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关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这一章共三节。现在分别作点解释。

第一，这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究竟哪是主导方面？对这十年的总的估计是否正确，是否实事求是，是否合乎历史的实际，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对建国后32年历史的总的评价。而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外曾经是有过不同认识的。原来的《决议》草稿，这一章的标题曾用过“在曲折中前进的十年”，就是说道路是曲折的，但不管怎么曲折，我们还是前进的。有同志就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是要把题目改成“在曲折中后退的十年”。这当然是一种很偏激的意见，是不能接受的。现在的《决议》十分明确地指出，这十年无论从我们党的指导方针来说，还是从我们所取得的实际成绩来说，主导的方面还是好的，主流还是好的。

这十年不管有过多少曲折，从党的主要精力来说，还是在搞社会主义建设，而且是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比较顺利，社会主义社会来得比较快，我们对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确缺乏思想准备，也缺乏必要的经验，因此发生一些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在这个期间走过的弯路，犯过的错误，都是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前提下发生的，它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总起来看，这个阶段的工业固定资产、生产总值和各项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石油实现了全部自给，许多新兴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农业基本建设在更大的规模上取得了显著成效，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十年中搞起来的，拿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三倍；国民收入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8%，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增长34%；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增长情况是：棉纱增长64%，钢增长2.4倍，原煤增长1.3倍，发电量增长4倍，金属切削机床增长1.1倍，石油增长11.5倍；在交通运输方面，铁路通车里程增长32%，公路通车里程增长1.4倍；在农业方面，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20多倍。这是第一条。

再一条是，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的骨干力量，包括干部的骨干力量，技术方面的骨干力量，很大一部分也是这十年中培养起来的。许多工厂企业的负责同志都很清楚，我们现在工厂企业里头的工程师、工艺师、设计师、会计师、厂长、车间主任等等骨干力量，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十年中成长起来的。

更重要的一条是，在这十年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从对自己所犯错误的纠正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最可宝贵的。《决议》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意义。”《决议》提到的这些经验表明，我们党在这十年中积累的经验不仅几乎涉及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而且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有所创见，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党中央的领导集体确实曾在集中力量抓建设。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经验至今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作用。

因此，综上所述，《决议》说这十年历史的主导方面是好的，主流是好的，取得的成就是很大的，这是有充分的事实为根据的，是令人信服的。

第二，我们党这十年中在指导方针上发生的严重失误，走过的曲折道路，概括起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一个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两个方面的错误，使我们没有能够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绩。这两方面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和党对它们的纠正，情况也不相同，需要根据历史的实际作点具体分析。

毫无疑问，“大跃进”是影响全局的严重错误，但这个错误发生后不久，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很快就发现了，并从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即着手纠正。可惜的是，由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所谓“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纠正错误的进程，在政治上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在经济上又加深了“左”倾错误，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这就带来了三年经济的严重困难。在这种困难开始出现的时候，党中央及时采取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从1960年冬天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个方针是一直在全党加以贯彻的。因此，到了1962年以后，我们的情况就逐步好转。农业生产1962年开始恢复。农业总产值1962年比1961年增长6.2%，1963年比1962年增长11.6%，1964年又比1963年增长13.5%。棉花、烤烟、甘蔗以及猪、羊等主要农畜产品产量，都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从1963年开始恢复。工业总产值1963年比1962年增长8.5%，1964年又比1963年增长19.6%。1961年到1964年，主要工业产品的品种大约增加了2.4万种。随着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市场供应状况显著好转，物价渐趋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城乡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基于以上事实，周恩来同志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这以后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我国国民经济重新恢复了欣欣向荣的好形势。

但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方面的错误却没有能够得到纠正，而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发展得越来越严重，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过，对这十年间这方面的情况，也要作点具体分析。

1957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便更好地调动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这无疑是正确的。在整风中，广大群众善意地给党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这当然也是很好的。这个时候，确有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就很不满，于是便乘我们党开展整风的机会，同当时国际上的反共逆流相呼应，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根本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攻击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反对共产党的领导，鼓吹“轮流坐庄”，有的甚至公然提出要共产党下台，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当时他们进攻的气焰是很嚣张的。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由于夸大了敌情，在全国范围开始了大规模斗争右派分子的疾风骤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把许多本来正确或者虽然错误但并非敌对性的意见也当成右派言论批判，错划了一大批“右派分子”，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许多同志长期遭受不白之冤，使许多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聪明才智受到压制，使党和国家正常的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也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总起来说，对反右派斗争，应该讲两句话，一句是对极少数右派进行反击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一句是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现在有的人不讲前一句，只讲后一句，甚至连当年有过右派进攻这个事实都看不到或不承认，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不利于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的。

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否定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重新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错误的。1958年，他提出要把工作重点放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技术革命上去，这是对的。这说明毛泽东同志当时的思想还是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但是，当着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遭到挫折以后，毛泽东同志虽然做了自我批评，但他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还是想从阶级斗争方面去找失败的原因。1959年，毛泽东同志在庐山会议上错误批判彭德怀等同志时提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在这里，他把党内斗争完全等同于阶级斗争，而且把它极端地扩大化、绝对化了。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同时应该看到，在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后，也曾经为“反右倾”运动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到了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又把阶级斗争问题特别严重地提了出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于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是基本理论、基本实践等等都提了出来，逐步形成了一套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影响下，后来在城乡进行的四清运动曾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意识形态领域曾进行了一系列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特别是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的提出，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主要的口号。不过，这里也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问题的时候，他讲的是很严重，但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他曾专门指出过一点，就是说鉴于庐山会议的教训，不要层层传达，重点还是要把经济调整搞好。因此，他的那套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思想，在这个期间的实践中还没有发展到支配全局的地步，同“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还是在搞经济调整，这也就保证了这十年中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因此，根据以上所述，认为我们党对这十年中的错误始终未做过什么认真纠正的观点，认为从1957年以来我们党内就存在着一条始终一贯的所谓“左”倾路线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而也是站不住脚的。

把前面讲的第一点和第二点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出：1．这十年我们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充分表明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2．这十年中党所犯的错误，还是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犯的，这和“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3．这十年中党在指导经济建设方面所犯的“左”的错误，尽管纠正得还不彻底，但对错误的纠正还是做了许多的努力，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4．这十年中党在阶级斗争扩大化方面所犯的错误虽未能纠正，但也还没有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发展到支配全局的地步。因此，《决议》对这十年做出主导方面还是好的这样的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正确的。另外，“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和整个过程中，曾经对建国后的前十七年（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的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取得的成绩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说是什么“黑线统治”，反复进行所谓的“批判”，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完全错了，这也就反过来证明建国后头十七年（包括这十年）的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

第三，关于这个时期错误的责任。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在谈到《决议》起草工作时，几乎每次都要强调，决不要把这个期间所发生的错误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身上，因为这是不公道的，应该由党中央集体来承担责任。这个期间党的重大决策，还是基本上在正常情况下由党中央集体作出的。《决议》这一章的第十八节，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写的。这是一种很公正的态度，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也是具有高度共产主义道德的态度，是完全符合党心、民心的。由此联想到，假如我们各级党委的成员都能实践《决议》所体现的这种精神，对自己地方、部门或单位工作中发生的问题，都能勇于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互相推诿，那么，这对于各级党委的加强团结和做好各项工作，必将起到很好的和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