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考察物流过程的旅行

除非你有自取其辱的愿望，否则根本无法跟踪鱼的行踪。没有人愿意向作家们开口，这些人不会为他们带来钱财，却有可能惹出麻烦。即使是处于政治透明度已提高的时代，商业界仍旧对招徕别人来观察自己毫无兴趣。仅仅企图追踪暖水海洋鱼类何以来到我们的餐桌上便足以引起这个行业里某些人物的猜疑，更不用说亲眼目睹或拍照啦。18世纪80年代打听奴隶贸易业内情况的人士一定也曾遇到过这类猜疑。我接触过15家海产食品进口商行，其中3家在大厅里陈列着与这一张照片上相同的马林鱼雕塑，不过人们全都拒绝详谈自己的物流网络。

看来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得前往印度洋，希望能在那里找到线索。在马尔代夫首都马累，我和摄影师住进“放松”旅馆，但是我们却无法服从它的命令、放松下来。起初5天我们一无所获，走入死胡同。为了消磨一无所获的两次会面之间的闲暇，我们在城市里闲荡，参观表现爱国主义情怀的纪念碑和清真寺。在“海鸥”咖啡馆后面，我们发现一小片埋葬着已故度假者的墓地，他们大都来自挪威、德国和英格兰。他们在此地为人缅怀，这并非因为故国不再欢迎他们，而是他们的亲人想让他们在这片比冰天雪地、浓雾弥漫的故国更明媚宜人的土地上安享来世。安葬在这块墓地上的人并不仅限于那些设法在此故去的人，也包括人数相当、热切希望在此死去，最终却在别的地方了账的众多人士。或许，他们是被隆冬季节侵袭阴雨连绵的欧洲平原的某种病毒夺去了生命。

与一位交游甚广的美发师谈过话后，我们终于时来运转。我们约好与一位大人物见面，此人正是渔业部长阿卜杜拉·纳赛尔，他刚刚结束对联合国的公务出访归来。足蹬一双鳄鱼皮鞋，部长严肃庄重地接见我们。他很清楚自己大权在握，不仅掌握鱼类的性命，手里也捏着捕鱼人的性命。耐心听我们说明来意，他对隔壁房间里的下属大声吩咐几句，然后便主动将我们两人介绍给一位金枪鱼出口商以及北方岛屿上的一群渔民。临别时，他给我们一叠他的商业名片。待我们参观他的戒备森严的海岛领地时，倘若有人想找麻烦，他准许我们亮出这些名片。我不知该如何表达感激之情，只好提议待他下次来伦敦时请他喝茶。

我们来到一个几乎呈完美圆形的珊瑚岛上，它的长度有1公里，处于马尔代夫最北部环礁岛链上的第2圈。在空中，人们容易误以为此处是一个旅游胜地，走近才看出岛上没有旅游胜地必不可少的水上别墅、温泉，也没有来自德国巴登-符腾堡州、重温结婚时山盟海誓的一对对夫妇。这儿只有仅能避风遮雨的棚屋，用建造轻型建筑的砖块搭起，还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赠的备用贮水箱、飞虫、沙特阿拉伯一座清真寺资助建立的一所仅有两间屋的学校，以及一个孤零零的商店。我们刚抵达那里便得到消息，由于发动机发生故障，我们想要拜访的渔民们被困在海上。于是我们在一间酷热的锡顶棚屋里熬过了漫长得不可思议的3天，等他们返来。小屋里只有两张行军床和一个简陋的浴室，我们在此冥思苦想甲虫们如何过日子以及小岛上的悲伤生活。在阴凉处，气温尚高达摄氏35度。我们蹲坐在最大一块荒地上的树底下，马尔代夫总统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在一旁监视着我们。此人是诗人、伊斯兰教信徒。根据法律规定，他的肖像耸立在这个国家200多个有人居住的岛上，就像是一排排的哨兵站岗似的。他的容貌酷肖我那已故的父亲。

到了吃饭时间，当地人回到家中炒一盘有鱼、椰肉和葱头的大杂烩。我们没有必需的烹饪用具，只好完全依赖当地商店存货。店主也因此成为我们唯一的朋友，毕竟，在小社区里不易找到志趣相投的人。我们早饭吃巧克力饼干，中饭吃西红柿罐头和蛋黄酱，晚饭吃甜玉米。

