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
戴维·希尔佛斯坦居住在内罗毕,不过在华盛顿特区也有住所。前几年夏天,他来美国办事,我在他家附近一个购物中心的咖啡馆见到了他。我们坐在一张小桌前,他讲述莫内和穆索凯的病例。希尔佛斯坦身材瘦削,个子不高,年届五旬,留小胡子,戴眼镜,眼神警觉而敏锐。尽管他是美国人,但说话间有一丝斯瓦西里口音。我和他见面的那天,他身穿牛仔上衣和蓝色牛仔裤,皮肤晒得黝黑,体型很好,神态安详。他有飞行执照,自己驾驶飞机。他拥有东部非洲最大的私立医疗机构,因此在内罗毕属于名流。他是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的私人医生,会陪同总统一起出国访问。他为东部非洲的各种重要人物看病:腐败的政客,探险时生病的男女演员,日薄西山的英国在非贵族。他是戴安娜·德拉米尔女勋爵老年时的私人医生,陪同她旅行,监测她的血压和心跳(她有心脏问题,但不肯放弃最喜爱的运动:出肯尼亚海岸深海钓鱼)。他还是柏瑞尔·马卡姆的医生。马卡姆著有《夜航西飞》,讲述她在东部非洲当飞行员的经历。她喜欢在内罗毕航空俱乐部消磨时间,拥有千杯不醉的酒徒美名。(“到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个被酒泡软的老阿姨了。”)他的患者穆索凯医生在疾病史上也有自己的名声。“我给他上了维持疗法,”希尔佛斯坦对我说,“我只能做到这么多。我尽量给他输入营养,体温过高时帮他退烧。简而言之,我是在束手无措的情况下照顾一个病人。”
一天半夜,凌晨两点,希尔佛斯坦在内罗毕家里的电话响了。打电话的是一名驻扎肯尼亚的美国研究人员,说南非方面在穆索凯的血样里发现了非常可怕的东西。“血样对马尔堡病毒呈阳性。情况很严重。我们对马尔堡病毒没什么了解。”
希尔佛斯坦根本没听说过马尔堡病毒。“放下电话,我睡不着了,”他告诉我,“有点像是醒着做梦,我一直在琢磨马尔堡病毒是什么。”他躺在床上,想着朋友和同事穆索凯医生,害怕这种病原体已经在医护人员中扩散了。“我们对马尔堡病毒没什么了解,”这句话始终回荡在耳边。他再也睡不着了,最后起来穿衣服,开车赶往医院,天没亮就冲进了办公室。他翻出一本教科书,开始查找马尔堡病毒。
条目很简略。马尔堡病毒来自非洲,却有个德国名字。病毒根据第一次发现的地点命名。马尔堡是德国中部的古老城市,被森林和牧场环绕,厂房坐落于绿色山谷之中。1967年,病毒在一家名叫“贝林制药”的工厂爆发,他们使用非洲绿猴的肾脏细胞生产疫苗,定期从乌干达进口猴子。病毒潜伏在前后空运来的五六百只猴子体内来到德国,其中只有两三只携带病毒,多半根本看不出病症。总而言之,它们来到贝林制药后不久,病毒开始在猴群中蔓延,其中有几只“崩溃并流血至死”。很快,马尔堡病毒跨越物种传播,突然在城区人口中显形。这是病毒扩增的一个实例。
已知第一个感染马尔堡病毒的人类名叫克劳斯·F,他是贝林制药负责喂养猴子和清洗铁笼的工作人员。1967年8月8日,他表现出症状,两周后死去。我们很不了解马尔堡病毒,关于它只出版过一本书,1970年在马尔堡大学召开过这种病毒的研讨会,事后将论文汇集出版。在这本书里,我们得知:
1967年8月13日,猴群管理员海因里希·P度假归来,从14日到23日上班宰杀猴子。最初的症状出现在8月21日。
8月28日,实验室助理雷娜塔·L打破了一支等待消毒的试管,试管装有被感染的组织。1967年9月4日,她病倒了。
