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稳增长需要实施供给管理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势头不足，除了由于国际国内需求增长减缓，也源于供给或生产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目标，需要继续加强和改善需求管理，也应当拓展宏观管理思路，丰富宏观调控手段，实施供给管理措施。
从供给方面来分析，目前存在着诸多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问题。
一是生产成本不断提高、效益降低，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近年来，除了工资、土地、环保等方面成本快速上升，我国流通成本仍然居高不下，企业财务成本也呈明显上升趋势。现在企业融资成本高达8%～10%，流通成本占总成本的18%以上，比国外高一倍左右。由于成本持续提高，现在一般制造业利润率在5%左右，白色家电、服装、玩具等行业利润率只有2～3个百分点，人民币略有升值，出口产品往往零利润甚至赔钱。由于利润微薄或没钱可赚，有的企业宁愿停产半停产，一些外贸企业有订单也不愿接。
二是税费负担仍然过重。单就税率而言，我国企业平均负担不算最重，但是加上各种费用，企业负担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三是技术供给不足。过去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较大，产业形态不在一个层次上，我们需要的技术在国外属于成熟技术或即将淘汰的技术，可以很方便地从国外引进。现在我国产业形态与国外越来越接近，我们也在搞先进装备制造业、汽车、飞机制造等，我们需要的技术是国外正在使用的技术，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越来越困难。同时国内技术创新体系不合理、政策不完善、考核办法不科学，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不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成果不多，难以满足经济发展对技术的需要，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现在一些大企业并不缺钱，而是没有好项目，缺乏新的业务成长点。
四是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不完善，影响了社会创业活力和企业发展动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推进改革所产生的制度红利已经释放差不多了，现行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阻碍了社会创业积极性和企业发展活力。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择业时对政府机关、国有企业趋之若鹜，自主创业热情降低，以及投资移民数量快速增长，都说明现行体制机制对创业和企业发展激励不够，社会创业环境、企业发展环境亟待改善。
五是实体经济资金供给紧张。我国是世界上居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这些年货币供应也一直比较宽松，按说企业不应该缺资金。但事实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中小企业融资十分困难，融资成本很高。这主要是因为金融业发展理念、经营方向和经营方式没有真正转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轨道上来，以及税收、收入分配等相关政策导向客观上不鼓励、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大量资金沉淀在房地产行业、产能过剩行业，或在金融部门内部空转。另外，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平台聚拢了大量资金，用来造新城、盖楼堂馆所，建设面子工程，也是造成实体经济资金紧张的重要原因。
六是产品质量和安全没有保证，影响了国内产品需求扩大。由于技术水平低、监管不严、标准落后、质量管理有所放松等原因，我国不少工业产品质量不稳定、不过关、不安全，导致大量需求外流。最典型的是婴幼儿奶粉，屡次发生安全事故，消费者对国内产品失去信任，不惜花高价购买进口奶粉，既造成需求外流，也对国际市场造成很大冲击和不良影响。
二次大战以来，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各国宏观政策的基调是需求管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经济下行期间实施的宏观调控措施，也主要是通过财政货币手段刺激需求。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既可以从需求方面加以调控，也可以从供给方面实施政策影响，还可以从需求、供给两个方面进行干预。单纯进行需求管理，一般可以较快地收到短期效果，但也会带来长期不良影响，总体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美国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的经济滞胀和我国2008年危机后采取的刺激需求措施，就是例证。1981年美国里根政府上台后，面对经济滞胀困局，实施了经济复兴计划，采取了诸如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加速企业折旧、稳定货币供给量、放松政府对企业的限制和干预等供给管理措施，迅速扭转了滞涨局面，实现了里根以及克林顿任期内较长时期的持续繁荣。无独有偶，撒切尔夫人在任期内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比如将最高税率由82%降低到40%，促进了英国经济繁荣。
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和稳增长要求，建议在继续实施需求管理的同时，研究实施以下供给管理措施。
一是适当降低实体经济所得税税率。里根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减税。减税政策的核心理论根据是“拉弗曲线”，即在一定区间内，适当减税会造成实际税收的增长，过度征税会造成实际税收的减少。在我国当前情况下，适当减税将会激发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税源增加。同时，从支出角度看，我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是有空间的。目前政府行政开支中浪费现象仍然严重，通过严格贯彻“八条规定”，完全可以大大压缩政府行政开支。通过深入的调查分析，会发现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财政支出也存在着惊人的浪费和低效率现象。比如近年来各地动辄投入几百亿元用来建设新城，极尽豪华和阔气，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并没有多大推动作用；动辄投资几亿甚至几十亿元建设大型文化、体育设施，一年也没有几场演出和比赛；每年全国举行的各种论坛和这样那样的“节”不计其数，多数哗众取宠，劳民伤财。我们完全可以少搞点面子工程，从而少向企业收点税。
二是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特别是融资成本。我国目前银行存贷差在3个点以上，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平均1～1.5个点的水平。这两年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十几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实现利润的一半以上，社会上批评很多。这种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状况应当改变。建议下决心至少把银行存贷差降低一个百分点，使实体经济有利可图，也帮助企业渡过当前的难关。同时，建议在2012年国务院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采取推进流通业发展、降低流通成本的措施。
三是扩大企业技术来源。一方面，要通过外交努力，努力争取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督促西方国家放宽对我技术禁运，使企业更多获得国外先进适用技术。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并购国外具有技术专长、家族式中小企业，扩大国外技术来源。第三，要制定具体政策措施，鼓励发展风险投资，大力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通过市场发现和支持具有技术先进性和产业化前景的研发项目。第四，要整合工业研发力量，完善对科研型企业的考核办法和税收政策，加强共性技术研发，满足工业发展对关键共性技术的需要。
四是确保企业资金需要。要进一步明确规范银行业的经营方向、经营方式，加强金融监管，使银行真正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要严格控制资金过多流向房地产业和产能过剩行业，严格控制银行理财等表外业务规模，防止大量资金继续在金融机构之间空转。
五是优化创业环境和企业发展环境。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审批和对企业的限制、干预，加大资金和税收支持，优化创业环境和生产经营环境。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总结了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验，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重大突破和创新，围绕需要解决的重要体制问题，明确了改革的方向、目标和任务，是一个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今后要提供良好制度供给，充分释放改革红利，应当继续贯彻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并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深化改革做出决策和部署，使制度创新迈出实质性步伐。
六是提高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应下决心把我国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提高一大步，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扩大国内产品市场。应加强质量监管，大力推广先进质量管理经验和技术，确保产品质量。要加强标准制定和修订，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尽量采取国际标准。要重点加强食品药品监管，严把准入门槛，严格添加标准，严惩不法行为，向消费者提供放心食品和药品。建议国务院择机召开全国质量工作会议，出台有关文件和政策措施，对加强质量工作做出部署。
2013年7月5日
（马传景 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