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李渊施行租庸调制

纳税的制度由来已久。税收取之于民，而民以农为本，故此纳税制度通常跟田地制度有关。自北魏孝文帝颁布均田令后，后代各朝政府都沿用均田令，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后向农民征税。各朝的税收政策本质上大同小异，但不同朝代的土地分配制度仍存在差异，因此税收政策也不尽相同。

隋朝规定妇女也可以获得田地分配权，不过她们能持有的土地面积只有男丁的一半，这一半的土地却还要交跟男丁一样的税收。也就说，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对夫妻，这对夫妻持有的田地面积是一个单身汉的1.5倍，但他们要交的粮税却是这个单身汉的2倍。明显不合理的税收使得隋朝的“单身汉”变多，人们或者不娶妻，或者纷纷谎称无妻来逃税。

自南北朝后期，杂户、官户以及工商业者的身份都在逐渐上升，唐代实行均田制时把这些人也加了进去。唐朝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年的农民都授田100亩，年老及残废人的田亩数减半，尼姑和尚也授田，男30亩，女20亩。此外规定，妇女一般情况下不授田，但是寡妇可以持有30亩，这样就解决了隋朝时“籍多无妻”、假光棍泛滥的怪现象。

“分田到户”只是保证了税收的初步条件。为了使征税更加合理，唐高祖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税体制，在隋朝“民年五十，免役收租”的基础上施行了租庸调制。“租庸调”的“租”是指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一定量的谷物，“调”是指缴纳定量的绢或布，“庸”是指以纳绢或布代替服徭役。

租庸调制的特色在于，它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规定每个持有土地的家庭，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按丁交纳同等数量的绢、粟。这样就避免了税收的烦琐环节，也减少了逃税的行为。另外，租庸调制又规定可以纳绢来代役，让农民不必烦恼因为要服役而耽误农耕。这样保证了农耕的时间，因此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如唐朝陆贽所言，“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其敛财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规也简，其备虑也周。”

租庸调制和均田制的配合实施，使得当时户户有田，粮食产量不断增加。此外，唐朝继续沿用隋朝的大索貌阅的户籍制度，定期检查户口，保证税收的稳定。有了上述这些利民措施，百姓安居乐业。租庸调制不仅大力促进了唐初的农经生产，而且保证了政府的税收，巩固了稚嫩的政权。

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农民在拥有土地的基础上才会纳税。在实行均田制的情况下，即使每个人未能真正按照法令所规定的占田百亩，但只要他们拥有一定数量的田地，还是有资本来交税的。但是到了唐中后期，如北宋刘恕所说：“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宙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人口日渐增多，以及地主豪强兼并土地的现象再次出现，均田制遭到了破坏。

农民能拥有的土地变少，他们被迫放弃土地，农户数目剧减。农户户口减少，意味着税收变少。此时，唐朝中央政府还按照原来的规定征税，额度并没有减少。地方官吏为了保证税收，把逃户所欠的税款摊派给他们的邻居。邻居赋役重，食不果腹。李渤痛斥“聚敛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泽，不虑无鱼”。武则天时，狄仁杰指出，江西地区的农民“纳官之外，半载无粮”。而诗人杜甫也在诗中愤慨：“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可见，均田制的破坏使得初期合理的租庸调制变成了严重的苛政，导致了百姓的苦难和唐朝经济的崩溃。

随着均田制趋于崩坏，租庸调制固有的不合理性和制度上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社会秩序更加混乱，一切制度均无法施行，均田制彻底遭受破坏，租庸调制随之瓦解。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租庸调制被两税制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