发动机终于修好，于是我们便出海去。渔船的船长是易卜拉欣·拉什易德，33岁，5个孩子的父亲。若要养家湖口，他必须在未来24小时内捕获并用大棒打死至少15条成年金枪鱼。对于马尔代夫人，刷牙只是最近才开始做的事情。但是，正像高露洁棕榄公司经理们所期望的，岛民已养成刷牙习惯。这至少得部分归功于一部电视广告片，片子里那条鲨鱼露出一口闪闪发亮的洁白牙齿。牙膏就摆在渔船的小厨房兼盥洗室的架子上。早饭时辰，我们在主舱里同船员们一起用餐，吃到许多天以来第一顿刚煮出的饭，是章鱼须，饭后他们还请我们嚼槟榔叶。

吃过早饭后，几个船员玩了几把扑克。在我们船下的水里，金枪鱼们尚可在这个世界上再活几个小时。各位读者不应根据这一张照片断定作者缺乏同情心或不够温柔敦厚，或认为他不能加入一群目不识丁的印度洋水手、用某种难懂的印度-梵语系的语言与他们谈古论今。有时人们不免会这样揣度知识分子，其实他只是处于一种心事重重的状态之中，必需眺望远方、高度集中注意力，尤其是当他努力克制自己、不致使肠炎失控时更是如此。

我们在海上漂泊了好几个小时，一无所获。上午11点刚过，也就是英格兰中部地区仓库里的破晓时分，一群黄鳍金枪鱼从东面游过来，排成V形队列。年龄较大、较自信的鱼在外圈，年龄较小的在内圈。它们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从印度尼西亚海岸向索马里迁徙。金枪鱼身上没有鳔，所以这些被人诅咒的生物只能持续向前游去。它们无法像石斑鱼那样停下来在水流中歇息，那会使它们沉入大洋底、死在那里。它们不停地运动，在人类眼中变得愈发诱人。它们终生都在摆动尾巴，因此肉质坚韧、滋味独特。这时甲板上有人大叫一声。鱼群中有一条鱼咬了一口当作鱼饵的鲭鱼，所有迹象表明这是一条沉重、年龄较大的鱼，是一个已自由自在地在海里遨游过5年的老手。15分钟后，它又在右舷露面了。既惊慌，又愤怒，它用尾巴撞击我们的渔船。它足足有50公斤重，企图挣脱那根撕裂它的腭的钢索，却未能料到船上有两个人，一边一个，将钢钩伸进海水里钩住它、把它扔在甲板上。他们发出胜利的大叫，接着便是一片喧闹。

这是这条金枪鱼第一次远离海水，它也从来不曾看到过如此明媚的天空。出于本能，它明白自己已吸入很多空气，会死的。渔民们不想让它在惊恐中血液流动太快，那会使它的肉变黑，放在盘子里端上餐桌时样子便不会很好看。于是，船长的弟弟敏捷地用穿胶靴的两只脚夹住它，举起一根大木棍狠狠打下去。那棍子像史前人类用过的粗陋木棒，是用一根椰子树干削成的。鱼的双眼从眼眶中凸出，它的尾巴在抽搐。像人类一样，它的嘴巴一张一合地翕动，只是不能发出尖叫声。大木棍又打下去。传来一声沉闷的声响，那是充满脑浆、密封的脑颅破碎的声响，使人联想到我们人类缜密的思想、我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在这一击之下势必也在顷刻间化为乌有。那位渔民自己反倒勃然大怒起来，他恶狠狠地打这条鱼，嘴里还用迪维希语狠狠咒骂这奄奄一息的畜生：“那钩巴尔哈，那钩巴尔哈，嗨阿茹瓦拉南！”（“婊子，婊子，这下子你可该完蛋啦！”）这是他8天以来捕获的第一条金枪鱼，他家里有6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殷红的鲜血从这条鱼的脑袋里喷泄而出，洒得船上四处皆是。两个更年轻一些的船员冲上前来豁开它的嘴、掏出它的鳃和其他呼吸器官。接着他们用刀子割开它的胃，取出胃里尚未消化的小鱼，如燧鱼、细条天竺鲷鱼和西鲱鱼。在赴死的当天早上，它拿这些小鱼当作早餐。一时间，甲板上被鱼肚子里掏出来的东西弄得很滑。狂暴的杀戮在继续，这时我发觉自己不由自主地想到我4岁的大儿子，身高同大一点的鱼差不多。现在可以确信，正如许多宗教认定的，从飞蛾到总统，我们最终都属于那无可救药、自相残杀的一族。掏空肚子、割去生殖器官，那条鱼先被人吊在空中，随即放入四个冷藏仓中的第一个。到夜幕降临之时，那里还将会塞进它的20条同伴的躯体。人们会设想60米深的水下，在侥幸逃生、继续向索马里游去的鱼群那里是何种情形，不知它们在极度恐惧的漆黑海水里是否会忆起失踪的伙伴。