就是这样。患者在暴露于病毒之下后七天左右开始头痛,病情迅速恶化,高烧、凝血、喷吐鲜血和临终休克。短短几天内,马尔堡市的医生以为世界末日降临了。最后统计,病毒的感染者共有三十一人,其中七人死在血泊中。马尔堡病毒的致死率约为四分之一,因此属于极度致命的病原体:哪怕在最现代化的医院里,患者连上生命支持机器,马尔堡病毒也能杀死四分之一的被感染者。相对而言,黄热病这种高度致命的病毒,在病人被送进医院后,致死率仅有二十分之一左右。
马尔堡病毒是丝状病毒(filovirus)家族的一员,它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丝状病毒。Filovirus是个拉丁词,意思是“状如细丝的病毒”。丝状病毒之间外观相似,仿佛亲生姐妹,但和地球上的其他病毒都不一样。绝大多数病毒都是胡椒粒似的球形颗粒,而丝状病毒却犹如缠结的绳索、头发、蠕虫或毒蛇。在摧毁患者的身体之后,它们出现在大量血污之中,样子像是倾倒在地上的一大盆意大利面条。马尔堡病毒有时候会盘成燕麦圈似的环形,它是目前所知的唯一一种环形病毒。
在德国,马尔堡病毒对大脑的影响尤其令人惊恐,它和狂犬病有相似之处,病毒通过某些方式损伤中枢神经系统,并有可能摧毁大脑。马尔堡病毒粒子的外形和狂犬病病毒粒子也有点像。狂犬病病毒粒子的外形像是子弹。假如你拉伸这颗子弹,它就会像是一段绳索,再把绳索盘成圈,它就变成了马尔堡病毒似的圆环。人们刚开始以为它和狂犬病有亲缘关系,于是称之为“延伸狂犬病”。后来才确定马尔堡属于它自己的科。
夏尔·莫内死后不久,研究人员确定了丝状病毒科的地位,它由马尔堡病毒和两种埃博拉病毒构成。这两种埃博拉病毒分别是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和苏丹埃博拉病毒。马尔堡是丝状病毒三姐妹中最温和的一位,其中最可怕的是扎伊尔埃博拉病毒,致死率达到了惊人的十分之九,一百名感染者有九十名难逃一死。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就像是人命的黑板擦。
被三者中最温和的马尔堡病毒感染,患者会像遭受了核辐射,几乎所有组织都会受到损伤。它对内脏器官、结缔组织、肠道和皮肤的攻击尤其凶猛。在德国,所有侥幸逃生者都失去了头发:他们变成秃头或斑秃。毛囊组织坏死,头发大把脱落,就好像遭受了辐射伤害。身体的所有孔窍都在出血。我见过死于马尔堡病毒的患者照片,拍摄于这名患者过世前几小时。患者躺在床上,上半身没穿衣服,脸上毫无表情。胸部、双臂和面部布满红疹和瘀斑,乳头淌血。
在康复期间,存活者的皮肤会从面部、双手、双脚和生殖器上脱落。有些男人遭遇了睾丸肿胀、发炎和部分腐烂。睾丸感染最严重的病例出现在一名停尸房的工作人员身上,他负责处理感染者的尸体,从尸体身上感染了病毒。病毒会在部分患者的眼球液体里存活许多个月。谁也不清楚马尔堡病毒为何钟情于睾丸和眼球。一名男子通过性交将病毒传给了妻子。
医生注意到马尔堡病毒对大脑的独特作用。论文集里如是说:“大多数患者显得很阴郁,行为略带攻击性或抗拒性。两名患者感觉自己躺在饼干屑上。”一名患者精神错乱,显然是脑损伤的后果。另一位名叫汉斯·O-V的患者没有任何精神失常的症兆,他的高烧退去,病情似乎渐渐稳定,但突然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血压急剧下降——身体很快垮了,他随即死去。医生解剖尸体,打开颅骨后发现脑部中央出现了严重的内出血。他的“大出血”流进了大脑。
