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时间不允许我们倾听街坊邻里对女主人的议论了。梁仪托街坊们照顾着这个无人的家，又从女主人的抽屉里，翻出一把旧铜锁，“咔嚓”一声锁上门。轿车变成了急救车，飞速地驰往医院。此时，天色已接近破晓。
消息马上在报社传开了，编辑部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拘留朱雨顺太便宜他了，应当叫他穿上囚衣——这是坐车挨过他骂的记者一种纯属报复性的诅咒。有人认为朱雨顺太固执了，何必把吉普车开进交通大队呢！这种性格的人，必然串演生活中悲剧的角色——这是那些在生活中自命绝顶聪明的人，对朱雨顺执愚行为的评语。当然，更多的人是对朱师傅遭遇的深切同情，他们向我打听肇事过程，被伤害者家属情况。无论回答谁的询问，我都抹去他开着吉普看小飞骑车的细节，把事情解释成为极端偶然。因为我知道把我都不能完全理解的感情，转述给人们听，虽然能满足人们共有的好奇心，但会造成舆论大哗。我不能把一个人的心理怪癖，变成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
这些天，我一下变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对于报社来说，我是个当事者；对交通大队来说，我是唯一的证明人。因而编辑部不得不让我暂时停止几天业务工作，专门陪着行政科科长梁仪一起处理善后。那天，社长于江打来电话，叫我上他办公室去一趟，我想他也是从革命烽烟中滚过来的，至少能对朱师傅有点同情。哪知他听完我的情况介绍后，把手里的市委文件往桌子上一放，冷冷地说：“纯属蜕化变质。”我正在开动脑筋寻找开车肇事和“蜕化变质”究竟有哪些内在联系时，于江冷冷的脸子突然结了冰：“连喜鹊蛋都怜悯的人，当初干吗要参加革命，还不如去五台山当和尚的好！”
我更蒙在鼓里头了，朱师傅肇事和老槐树上的喜鹊窝中间又有什么关系？
来到楼下，交通大队的两个同志早在室内等候我了——这是他们第三次找我核对材料了。尽管我口述笔谈的材料中，反复讲述那天夜里肇事，朱雨顺和刘小飞都有责任，但是交通大队的同志，总是启发我端正态度。双方僵持不下时，他们向我亮了底牌：“告诉你，朱雨顺已经把肇事责任都承当下来了。你偏袒自己单位的司机，态度很不老实！”我自认为我的证词对得起天地良心了，还得让我再写证词。
我正焦头烂额地拿着笔遐想，传达室打来电话，说门口有人找我。我惶惶不安地走进接待室，一个脸上戴着圈套圈近视镜的老处女——徐虹所在小学的校长，她不到医院去多看看徐虹老师，却第二次来查询和徐虹有关的一些事情，好像这里边有什么油水好捞似的。她首先责怪由于这件事，让学生上课受到了损失（上次已经说过了），又对我提出与肇事毫无关联的几个问题：一、那天夜里，徐虹女儿深夜骑车去干什么了？二、听说徐虹当夜连哭带闹，是否包括了阶级斗争的内容？三、她躺进医院是小题大做，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再次回答她：“无以奉告。”可她还纠缠着不走。我实在火烧胸膛，忍无可忍地揶揄她说：“老校长，你快结婚吧！也许当你有了儿女时，才能医治你的冷血症。”她气得脸色煞白，但仍不失教育者的气度对我说：“小同志哟！你这样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喽！你知道徐虹的家庭情况吗？她是国民党空军军官的家属，听说他是轰炸东北时，飞机被击落了！小同志哟！你知道这些情况吗？”
我哑然了——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这些。继而一想，难道这也和徐虹有关系吗？但这个音信，毕竟是我不知道的，我对老校长除表示了刚才有失礼貌之后，问道：
“她工作得不是不错吗？”
“是不错。那是教学业务！”
“那……”
“还有政治哩！”她圈套圈的眼镜背后，目光十分认真，“这可不能当作儿戏哟！”
“业务和政治能够分开吗？”我奓着胆子回问了一句。