我们来到鱼产品加工厂，它与英国进口商以及超市有密切联系。在我这个观察者看来，官僚机构的真实面目在发展中国家中暴露得最为明显。只有在这类地方，官僚机构仍会用一整套文件、卷宗、贴面写字台和柜子表明自己的存在，这些摆设反映出生产与案头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完全颠倒，虽然从高更到爱德华·萨义德都曾援引先前的事例告诫我们情况并非如此……我无法不去憧憬下次与萨尔玛·马哈尔再见面时的情景，一幕幕场景在我面前飞速显现。她是厂主的秘书。她对我的国家有一些错误的概念，而我对她的国家亦是如此。与此同时，我的马尔代夫父亲则始终在墙上凝视着我们。

金枪鱼工厂的老板终于露面了，他倒是一个我不曾意料到的人物。亚西尔·瓦希德的性格中既有19世纪末法国诗人沉着的浪漫，又有当代英美商人食肉动物般的攻击性。他最喜欢的书是比尔·赞克和唐纳德·特朗普合著的《创：商务与生活中的大思考与小作为》。他刚刚在迪拜参加过电子产品研讨会，在那里为自己的“苹果影院”配了一只蓝牙无线鼠标。

工厂里加工金枪鱼的工人能够在3分钟内用弯刀剔去鱼骨，他们从前都是渔民。刀子从鱼脊骨上割下肉来的声音令人联想到用指甲在梳子齿上来回摩擦时发出的响声。他们现在全是鳏夫。当年，海啸曾席卷斯里兰卡东海岸，冲走了他们的家园。当时他们出海在外，才幸免于难。看到他们听到噩耗后伤心落泪的情形，亚西尔动了恻隐之心。在处理准备出口的鱼肉时，出于明确的卫生理由，厂方要求工人戴上医生施行外科手术时使用的面罩，覆盖面部的毛发。室内温度必须始终保持在摄氏零度以下。穿过一次以后，所有围裙和工作服必须焚毁。不过这些做法却也反映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正是由于我们以无与伦比的大师身份发明了可怕的人工消毒技术，倡导不断地洗手，我们从此让自己无休止地沉湎于保持清洁卫生的幻想之中。

正像他乡遇故知一般，我蹒跚走过一张张熟悉的鲜橘红色标签，在寓所附近的超市里我早就见过它们。我感到惊奇，甚至有些感动。渔民用大棒打死金枪鱼的情形像烈火般灼入我的记忆，我意识到自己是经历过那些浸透着鲜血的杀戮过程的老手，杀戮就隐身于印在标签上的那张钓鱼码头和蔚蓝色海洋照片之后。

如今人们拥有许多穿越天空和海洋的便捷方式，而飞机的构造使人联想到金枪鱼的体形。“空中客车”的轮子附近有鱼鳃似的进气口，机身周围有鱼鳍似的鳍状稳定板，机腹和金枪鱼肚皮的颜色也相近，呈灰白色。一只货箱置于公务舱第3排与第9排座位下方，另一只在经济舱第43排与第48排座位下面。在飞往伦敦的斯里兰卡喷气机旁的停机坪上，停放着一架卡塔尔航空公司的货机，窗子上涂着油漆。它飞遍世界，运送邮件、蔬菜、文件和血样。这架飞机昨晚在东京，预计明天会飞往米兰的马尔彭萨机场。它只是从未在进出港屏幕上显示、孤独地飞遍全球的成千上万的货机中的一架。

我们早上8∶30分起飞，朝西北方向飞越印度洋。窗外，在未经训练的肉眼看来，飞机在虚无缥缈、蒸汽似的蓝色大块物质上漂流，像海洋一样呆板，令人失去方向感。不过，凭借重新改装过的飞机驾驶舱里的天线，天空显得像清晰可辨的航线画出的格子、十字路口、避车处和航标信号。飞机沿着A418航线飞去，从波斯湾延伸到伊朗南部。在设拉子上空，也即飞行员们称为SYZ117.8交叉点的空中，机长转向R659航线。这条航线通往UMH113.5，位于西阿塞拜疆省府乌罗米耶上空35000英尺之处。据说，当年东方三贤士前往伯利恒朝拜圣婴耶稣时曾在此歇息。

