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从后座上偷偷地窥视他。他脸色严峻、沉郁，似有沉重的心事萦绕于怀。也许有什么难言之隐，他叫我和他不断地对话，是力图以外力抑制他的某些生活回忆。但我刚才的谈话内容，正好刺在他的伤疤上了。他感到了疼痛。他的伤疤重新淌血。除此之外，还能找到什么更好的解释呢！
是回忆起了那条小花狗之死？不会！这件事情虽然展示了生活的严酷，但毕竟是大自然的罪恶，当他讲述这段童年的往事时，嘴角还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呢！是想起呼兰河上的老爹来了？他爹在那个年月以血肉之躯顶替小花上了求雨的祭坛，固然令人酸楚，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悲恸的记忆恐怕早已经褪色。时间是块砺石，他不仅能磨损壮士佩带的三尺青锋，更能磨损软得如同豆腐一样的大脑。无论是欢快的，还是忧伤的，随着历史长河里浪花的跳跃，遥远的记忆都能淡化成零。难道他眼角上的浅浅鱼尾纹里，还深藏着比小花和老爹命运更为不幸的记载？记得在我调进报社的第三天，报社曾发生过这样一起纠纷。起因并不复杂，只为了一棵老槐树上的喜鹊窝。五十年代的北京还不像八十年代这么嘈杂，僻静的街巷老树上还常常有鸟儿飞来筑巢落户。我们编辑室后边就是车库，在车库和编辑室中间的空地上，长尾巴喜鹊往这棵老洋槐上衔枝叼草，搭起三个繁衍生息的巢穴。山喜鹊在民俗中虽然属于吉祥鸟类，但它那“喳、喳、喳”的叫声十分刺耳，有的记者提议把这几窝喜鹊从报社大院驱除出境。大家议论了半天，觉得轰走山喜鹊不是个治本的办法，只有爬上树杈毁了鸟巢，才能迫使这些爱唱歌——歌声又总是一个调儿的山喜鹊迁居。
我最年轻，又会爬树，同志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初到报社，也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亮亮相，以便让大家都知道我不仅能文而且善武。编辑室的同志们隔着窗户望着我，我兴冲冲地来到这棵老槐树下，甩去外衣，穿着一件单衫，开始爬树。这是一棵至少百十年的老树了，树干有几搂粗，我无法像儿时爬白杨树那样，抱着树干往上爬，只好踩着老树干上鼓起的疙疙塔瘩的树瘤艰难地向上攀登。好不容易爬到主干的树杈上了，我正在擦汗之际，顺着车库走出一个人来，离老远就朝我喊着：
“你活腻了？”
“报社不缺杂技演员，你赶快给我下来！”
老黎！你能猜得到，走过来的就是朱雨顺。当时我还不认识他，因而对这个双手攥着擦车的棉丝、脸上挂着块块油垢的司机师傅，冷冷地回答说：“表演杂技何必到报社来，我是来拆树上的山喜鹊窝的！”
“拆窝？”
“你说对了。”
“你是想自己下来，还是想叫我把你拖下来？”他停步在老槐树下，语音里带着浓重的火药气息，“一窝窝的山喜鹊活得好好的，你有什么必要端人家的窝？”
“它们搅乱我们看稿写稿。”编辑室的同志把头探出窗子替我回答，“它们的嗓门太豁亮了。”
“我就爱听它们唱歌！”朱雨顺在院子里嚷了起来，“你们嫌烦，我还嫌它们嗓门不敞亮呢！这棵老槐树离车库比离你们更近，我有权利制止你们拆喜鹊窝！”
“朱师傅，你怎么不讲理？”
“编辑工作需要安静！”
“爱听唱歌你去音乐厅好了。”窗子里飞出来一片抱怨声。
朱雨顺挥舞着双手喊道：“你们爱听音乐厅的音乐，我就爱听山喜鹊叫。没有它我感到寂寞，没有它我睡不着觉。它是我的报时钟，催我早起，催我打扫车库！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满肚子的文化经，可你们想到没有那窝里的小喜鹊需要老喜鹊抚养？它们伸着嫩黄的嘴圈等着老喜鹊喂食儿，你们为了安静，就忍心扒窝残害这些小生灵？我朱雨顺在车库待一天，你们就甭想动这几窝喜鹊的一根毫毛！”