“只有红了，专才有依据嘛！小同志！”她爱抚地拍拍我的肩膀，“你到医院去看刘小飞的时候，顺便注意一点徐虹，把情况及时打电话告诉我，因为徐虹在我们面前，是不会露出本色的。”
她走了——我目送着她苍老的背影。真想喊住她再对她说点什么，可是说什么呢？说她讲得对，那真是违心说话；说她讲得不对，似也说不出个道理来。我陷入茫然之中……
这时，梁仪骑着一辆小“二六”自行车，顺着大街向报社驶来。我立刻追了过去，也说不清梁仪这个小矮子，哪儿有闪光的东西，反正他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向心力。还没容我说话，他一捏闸，就蹦下车来，满脸喜气地对我说：
“叶涛，有好消息！”
“快说！”
“我刚从医院来。徐虹老师已经出院了。她是由悲恸、惊吓引起的美尼尔氏症的突然昏厥。她在医院清醒过来后，看见小飞躺在病床上，病就去了一大半。大夫说再观察她两天，她死活不待，说下午还要教高年级的声乐课哩！”梁仪喘了口气，感叹地说，“我在医院见到她了，她说她要付她自己的住院费。理由是她的慢性病发作，与报社司机无关。这里边既有她的严格律己，也看出她的谨小慎微！”
“你怎么处理的？”
“你看——”梁仪掏出一张收据，“我们不能亏了良心！这就很对不住人家了。”
我借着这个茬口，把老校长对我的教育，向他转述了一遍。梁仪眨巴着两只小眼睛，嘿嘿地笑着说：“要是碰上我，我会这么回答她：老校长你要是结婚找不到合适的对象，那你就抱着‘阶级斗争’结婚吧！保险夫唱妇随，合板合眼，甜甜蜜蜜！”
我被他逗笑了。
“纯粹是神经病！”梁仪愤愤地说，“事发后的第二天，我曾到区教育局去找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告诉我，徐虹从中学调到小学去任教，确实是出于她丈夫的原因。现在，他们已然发觉问题处理不妥了，但泼出去的水又难收，即或是把她重新调回来也会更增加她思想上的疑虑。基于上述情况这个月内局里将颁发给她模范教师的称号，表彰她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在这种类型的教师中树个好典型。”
我的心略略轻松了些。但是，一想到朱师傅还在被拘留，刚刚露出的一线曙光，顿时被浓云遮蔽了。我说：“朱师傅怎么办？他硬是说都是他自己的责任！”
“先让他在那儿多受几天罪吧，好磨磨他身上的拗性！”
“最好的计策，是让徐虹出面。”我提议说，“她以被伤害者家属的身份，讲明小飞应负的责任，对朱师傅最有利。”
“你用不着多操心，我早就有主意了。现在，你给他送点生活用品去，这家伙已经几天没刷牙洗脸了。”梁仪龇牙一笑说，“我估摸着这家伙那张脸，恐怕比打锦州时那张烟熏火燎的脸还要难看了。走——”
朱雨顺住在车库旁边一间大约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别看他平日不修边幅，室内被褥却叠放得十分整齐。墙上贴着一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前头戴八角帽的半身像。相片下是一张国庆盛典时，孩子们摇着鲜花彩带，涌向天安门时的彩色招贴画。特别吸引我目光的是桌子上的一摞摞小人书，这些书画上包着红绿纸，上边系着纸绳。显然这些书画刚从新华书店买来不久，还没来得及送到哪个幼儿园，不幸的事件就发生了。此刻，我好像对于小团儿对朱师傅那双信赖的眼睛，有了深一点的理解，只是不知道这山区的小姑娘现在在想些什么，也许她每次把“天车”滑到大山的这一侧时，都要朝公路的汽车眺望，从川流不息的车辆中，寻找那辆美国吉普车。可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她那位既陌生又熟悉的朱叔叔，现在正坐在拘留室的冷板凳上，等待着命运的宣判呢！如果小飞当真留下后遗症，或呆，或傻，或痴……小团儿就永远不会在那条崎岖的山路上看见朱叔叔了。那么留在小团儿心坎上的永远是期待，永远是个破碎了的美丽的梦了。
“叶涛！你发什么愣？”梁仪一边拉出朱师傅床下的破木箱，一边扭头对我说，“快把毛巾、牙刷、牙膏找到，装到他那个背包里。”
“是。”
