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言 快速 便捷——引领性的舆论场(2)

【一“盐”难尽——微博缩短了谣言的生命周期】

2011年3月，日本发生了9级大地震，因为恐慌心理，微博上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谣言”冲击波，其中又以“谣盐”——抢盐风最盛。

在众多“体贴式”谣言中，“补碘防核”最为打动人心，中国各大城市的“抢盐”队伍蜿蜒如长蛇阵，景象惊人。

有人发出疑问：“微博算是新闻传播媒介的一种吗？传播者和受众是同一个群体，可是发布的新闻消息并不一定都是事实，又或者传播的信息中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新近发生的事实……”

当这个疑问帖在网上尚未得到最佳答复时，“谣盐”就如“金庸去世”一样，让人们再次体会到了微博的“给力”。

第一，裂变式传播——“谣盐”体现微博力

对于坏消息，人们通常更愿意相信微博而不是媒体。

当人们打开电脑或手机必做的一件事就是上微博时，微博力就已经形成了。

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在使用微博呢？

2010年的一项调查称，中国的微博用户已经高达1.2亿。

而新浪2010年的财报数据称，仅新浪微博的注册用户数就已超过1亿人。即使滤过各门户网站的数据“水分”，中国的微博用户也多于美国的Twitter（推特）或者Facebook（脸谱）。

Twitter（推特）的成功，得益于其成功的转型策略——2009年7月29日，推特把首页那句“你在做什么？”改成了“分享和发现世界各处正在发生的事”。

而新浪微博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借鉴了Twitter（推特）的经验，而且又开发出了“围裙”——微群。如果微博仅仅停留在描述自己的生活，局限于社交网络，不承载新闻信息的传播，那就形成不了今天的微博力。

微博力在“谣盐”事件的传播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最新BBC新闻台的消息……”这样的帖子接二连三，“碘盐中的碘预防辐射，今后海盐没法儿吃了”这类话也是层出不穷。

2011年3月16日晚，上海、浙江、广东、广西等地纷纷出现“抢盐”现象。

穿了“BBC”的外衣来传播谣言，微博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但确实是重要的一环。微博作者可以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来发表、更新信息，微博“粉丝”的转发、跟帖、加关注、搜索等功能，突破了以往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和网络媒体的网状传播，形成了核裂变式的传播，如此急剧的传播速度让人想辟谣都来不及。

往深处思考，此番“谣盐”的兴盛，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在惶恐状态下倾向于接受负面信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们在长期对抗式阅读中养成了一个习惯：相信小道消息。

2010年8月，群邑中国与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对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西安6个城市15～55岁的900个微博用户，联合开展了一项在线调查。调查发现，微博上发布的新闻获得了较高的信任度，七成以上的微博用户有意愿将微博作为其获取新闻的重要平台。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共有六成左右的用户明确表示相信微博上人们发布的新闻，其中50.7%的用户表示可以相信，10.5%的用户表示非常相信。

这项调查的结果，正是“谣盐”的故事得以演绎的原因——8亿手机用户、4亿网民的感染效应。

第二，平息“谣盐”——微博公信力

在突发性事件中，微博凭借其简便、快速的优势，成为第一消息的发出平台。在江西宜黄拆迁事件、“李刚门”等案例中，微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让传统媒体获得了一条新的发现新闻线索的渠道。

不仅传统媒体关注微博，“微博问政”、“微博办案”已经成为全新的政府沟通渠道。2010年11月23日晚，一条“悬赏寻尸全城通缉”的消息首次出现在“厦门警方在线”的微博里。在厦门警方通过微博迅速破获虐杀女童案之后，福建警方纷纷开设官方微博。

尽管如此，微博仍是把“双刃剑”。

“金庸去世”的事件在微博的世界里并不新鲜；《人鬼情未了》的演员派屈克·史威兹已经在Twitter上“死”了好几次了，他必须不断出来澄清，告诉大家他还活着……

说微博是“自媒体”也好，是“全民记者”也好，微博传递的仅是信息，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传统媒体每一条新闻的播发都需要层层把关，以确保其真实性，而微博的发出，只能凭借博主自身的判断。

当然，微博自身也有着一定的纠错功能，比如“金庸去世”在半天之内就被博友证实为假新闻；再如，日本大地震中“被死亡”的众多日本漫画家，通过在自己的微博上展示自己的作品来辟谣。

但是“谣盐”事件中谣言的覆灭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它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新浪辟谣”官方微博就不停地发送辟谣消息，但人们却不为所动，网友们在疑惑：“各大媒体没有报道的消息就一定不真实吗？”