我愣愣地坐在树杈上，不知是该往上爬，还是该往树下溜了。我望望楼窗窗口，那儿在责骂朱雨顺是“鸟道主义”；我往树下看看，朱雨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正在这一片乱哄哄的时候，行政科长——司机班的顶头上司梁仪走了过来，这个黑瘦黑瘦的小个子，既没对楼窗窗口解释什么，也没对朱雨顺劝阻什么，却对我一挥手说：“下来——下来——捅鸟窝这不算本事，咱报社供暖锅炉的十五米的烟囱不通气了，报社正缺个像杨连弟一样的登高英雄呢！你有能耐爬到烟囱顶上去捅一捅它。怎么样？”
我乖乖地溜下老槐树，晦气地跑回编辑室。编辑室的同志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老梁这样袒护司机老朱，他的党性原则跑哪儿去了？”
“他是从工作出发，还是从‘鸟道主义’出发？最好向社长建个议，请他去当动物园园长！”
“算了！算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听说他俩是一块儿转业的，胳膊当然连着大腿了。”
我屏气听着，第一次了解到朱雨顺曾是个扛过枪的士兵。说实在的，我对这个“大兵”第一印象很糟，这不在于他制止了拆掉喜鹊窝，因为毁窝之举确实有点残酷，而在于他那种蛮横的态度里隐藏着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事隔不久，还是为了那些喜鹊，朱雨顺再次充当了喜鹊的“保护神”。那天是星期天，整个报社空荡荡的，我在编辑室整理生活笔记时，突然窗外响起了“啪”的一声闷响。我走到窗子前朝外看着，是社长于江的小儿子，正举着一杆单筒猎枪，射击绕树而飞的喜鹃。不知是他的枪法有素，还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头一枪就击中了一只长尾巴喜鹊。
他把枪靠在树根上得意扬扬地俯身去拾死喜鹊。朱雨顺像离膛子弹一般从车库跑了出来。他二话没说把猎枪抄在手就像折柴火棍一样，在大腿上猛然一磕。由于枪身木质坚硬头一下没能折断，他猛然扭转身来，手握着蓝色的枪口把枪身照准老槐树干上狠命一抡，“咔啪”一声——等于江的小儿子惊愕地回过头来，猎枪已经一分为二了。
“老朱！”小伙子的脸涨得紫红，“你这是干什么？”
“偿这只喜鹊的命！”朱雨顺把猎枪往地上一扔。
“谁给你这样的权力？”小伙子气势汹汹奔了过来。
“良心！”朱雨顺冷冷地回答。
“我打天上的鸟儿，与你有何相干？”小伙子攥紧了拳头。
朱雨顺不动声色地摸了摸自己的寸头：“据我所知，你爸爸妈妈都是从延安来的。如果你妈正在给你喂奶的时候，有人赏了她一枪，你小子能活到今天吗？即使是小米米汤加高粱面茶汤，能喂活你小子，可你也成了没妈的孩儿了！你明白吗？”
“我打死的只是一只喜鹊！”小伙子争辩。
“你看——它们也通人性！”朱雨顺用头示意，叫小伙子看看那群喜鹊。
它们早已失去了安宁，时而在树梢噪叫，时而又像飞机俯冲一样从半空扎了下来，环绕着这个屈死的同类喳喳地悲鸣。小伙子无动于衷地看了鹊群一眼，冷冷地甩了朱雨顺一句“你等着瞧吧”，便拾起折断的猎枪怏怏而去。朱雨顺没有理睬那挑衅的目光，弓腰捡起那只死去的喜鹊，用手抚摸着它的羽翼，一步一步地走回了车库。
这天看到朱雨顺摔断社长儿子鸟枪的，除了我以外就是梁仪。
他借着星期天休假的时机，带着几个勤杂工，疏通锅炉房烟囱。他站在离肇事地点不远的锅炉房门口，目睹了这出戏，既没出来干预朱雨顺的粗野行为，事后也没批评朱雨顺一句——这是不表态的表态，他骨子里是支持朱雨顺的。可是第二天刚一上班，老朱开着车送一位记者去采访时，吉普车刚刚开出报社大门，矮矮的梁仪就搬着一个梯子，手拿一根长长的竹竿，出现在老槐树下。他神态沮丧地围着古槐转了三圈，似乎不忍心捅掉这一个个的喜鹊窝，可是转来转去，最后还是把梯子靠在了树上，拿着竹竿往树上爬去。当时，我对这个小矮子产生了短时间的误解：他昨天还是朱雨顺的“同盟军”，今天怎么能趁朱师傅不在，进行另一番表演呢？可是我很快明白了，因为在四楼窗口正探出一张满面红光的脸，那是社长于江。——准是社长于江向他下达了捣毁鸟巢的命令。