我一边往背包中装着这些杂件，不禁心疼起朱师傅来了。按说，他已经是扛枪多年的老革命了，这间屋子空荡荡的。一张床板和一张木桌是这间屋子的全部财物，而这上面都镶着“公物”字样的小铜牌，也许只有他的躯体、思想、灵魂，属于他自己所有吧！不，这只木箱可能也属于他——那是一个漆皮早已磨光了的破木箱子，上边根本没有装锁——破得也没法子装上锁。梁仪打开箱子的瞬间，我瞅了一眼，箱子里和室内一样空荡。
“瞧——”梁仪在呼唤我。
我俯身下去看着，这是从箱底一个小本本里，拿出来的一张已然褪了色的照片。由于年代久远，相纸已经发黄，上边发白的漪涟，似乎是水。不，可能是发咸的泪水滴落上去，留下来洇湿了的痕迹。照片上一个温顺中略带着点野气的村姑，手里牵着一个面孔甜甜的七八岁的小女孩，正走上一条渡船。背景恍惚地能看见一条芦苇丛生的河流和模模糊糊的远山。摄影的技术十分低劣，人、船、河、山似都在浓雾的包围之中，像是摄影师匆匆忙忙拍下的一张作品。
不用问我也猜得到，这是朱雨顺的妻子和女儿。因而对梁仪说：“交给我吧！我给朱师傅带去。”
梁仪两眼盯着照片，摇摇头说：“不行。照片不但安慰不了他，反而会增加他的心病！人们常说命运这个字眼，从积极方面讲，它有唯物的成分，就像大河流水一样，后浪常常是前浪的延续，前浪是后浪的源头。你看见老朱身上反常的东西，都和照片上这两个人物有关！”说着他把照片装进自己的上衣口袋。
我怪异地问他：“为什么你装上了这张照片？”
“照片对我有用！我是在沈阳上高中时逃到乡下去投八路的，我和朱雨顺就像扣子和扣眼的关系一样，有意思得很呢！”梁仪习惯地摸了摸他第四颗纽扣，“连他的媳妇和孩子，我也都认识！”
“噢？”
梁仪看了看手表，又去翻那只破箱子。他从箱角抱出一团乱棉花来，用手捏了捏，立刻对我宣布：
“哎哟！这家伙还藏着这个宝贝哩！”
我脱口而出：“不会是袁大头吧？”
“这家伙没有那玩意儿。工资倒是不少，每月二分之一交党费，剩下的除了吃，就是——”梁仪用头示意桌子上那堆小人书，“还有……他行车回来，喜欢喝大曲，在部队时他就有这个毛病，为此还受过纪律处分。”
我哑然了。
梁仪手里那团乱棉花，被一层层剥开。哪里是什么宝贝？是一顶士兵戴过的旧钢盔。它的外壳保护漆已大部分剥落，四周有几个炮弹皮留下的小小凹坑，这显示着它走过严峻而峥嵘的里程。朱师傅可能是怕钢盔生锈，经常给它擦油。钢盔里塞着一团棉丝，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机油气味。使我失声发笑的是，这顶钢盔的中心部位还有个洞眼，洞眼的位置太奇怪了，也只有飞机从正上方扫射，才能留下这个端端正正的“杰作”。梁仪把这顶钢盔捧在胸前，两眼也在凝视这个洞眼，庄严肃穆地自语着：“对了！就是它。想不到他还保存得这么完好！”
“这是朱师傅戴过的？
“是的。”梁仪语声很轻，“我们转业到地方时，师政委批准他带回来的。”
“你带回来什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呢？”
“一颗子弹头。”他神色依然很沉重，“是从朱师傅左胸上取出来的，我保存下来了！”
“为什么你保存他身上的……”
“叶涛！我看你又犯了记者的职业病了，什么都问得那么仔细。我看，你还是先去给朱雨顺送东西吧！让他刷牙、洗脸，活得像个正常的人。去吧——”
我走了——走得并不那么情愿。本来，在这间十平方米的小屋，是梁仪对我谈朱雨顺最安静的地方，可是他偏在我急切想知道朱师傅的情况时，打发我去给被拘留的朱师傅送牙膏、水杯之类的杂什。转念一想：能否和朱师傅在拘留所有个长谈的契机呢？如果能有这样的机会，我心甘情愿地陪着他在拘留所过夜，哪怕给我戴上一副手铐，叫我当两天待查犯也行。
老黎，我太幼稚了，当我隔着小小窗口把东西递进去，只能看见一张民警的脸，朱师傅在哪间房子里关着，我无从知道。我刚说出“请问”两个字，那扇小窗口就“呱嗒”一声闭合了——那儿不是机关买饭的小窗口，那儿是铁！那儿是钢！我踽踽而去，又踽踽而归，直到小飞头部伤势接近痊愈的时候，我才对朱师傅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梁仪左手拎着个绿色的旅行包，右手攥着两束鲜花，拉我一块儿到医院去看小飞。徐虹正趴在病榻前对女儿低语，我和梁仪突然出现在她身旁。我把一束鲜花递给了小飞，梁仪把另一束鲜花递给了徐虹，同时叫了声：“徐老师……”
