒向我们的前头……

 

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进入了夜间行车。

硬席卧铺车厢里的大灯熄灭了，只留下卧铺下的几盏暗灯吐着清幽幽的微光；整个车厢的乘客，在列车有规律的轻轻摇摆中渐渐入睡了……

我，不知因为什么，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思绪就像车轮之下的铁轨，延伸得无限遥远……我想起从风华少年到严峻中年的生命脚步：生活激流中的沉浮，历史狂涛中的漂泊，人海行舟的风浪，泥泞路上的跋涉。1957—1978年，二十一年的风雨里程，波卷浪涌般地冲向我的记忆闸门……也许是由于我感情上的脆弱吧，我简直难以支撑这些苦难记忆的重压，索性从卧铺上坐起来，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

“同志！对个火吧！”

好像在十分遥远的地方，有人对我说话。我下意识地转过头来，静了静木然的脑子，我看清了，要求和我对火的人，并不遥远，就是我对面铺位上的乘客。

我把打火机递给他，同时内疚地望了这个旅伴一眼。心想：一定是由于自己不小心，惊扰了人家的甜睡，便带有歉意地说：“您睡吧！我不会再打扰您了。”

他把打火机还给我，解疑地说：“我早就坐在这里了，自己睡不着，和你没有一点关系。”

呵！又是一个失眠者！我们两个人吸着烟，情不自禁地攀谈起来。

我说：“火车的摇摆等于催眠，您怎么……”

我对面的旅伴，从嘴里吐出一股浓浓的烟雾，感慨地说：“我二十一年没坐火车了，很不习惯。”

二十一年！这好像沟通我们两颗心灵的一句潜台词；我不自觉睁大眼睛，向坐在对面铺位上的旅伴望去。灯光幽暗，加上浓浓的烟雾，我无法看清我旅伴的那张脸；但白天他上火车时的情景，却闪电般地涌现在我的面前：他是从徐州车站上来的硬卧乘客，穿着一身褴褛不堪的蓝棉制服；虽然，此时正是寒冬时节，脚下却穿着一双矮帮的草绿色球鞋。他手里没拿多少东西，好像只有一个画夹和一个小小背包，他把它们放在卧铺床头后，没和车厢的旅伴寒暄一句，就靠在卧铺的毛毯上闭合了眼睛。他似乎很疲累，但又不想立刻入睡，他那沾满尘土的睫毛，微微眨动着，像是回忆着烟云般流逝的往事，谁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呢，怪人！

更加引起我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当列车缓缓开出徐州车站之后，我对面铺位上的旅伴，从厕所解手出来，不小心，厕所的门钩钩在他的棉袄上，“刺啦——”一声，棉袄被撕开一道口子。虽然，这声音不高，但车厢里的乘客都情不自禁地朝他望去；他微微显得有点尴尬，把撕碎的布条，往污黑的棉絮里塞了塞，走回铺位上来。也许是他中枢神经的条件反射——他怕脸上那副断了腿的眼镜，再出什么纰漏，便把缠在眼镜腿上的胶布捏了又捏，然后比较放心地戴在鼻梁上，把视线投向车窗之外……我默默地打量着我对面这个旅伴：高个头，方圆脸，虽然满脸尘埃，仍然掩盖不住他的书卷气质；再加上那副断腿的眼镜，使人想到他是个老知识分子；但从他那开花棉袄和脚上那双鞋子去推断，他和一个赶集上店的农民，没有任何差别……

夜车在全速前进，在滚滚车轮声中，我的心神完全沉浸在对这个失眠旅伴的剖析之中，从他的气质和装束上，特别是从“二十一年没坐火车了”这句话去猜测，很可能和我一样——是个1957年错划了的右派，奉召回北京工作的。为了考核我的推论是否正确，我以主攻者的姿态，向他提出询问：

“同志！二十一年之前，您在哪儿工作？”

“北京。”

“北京什么部门？”

“在一个艺术院校！”

“怎么到了安徽？”

“……”他沉默了片刻，把头转向了我。

车厢的暗灯，洒出朦朦胧胧的微光，我无法看清他的面部表情，但我的第六感觉，似乎感到他那一双眼睛，正在探索地望着我。为了消除这种不安，我主动告诉他我的简况：原来是搞文学创作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现在是带着平反改正的调函，回故乡北京去工作……

我的话还没说完，手就被他的一双大手紧紧握住了。这是怎么样的一双手啊！掌心长着锉刀一样的老茧，直到我感到骨节都有些疼痛了，他才把手松开。还要向他询问什么呢？他的一双滚烫的手，已经向我倾诉了无声的、最真挚的语言，已经回答了我的全部询问，我递给他一支烟，轻声地说：“来吧！再吸一支！”

“不要抽了！喝一杯吧！”他从破旧的棉衣兜里，掏出一小瓶“洋河大曲”，摆在我们铺位之间的小桌上。

在卧铺车厢的一片鼾声中，我俩轻轻地碰了杯。

我激动地说：“感谢党……”

他喉头颤抖着说：“仅在一点上，我感谢林彪、‘四人帮’！没有这些‘左’得出奇的动物，教育了我们的人民，历史——怎么能这么快就辨出忠奸，识透良莠！”说着，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几杯热酒下肚之后，我的旅伴再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双手托着脸腮，胳膊支在小桌上，向我谈起他的生活遭遇，谈起占据他生命重要位置的一个女共产党员，我渐渐地忘记了我个人的痛苦和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