不一会儿，老槐树上的喜鹊蛋噗噗坠地。待哺的小喜鹊扇动着还没长齐的翅膀，在地上嗷嗷地叫着。在这一霎间，我心灵的砝码迅速向朱师傅方面倾斜，我庆幸自己没有扮演今天梁仪的角色……
此时，我之所以在吉普车上回忆起了这段往事，是有来由的。因为他的沉默，产生在我询问他山峦间飞绕的鸟儿到底是斑鸠还是野鸽子之后。毫无疑问，这个毁巢事件对他的刺激非常之大，这时候他想起了凤去楼空，心中产生惆怅之情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朱师傅！”我试探着用我心上这把钥匙打开他的心门，“你就别想那几窝喜鹊的事儿了，就是当天老梁不去捅掉它，随着城市建设的脚步，山喜鹊也会迁居到山林去的。”
“我没有想这些。”他含糊不清地回答。
“其实，你在当天也算出了气了。”我确认他是看见老鹰和飞鸟，对那群山喜鹊引起了蒙太奇般的联想，因而还接着喜鹊窝事件说了下去，“你那天闯进社长办公室，惊动了整个编辑部。特别是大伙看见你把那只被猎枪打死的老喜鹊，巧夺天工地修饰成了活喜鹊，重新送上那棵老槐树上，并为它在树杈上搭了新巢，以招徕鹊群重返老槐树的行为时，编辑部的很多同志都为此而瞠目结舌。”
“他们是不是说我这个人太怪了？”
“固执！难以解释的固执！”
“你怎么看我？”
“我？我……还没找到你这些行为的依据！”
“菩萨都是泥捏的。人都是骨肉做的。你用不着多花脑筋找我的什么行为依据。”朱师傅露出少有的微笑，“刚才我们碰见小团儿的时候我的暴躁脾气不是都没有了吗？叶涛，当时我像不像个孩子的好爸爸？”
“像。”
他点头笑了。
“也不完全像。”
“噢？哪儿不像？”
“你更像个妈妈。”
“那就太好了。”
“不，还不完全像个妈妈。”我再次修正了我的比喻。
“那还像个什么？动物园里的‘四不像’？”他反问我说。
“该怎么比喻你呢，”我搜索着更准确的语言，“让我说句笑话吧！当时我把你看成圣母玛利亚，亲昵着怀里的耶稣！”
他先是摇头，后来索性笑出声来：“叶涛，你可是枪走火了。我心里既没有泥捏的什么……什么圣母，更不信仰人间有会显圣的耶稣。我是个党员——”
“你是个党员？”我猛然截断他的话。
“不像？”
“不是不像。”我忙改口说，“只是……”
“别打埋伏，我喜欢直来直去的人。”
“……”一时之间，我没能作出回答。
“唉！”朱雨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也许我这个人，是乡野间的萤火虫，在坟头和野草丛生的地方还能放亮。进了大城市，让电灯亮儿这么一比，就什么亮光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个空壳儿，就像‘知了’脱在树干上的那层空皮，说真格的，我真后悔答应留在这大城市了，应当开着插满枝叶当掩护的大炮牵引车，和部队一块儿南下过江。”
他的话音里流露出来的酸楚之情，不禁使我为之心动。
到现在我可以确信了，他确实是个穿过战争烽烟的士兵。不，凭朱雨顺一举一动的果敢和自信去判断，从他魁梧到近于彪悍的体形上去推想，他一定是个胆魄过人的士兵……
“叶涛，你看——”他用一只手开着车，另一只手哆哆嗦嗦地解开草黄色上衣的衣扣，又撩起里边的蓝色背心。
我索性从后排座位迈过座椅，和他坐到并排的另一个座位上。我毫不费力地看见了他胸部、腹部，有三个小小的凹坑。我虽然没上过战场，也能知道，那是子弹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腿上还有伤吗？”
“小腹上还有两块。”
“后背上呢？”
“你这洋学生真是太不懂战争了。”朱雨顺斜视了我一眼，“谁后背上有枪眼，就证明谁是孬种。我朱雨顺身上没留下那样的光荣记号。”
“这怨我无知。”我带有歉意地说。