徐虹惊讶得脸色窘红，她连连推拒着说：“小飞清醒以后，把当天夜里的情况讲得十分清楚，责任完全在于她骑车技术不好，我怎么能接受你们这宝贵的礼物呢？”
“我俩也得说说清楚。”梁仪彬彬有礼地回敬徐虹的话说，“这花儿不是我们俩要送来的，是朱雨顺师傅叫我们送来的。他交代得很清楚：一束给孩子，一束给孩子妈妈。给孩子的花儿，是表示一个司机对伤者的负罪心情；给她妈妈的花儿，是给伤者家属压压惊吓。你拒绝了，不是愧对朱师傅的一片好心吗？”
我很佩服梁仪的机敏。原来这两束花是都准备带给小飞的，一束代表我，一束代表他。看见徐虹也来看小飞，梁仪没有对我进行任何暗示，就突然把礼品转了方向，而且把朱师傅更换成了献花的主人。
老黎，我也不知道这个小矮子的心究竟有多深。临出报社宿舍大门时，我曾问过他手里那个旅行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他抽象地回答说：“我们从医院去徐虹同志家！这是带给她过目的！”我再问下去，他就又拿我的职业病开起心来。
现在，在医院碰上了徐虹，我提醒他那个旅行袋，他用脚尖碰了我一下，好像又不叫我声张。真怪！
眼前，徐虹终于把那束花接过去了。她连连表示谢意之后，发现缺了献花的主人，便询问梁仪说：“那位司机师傅怎么没有来？”
“他……”我刚要告诉徐虹，这位倒霉的司机，此时正在接受拘留审查，梁仪却接过我的话茬支应地说：“他……有事情缠身！”
“去出车了？”徐虹追问着。
“徐虹老师，我看孩子还需要安静，我们是不是到外边坐坐。”梁仪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貌似在征求徐虹的意见，手却推开了病房的纱门。
徐虹仿佛意识到了梁仪有话要说，把两束鲜花插在一个空罐头瓶子里，又把小桌上凉杯里的水倒进瓶里一些，俯身和女儿呢喃了两句，尾随着我们走出了病房。
此时正是医院的探视病人时间，庭院里、甬道上人流穿梭不息，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这儿离病房有三四百米，一排大叶法国梧桐蓬松而立，像一把把偌大的遮阳伞，馈赠给我们一块块浓荫。我们在树下一个石桌旁停下脚步，分头坐在旁边的石凳上。
“老梁同志，”徐虹不知为什么局促不安起来，她窥视的目光，从我脸上迅速扫到梁仪脸上，有点畏惧地说：“你们找我谈话，是不是为了澄清肇事责任问题？我刚才已然说过了，是小飞骑车违反交通规则，她的住院费可以……不，应该由我们自理。”
“徐虹老师，你完全想错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国家干部，我们深感对不起你和小飞！”梁仪掏出他的弯把烟斗，往烟斗中装了一捏烟丝，没有急于点火，诚挚地望着徐虹说，“你只有这一个女儿，生活上也很艰辛，我们愿意和你们母女做个朋友。”
徐虹警觉地盯了梁仪一眼。大概她在梁仪神色中，并没发现有使她警惕的因素，因而目光柔和下来，难为情地眨眨睫毛：“……这太让人过意不去了，我们生活得很好。我发奋地工作，小飞是少先队的中队长……”她突然发现这是所答非所问，便不知所措地搓搓手掌，低下了头。她似乎觉得这样太愧对老梁的诚意了，又把头抬了起来，轻声地说，“你们真是好同志，等孩子出院，我要和她一块儿去谢谢司机朱师傅。”
“那他一定高兴死了。”梁仪烟斗喷出了淡蓝色的烟雾，“他特别喜欢孩子。因为在革命战争中，他为之付出了妻子和女儿！”
徐虹惊愕了一下：“独女？”
“还有妻子！”
“噢。”徐虹微微地挪动了一下身子。
“那天夜里，朱师傅开着车过南河沿和正义路的十字路口时，一定是在幻觉中把小飞和他的小翠的形象合为一个。因而他跟着小飞的自行车，向北下去了。排除肇事的直接责任问题，朱师傅心理上的因素，导致了小飞挨撞受伤。”梁仪侃侃而谈，就像和熟朋友聊天一样随便，“徐虹同志，你是个心地善良的母亲，又是孩子们的好老师，也许您能理解朱雨顺当时的心情。”