直到3月17日各大传统媒体发布“国内食盐九成是井矿盐”、“国家存盐充足”的辟谣消息之后，谣言才得以终止，“抢盐”反而成了很多微博调侃的笑料。

传统媒体以其权威性和真实性，显示出了强大的公信力。

第三，微博造谣的手法

由此可以看出，微博造谣的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捕风捉影。如微博一度流传的“和尚挎LV包”的照片，其实是某法师在南京火车站帮居士看包。

二是凭空捏造。如喝留存在车内的瓶装水易致乳腺癌，取款时若遇劫持可倒输密码报警等，毫无科学或事实依据。

三是断章取义。如6月份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疾控中心针对国外出现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而向市民发出警示通知，却被解读为“出血性大肠杆菌入侵北京”。

四是移花接木，主要表现为图文不符。如温州动车事故中，一张搜救队员出现在车厢内的照片被传为幸存者存在的证据；另一张照片是武汉某地拆除违建时一女子被掐住脖子的场景，该女子却被传为受铁道部控制的遇难者家属。

五是偷换概念。如之前网上流传的“汶川地震重建人均投资800万”的谣言，实际是将汶川大地震的全部重建投资变成了汶川一个县的投资额。

列举的这些谣言现都已得到澄清，但这并不代表它们会永远消失。

老调重弹、难以消除是微博谣言的重要特点。此外，真相滞后导致谣言裂变，也让谣言如同“病毒”般顽固。

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往往是这些未经证实的消息出现后不久，辟谣、否定、辩解的声音就会立马在网上出现，最终让谣言无可遁形。

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与谣言“绝缘”，但诸多社会实践表明，微博虽然没有让谣言的数量变少，却大大缩短了谣言的生命周期，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网络大大降低了辟谣的成本，成为当事人澄清误会的重要选择。技术与观念的革新带来了传播方式的改变，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和“官方微博”，在遇到重大事件之时，网络往往会成为他们辟谣的第一战场；多数新闻事件当事人一般也会在第一时间借助网络以正视听。

二、开放的网络平台为一般网民自行证伪某些谣言设置了较低的门槛。网民的参与大大提升了网络舆论场的“自净”功能，尤其是一些网络意见领袖对网络谣言的深究，起到了去伪存真的良好效果。

由此可见，谣言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准确而权威的信息能够及时发布出来。毕竟，信息越是不透明、不对称，越会给人留下“合理想象”的空间，进而为谣言的出现提供温床。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微博时代让每一个人都有能自由、及时表达意见的渠道，对于追求真相来说明显利大于弊。当然，我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让这种“利”更大化。

首先，微博应有其自我审查制度。

以CNN的iReport（我报道）为例，你可以在CNN的网站上发表自己的文字和图片，但必须先进行身份认证和确认，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虚假信息的作用。

但是这一制度仍需要完善，因为即使在CNN的iReport进行了注册，一些人还是会传播假消息，而CNN对此也并没有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

其次，微博运营商要谨慎“加V”。

名人名博要靠道德约束把好第一道关，担负起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新浪、腾讯等微博早已开始“加V”，但是，微博之上，所谓名人和意见领袖——这些被网站加了V（身份认证）的名人名博，一旦将未加核实的消息发布和转发，则会让假消息看起来更像真的，传播的速度也会更快。

这就需要对名人名博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意识加以约束了。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的微博拥有超过60万的粉丝，一份地方纸媒的发行量通常都难以达到这个数字。闾丘露薇坦言，自己对转发的消息非常谨慎，即便是“加V”人士的消息，她也会在确认其真实性后再进行发布。

再者，新闻记者在微博上也是一名传播者，应时刻不忘自身的职业理念和原则。

一名新闻记者，在工作中是新闻信息的传播者，在生活中则是受众，这本身不存在身份的困惑。但是，当记者开设微博的时候，特别是名记者，身份的困惑就出来了。即使他的微博并没有以某报某台等名称出现，人们可能仍会认为他是以记者的身份在说话，甚至认为是某报某台的声音。

对此，不少传统媒体已开始立“规矩”——

路透社颁布的《网络报道守则》中称，网络打破了记者作为自由人和作为专业人士之间的界限，在社会化媒体上，职业行为和个人行为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因此，路透社规定，记者不能利用社会化媒体贬损路透或有任何让路透蒙羞的行为，如果情节严重，路透将会启动既定的管理程序。

再如，美国《华尔街日报》在规范员工微博的要求中提到：“不要（在微博上）讨论尚未发表的文章、已经参加或者准备参加的会议、曾经做过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