“没关系。这算一报还一报。”朱雨顺开心地一笑，眼角那几道浅浅皱纹变深了，“谁叫我刚才骂你是‘无嘴驴’了呢！你骂我是阵地上的逃兵我也该着。”
我被他逗笑了：“今后我决不再当‘无嘴驴’了！”
“我永远欢迎你坐我开的车出来采访。”他伸出了友谊的手。吉普车终于开出了山间的土路，爬上了沥青铺成的大路。随着吉普车轮子的旋转，我们和北京的距离在迅速缩短，我和朱师傅心上的距离，也像里程的飞速缩短一样迅速地贴近了。
老黎，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张不同的面孔，有多少张不同的面孔，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性格。在这一点上，和吉普车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杨柳迥然不同，路旁那些加拿大杨，它们的习性就是钻天，它们在姐妹树群中身材最高，以和蓝天靠得最近为荣。再看那些柳树，任何一丁点微风，它的枝条立刻翩翩起舞，似乎它们永远只会点头哈腰对风顶礼膜拜。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心灵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海。
“朱师傅，我想向你提个问题。”
“我有问必答。”
“刚才那个叫小团儿的姑娘，在你手掌上写你名字的时候，你好像掉眼泪了，这……这是因为什么？”
“你眼花了吧？”他把侧向我的脸扭正了。
“你骗小姑娘说是‘沙子眯了眼睛’，我可不是那个小团儿！”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地向朱雨顺发起持续的进攻，“在我看来，你心里一定深藏着什么不愿告诉人的奥秘！”
“我感到这小姑娘很可爱。”他答。
“那你可以笑嘛。像幼儿园的阿姨对那些娃娃一样。”
“说句文明词儿，也许是我的泪腺特别发达。”
“你可是个打过仗的男子汉。”我提示他说，“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你哭过吗？”
他喉头上下蠕动了两下，没能作答。
“朱师傅——”
“你看，天下雨了。”他两眼直视着顺着车窗爬下来的串串雨珠，“我们呼兰县有句农谚：‘开门的风，闭门的雨，傍晚的雨水湿地皮。’这时候下雨过不了夜。”
“朱师傅——”
他不容我把话说下去，再一次拦腰堵着我的话说：“你看，西山顶上那片晚霞烧得像出钢。呼兰河的乡亲们都知道这句俗话：‘早霞阴，晚霞晴。’这点小毛毛雨等于给咱们北京洗洗尘土，给我朱雨顺刷刷汽车轮子。”
按说，任何一个有点生活阅历的人，看见他有意“把车往岔道上开”，就不会再没完没了地询问他不想说的问题了。怎奈我当时年轻稚嫩，居然正面点破了他的心思。我说：“朱师傅，你这是有意地支开话题，我在问你有关小团儿的事情，你谈起毛毛雨来了。你既然不欢迎我当‘无嘴驴’我们总得寻找聊天的契机呀！”
“算了！”被我逼到绝路上的朱雨顾，暴躁地对我挥了挥那只空闲的手，吼道，“你就还当你的‘无嘴驴’去吧。”
就如同响晴的天空，突然飞来一片云雨一样，我们车里刚刚升腾起来的一点欢快气氛被朱雨顺闷雷似的声音震荡一空。我觉得十分委屈，便从前排座位上跳回到后排座位上来，以示对朱雨顺“出尔反尔”的不满。老黎！你不要用你那双金鱼眼瞪着我，你要知道，二十二岁时的我正处在血气方刚的青春勃发期，我虽然不是朱雨顺那样的彪形大汉，却有着和他等同的自尊心，我就是泥捏的，也要显示出一点泥性来，何况我是个活人——一个堂堂的报社记者哩！
“这都怨我！”朱雨顺似乎觉察出我的愤懑，他连连叹着气说，“看！我又冒出粗话来了。其实，你并不太知道我，将来有那么一天，你也许就会谅解我朱雨顺了。”
我沉默不语。
“叶涛，你真的生气了？”
我把头扭向车窗之外——因为我看见他正在“后视镜”中看着我，我不愿意和他的目光在镜片中发生接触。