徐虹微笑着摇摇头：“我不很理解，但我希望能够理解，因为朱师傅也不是个幸运儿！”
“说来话长，他原是一个流浪儿。十四岁拉着打狗棍子进哈尔滨要饭，当了三年小叫花子。直到1938年冬天，被吸收到‘抗联’才结束了他的流浪生活。他最引为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长白山区见到过杨靖宇将军。当这个年仅十七岁的‘小抗联’，披着麻包片哆里哆嗦地出现在将军面前时，杨靖宇将军眼圈都红了，除给他从老乡那里要来一身旧棉衣穿上外，将军又把一件战利品——日本钢盔扣在了他的光葫芦头上：
“‘会打仗吗？’
“‘在呼兰河草甸子上打过山鸡和兔子！’
“‘行。’将军拿过朱雨顺肩上的‘马三八’式，看了看，又给他背在肩上，幽默地说，‘有打兔子的本事就行，日本人比一蹦三条垄的兔子跑动得要慢得多！’”
梁仪边说边拉开石桌下旅行袋的拉锁，把我们从朱师傅屋子里找来的这件宝贝，放在石头桌子上：“瞧！这就是那顶钢盔！”
老黎，恐怕连你也想象不到，梁仪这个鬼家伙，把老朱的那顶钢盔收藏起来，是为在这个地方使用的。当然，他不是展示给我看，而是为了使徐虹认识朱师傅的生命价值。徐虹似乎不敢去正视它，只凝神地看了钢盔一眼，就闭上了眼帘。我则如获至宝，因为这正是我想知道的事情，因而马上追问道：“这么说，朱师傅十七岁就是老抗联了？”
“还不能那么说，因为他只在抗联待了几个月。”梁仪锁着双眉，磕磕烟斗回忆说，“你们对历史一定比我还清楚，1938年正处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特别是在东北，敌我双方都在积极地积蓄力量。当时，杨靖宇将军为了和华北的抗日力量拉起手来，对付敌人的‘铁壁合围’，于第二年初春率抗联第一路军西行。不想在队伍横穿辽沈平原时，被日本战略预备军所封堵，多次接火，也没能打开一条西行道路。”
“队伍被迫返回了长白山区。就在这频繁的战斗中，由于朱雨顺脚上生了化脓的冻疮，也由于他没有打仗的经验，在抗日联军东返时他掉了队。当时，天色已然昏黑，几十个鬼子在追击他，他先是趴在被残雪覆盖的一片乱坟头上，用打兔子的看家本事，撂倒了几个鬼子，当他打得只剩下一发子弹时，他舍不得这颗子弹了——他本想这颗子弹是在走投无路时，留给他自个儿那颗脑袋的。好在天色已完全黑了下来，朱雨顺以夜幕当掩护，退进了一片杂木林子，日本鬼子在林子边上咋呼了一阵，没敢追进树林子，朱雨顺算是保住了他那条命。但是东返的路已经被彻底封死，他只好踏着残雪，连夜西行。这个家伙没有白在抗联扛了几个月的枪，当年杨靖宇将军被日军包围在丛林中时，曾在雪地里倒绑上棉鞋行军，以迷惑敌人的追踪，朱雨顺为逃避第二天天亮后敌人追击，也照葫芦画瓢地把棉鞋倒过头来，撕开子弹袋当绳子用，硬是把它捆绑在脓肿的脚上，鞋尖朝后地踏着残雪逃出树林，一瘸一拐地走到了辽河岸。
“这小子命里也真是祸中有福，福中有祸，他逃出了敌人的围剿，却没有躲过自己人的枪口。叶涛知道，我是个学生兵，基于抗日的热情，我逃离学校，参加了抗日的沙河支队。那几天辽河刚解冻，宽宽的河面上滚动着一块块大冰排，我们八个人躲在河汊子里，奉命伏击沿河公路敌人的运粮卡车。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天冻得人难耐，心里又因吃不到‘肥肉’而痒得难受。就在这苦寒之夜的拂晓时分，雪地上出现了一个人影，他——就是朱雨顺。
“当时，我遇事毛毛糙糙，看见这家伙前胸坠着的闪亮钢盔，还没等到支队长下令射击，我立功心切，‘砰’的一声，黑影应声倒地。这不是我的枪法准，实在由于目标太近了，但等我们跑上去一看，从那双倒绑着的棉鞋上就判断出来了——我误伤了自己人。还算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子弹是穿透钢盔射进他左胸的，钢盔泄了点子弹的力量，不然朱雨顺就可能小命归天了……我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认识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