机组人员为经济舱乘客送上红咖喱鸡，公务舱乘客则可以选笋尖肉馅饼或奶酪煎蛋。天色渐渐黑下来。人们偶尔会看到地面上一所房子熄灯的那一瞬间。在罗马尼亚的克拉约瓦，某人在客厅里看完了电视；在匈牙利的考洛乔，某人读完了时尚杂志《妇女》上的一篇文章。他们都不曾察觉到有一架铝制的飞机正呼啸着掠过他们头顶的苍穹。我瞧瞧其他乘客的脸，同情心油然而生。这些人盖着合成纤维毯子，在微微颤动。倘若人类仍然生活在乘坐远洋客轮出行的年代里，待抵达南安普敦港之时，我们可能全都会成为好朋友的。

黄昏时分，飞机降落在希思罗机场。到了凌晨2点，金枪鱼肉及时抵达仓库，却无人知晓身着几乎透明工作服的人从海水中捕鱼时的一番忙乱、飞机在空中的遨游。前来上班时，仓库的货车司机永远说不清待到破晓时分自己会身处何方。清晨4点，伊恩·库克接到控制室的指令，要他驾驶一部大拖车去布里斯托尔。15年来，这位司机一直在为超市送货。他拿一只红色袋子装着随身物品，过着一种不规律的生活，他的妻子住在兰开夏郡，朋友则住在德比。在路上，他不停地讲话，内容涉及杀人犯、宗教狂人、逃税者和猥亵儿童的人。他在自言自语，虽然不善于表达，这些话题却有力地反映出当代文明的衰落以及必然到来的崩溃。早晨，货车抵达布里斯托尔郊外一个铝制货仓后面，金枪鱼肉被摆上货架。此时，从渔民在印度洋漆黑的海水中捞出鱼的那一刻算起，52个小时已经过去。

我和摄影师蹲在冷冻柜后面等候。经历过马尔代夫的炎热以后，我们觉得这儿很冷。顾客从容走过，不时心不在焉地瞟一眼切成条状的金枪鱼肉。为了消磨时光，我回想起旅途中遇到的那些人。我想起阿伊莎·阿兹达，她的工作是提供金枪鱼肉的包装材料。她从泰国一个制造商那里订制塑胶盘。一天下午，我们在她那个仅有一间屋子的公司里给她拍照，隔壁便是鱼肉加工厂。墙上挂着她的结婚照，照片上的人是穆罕默德·阿米尔，一个负责维护丹麦斯坎威戈特公司出产的鱼肉切片机的修理工。我们这张照片关注的焦点似乎是那只熨斗，而本篇文字想要描述的则是人们相互依赖、却又不关心对方生活的现状。或许，在物流配送高度发达的年代里，艺术的使命之一便是确保把阿伊莎介绍给琳达·德拉蒙德，因为最后在摆放鱼肉的台子前停下，捡起一些金枪鱼排，用它们做晚饭的正是琳达。我和摄影师站起来说明来意，告诉她我们的旅程，解释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演绎的异化理论，问她我们能否跟她回家去。于是琳达给丈夫打电话，再征求他的意见。

当天下午，琳达的儿子，8岁的萨姆看到厨房里多了两个陌生人时并没有不自在的感觉。他讨厌金枪鱼，不过那总比鲑鱼好一些。他并未忘记物流配送的奇迹，也知道很多关于运货汽车和飞机的事儿。他还对世界上的几大洋了如指掌，给我们上了一课，说印度洋不是鱼类的理想栖息地，因为那里特别暖和、宁静。他发表意见说，冰冷的北海能够养活更多生物，比别处多得多，因为那儿的风暴不断掀起处于海浪下1000米、富有营养的深海积淀层，吞噬鳗、琵琶鱼、吸血鬼乌贼就生活在其中。他还附带提出一个建议，那也是海洋生物学家们较少提及的，即人们对鱼类无休止的杀戮会使海里布满一片苍白的海洋幽灵，它们总有一天会联合起来对人类进行可怕的报复，因为人类缩短了它们的生命，而且把它们的死尸绕过半个世界、运到布里斯托尔来做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