吉普车爬上一座拱桥，桥栏上站立的都是龇牙瞪眼的石头狮子——这是卢沟桥。朱雨顺有意向我搭话说：“喂！你知道这座桥上有多少头石头狮子吗？”
我装没听见。
“你知道领导二十九军，在这儿抗击鬼子的将领是谁吗？”
我依然给他一双耳朵。
“我离开呼兰县正好是七七事变的1937年。没找到当胡子的爷爷，却赔进去那条花狗。我折过头来南下，从哈尔滨奔了长春、四平、通化……一路上我有时给人打短工，有时拿着瓢要饭。第二年开春，我碰上被日本人打散了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小股部队，我被部队收留了。当时我虽然才十七岁，个头可不比杨靖宇将军骑的那匹小马矬多少。”
“嗯！”我心里暗暗动情，嘴上不觉应了一声。
“气消了吗？叶涛！”
我朝“后视镜”里的他瞥了一眼。
“你消了气我就没负担了。”他在镜子里咧嘴一笑，“不然的话，你回报社给我往社长那儿奏上一本，说我老朱开口骂人，可够我喝一壶的。砸折了他儿子猎枪不要紧，结果招来轰走满树喜鹊的后果，倒还算手下留情，没有锯了那棵老洋槐树。你要是再给我加上点鳔胶，我朱雨顺的驾驶执照就可能报销。你知道吗？这辆吉普车就是我的命，开出车来这么一转悠，把心里的什么烦事，都一笔勾销了，我这个人最怕冷冷清清，总喜欢往人多的地方钻，要是赶上一个人陪着灯影待着，必须让收音机跟我说话。”
“朱师傅……”他的赤诚回暖了我的心，“你真是我捉摸不透的一个人。我——”
“捉摸不透就捉摸不透吧！”他好像预感到我要继续提出什么问题似的忙对我说，“你听我给你唱两首抗联的歌儿吧！‘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歌儿你可能会唱，我挑两首你耳生的歌，叫你开开胃口。”他煞有其事地清清嗓子，开始哼唱起来：
高高的长白山，密密的桦树林，是我可爱的家乡。
我们为祖国而战，不怕牺牲，勇气万丈。
“下边是什么歌词来着？”他抓了抓他的后脖梗子，“干脆再唱另一支歌儿吧！”
天大的房，地大的炕。
烈火是生命，山林是家乡。
野菜、树皮是食粮……
严格地说，这不能算是唱歌，但他那沙哑的声音和唱歌时的粗犷气势是舞台上的任何一个歌唱演员也无法比拟的。他很激动，唱到高昂的地方，肩膀都有些颤动，我生怕他唱到忘我的程度时，把吉普车开进马路旁的水沟里。事实证明，我的忧虑纯属多余，他是个技术非常高明的司机，越是他滔滔不绝讲话的时刻吉普车开得越稳。他从不抢过十字路口的红灯，除非万不得已，他很少鸣响汽车喇叭。当然，遇着大卡车不让路时，他也常常把车开得如同飞了起来，快速地超越过去，在两个司机并行的那一瞬间，十回有九回他要骂街：
“你小子会开车吗？”
“你他娘的瞎了眼啦？”
“蠢货——”
“浑蛋——”
此时，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公路两侧已变得模糊不清。
只有东北的方向亮着灯火，那儿就是北京。细雨飘洒了一阵，果然像朱雨顺所预言的那样，乖乖地停了下来。我斜靠在吉普车的后座上，静听朱雨顺唱起一支接着一支的歌儿，倒是蛮惬意的。他从抗联歌曲，转唱到《八路军军歌》，后来又唱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解放军进行曲》。从这些歌声里，我依稀地辨别出他走过的这条烽烟滚滚的路。
唱这些歌儿时，他容光焕发，目光炯炯。老黎，你不要以为他所以这样连续唱歌，只是单纯地怀念流逝了的岁月。在我看来，这既是向我表示友谊，用歌声表示他的歉意；同时，又是高筑樊篱，不让我有任何继续盘问他的时机。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除此之外，这也证明了他怕寂寞的自我表白是诚恳的，他在用歌声填补着心灵上的空当。但他究竟为什么需要声音，这些声音又能填补他的什么东西，我在何时碰壁受阻，现在还无可奉告。
转念一想，我也没有权利询问朱师傅这些事情。凡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他不愿泄露的心底之声。少女失贞，男人浪荡，法官受贿，王孙纵欲，因其涉及问题是多方面的，我们自不必去多加评说，就拿我们俩来说吧！在劳改队放假回家的火车上，当别人询问起我们在哪儿工作时，你怎么回答的我不知道，我总要胡诌一个比较体面的小单位，以“囚徒”混充“同志”。人家要是刨根问底，我最好的办法是扯开话题。当然，深埋在朱雨顺心底的记忆，并非一定是属于什么隐私，很可能是令人悲恸的事情，可是人家不愿意倾吐这些东西，你何必非要没完没了地追问呢！
特别使我反躬自问的是，朱雨顺是我的前辈人，尽管他是司机，我是记者，他开车，我坐车，可是昔日烽烟的大地上有着他的脚印，鲜红的国旗上织着他的血染红的纤维。再看看他那油渍点点、汗碱片片、补丁块块的草黄色破旧上衣，我倒觉得自己愧对朱师傅了。
所以，当汽车驶进市区之后，我拼命地和他说话。有兴趣的我说，没有兴趣的我也说，说完前门箭楼的历史，又说天安门的来历……当车驶到长安大街上时，我看他神情有点不太对劲，才不断地指给他看汽车尾灯投在雨后大街里的灯影……
“兜了好大的一个圈子。”老黎幽幽地说，“你终于又拐回到长安大街来了。”
“这是我必须对你讲的。”
“小说还有多长？”
“如果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来比喻，这只是第一乐章。”我说，“你是不是感到厌烦了？那我就把小说扔进护城河里，让它像一朵落花随水漂流。”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正在考虑怎样才能真正画他的肖像。”他指了指正在收拾碗筷的女服务员，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听见了吗？他们放开了《一路平安》的曲子是在提示我们时间不早了。”
没有多余的话，我和老黎起身步出餐厅。不知是天上的一块云遮住了半个月亮，还是朱雨顺沉郁的情绪感染了他，老黎走在护城河畔的小路上，步履显得有些蹒跚。当我们躲开那些在河畔树影中谈情说爱的对对恋人，在一张绿色长椅上坐定，他叹了口气，有点惋惜地对我说：“人物的肖像画我似乎有点谱了，但是要想从形似到神似，我必须要知道人物内心最隐蔽的那一部分。”
“吉人自有天相。那部分东西我已然弄到手了。”我点着了一支烟悠然地吸着，“不然的话，小说就要到此搁笔。”
“你是怎么打开他心扉上的锁的？”老黎的两只金鱼眼闪亮了。
“我没有能力再开掘他的什么东西。如果当天晚上，朱师傅没有干出那件荒唐事情来，他在我面前将永远是个‘宝葫芦’。现在，我把葫芦盖儿慢慢打开。”我猛吸了几口浓烟，开始讲述那并不使人愉快的事件……
吉普车仍然行驶在入夜的长安大街上。
“朱师傅，咱们这辆吉普车上也有尾灯吗？”我明知故问，以使他不感到寂寞。
他神不守舍地摇了摇头。
真是怪了。明明每辆汽车上都有尾灯装置，他为什么要摇头呢？就在我思忖的瞬间，朱师傅办出了一件更使人费解的事情来，我们回报社车库，本应一直向东开，不知为什么，他在南河沿街口一转方向盘，吉普车缓缓地朝东华门的方向驶去。
“朱师傅，你走错道儿了。”
他对我毫不理睬。
“你怎么向北开了？”
他喃喃地嘟哝了一句什么，声音低得可能连他自己也听不清。
“你是到东安市场去买东西？”
没有唤起他一丝回声。
我想看看朱雨顺脸上的表情，从而推断他此行的目的，但夜间行车时吉普车里只有一只能见度极低的小灯，从那块后视镜里无法看清他的脸色。百无一计，我只好从他脖子的转动方向，对这位难以揣摸的朱师傅，进行一点很不准确的窥测。由于他的头总是偏向右侧，我的视线不知不觉地也朝右边投射过去，噢！我终于发现了，朱师傅在追逐着一位骑小轱辘自行车的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