国际卫生机构迫切希望找到猴子的确切来源,以便搞清楚马尔堡病毒在自然界的活动地点。马尔堡病毒显然不是猴群内自然传播的疾病,因为它杀死猴子的速度太快,无法将被感染者变成有效的宿主。因此,马尔堡病毒存在于另外某种动物体内——昆虫?啮齿动物?蜘蛛?爬行动物?这些猴子到底是在哪儿被捕获的呢?那里多半就是病毒藏身的地点。病毒在德国爆发后不久,一组调查人员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赞助下飞往乌干达,寻找那些猴子的来源地。结果发现猴子被捕获的地点遍布整个乌干达中部地区。调查组无法找到病毒的确切源头。
这个谜团许多年没有得到解答。1982年,一名英国兽医主动报告了马尔堡病猴的新目击证据。我称他为琼斯先生(他希望能保持匿名身份)。1967年夏,病毒在德国爆发时,琼斯先生在恩德培的一家出口机构打零工,专职的兽医检验员外出休假,他暂时负责检查出口的猴子,马尔堡病猴就在那里向外发运。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一名富有的猴类商人(根据琼斯先生说,“那是个挺可爱的坏蛋”。),每年向欧洲出口一万三千只左右的猴子。数量惊人,利润更是可观。染病的那批猴子被送上夜班飞机来到伦敦,然后再飞往德国——到了德国,病毒首先在猴群中爆发,然后“企图”在人类身上站稳脚跟。
打了许多次电话之后,我终于在英国的一个小镇上找到琼斯先生,他现在是一名兽医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动物发运之前只有一次肉眼检查把关。”
“检查的人是谁?”我问。
“就是我,”他答道,“我检查猴子,看外观是否正常。要发运的动物里,有时候会碰到一两只受伤或有皮肤病变的。”他的处理手段是挑出看似有病的猴子,从出货中剔除(估计是被宰杀掉),将剩下的送上飞机。几周之后,猴子在德国闹出病毒爆发,琼斯先生感觉很难过。“我吓坏了,因为签署出口证明的是我,”他告诉我,“现在我觉得那些人都是我害死的。可是,这种感觉的意思是我当时能做些什么,但我怎么可能知道呢?”他说得对,科学界当时还不知道那种病毒的存在,区区两三只外表看不出有病的动物就足以引起那场爆发。你会得出结论:这个人不该因此受到责难。
接下来的故事更令人不安。他继续讲述:“我以为那些病猴都被宰杀了。”但后来他得知实情并非如此。公司老板将病猴装进笼子,送到维多利亚湖上的一座小岛放生。有那么多病猴在那里活动,小岛会变成猴类病毒的聚集地,会变成高危之岛、瘟疫之岛。“然后,要是那家伙缺少猴子了,就会背着我去岛上抓几只凑数,这些病猴或最近生过病的猴子会被送往欧洲。”琼斯先生认为马尔堡病毒已经在那座高危之岛生了根,在那里的猴群内传播,而最后出现在德国的某些猴子就来自那个小岛。世卫组织的小组前来调查,“老板命令我只要不问就别说”。事实上也没人找过琼斯先生询问,他说他没见过调查组的人。调查组没有找他这个猴子检疫员谈话,“对传染病学是坏事,但对政治是好事”,他这么告诉我。假如事实证明那名商人在疑似疫区的岛屿上捕捉疑似染病的猴子送往欧洲,他的这门生意就会破灭,乌干达也将失去一项宝贵的外汇来源。
马尔堡病毒在德国爆发后不久,琼斯先生记起一件事情,这会儿他觉得这件事很重要。马尔堡病毒很可能在离奇塔姆洞不远的乌干达农村地区肆虐已久。1962年到1965年间,他驻扎在乌干达东部埃尔贡山麓地区,检查牛只疾病。就在那段时间里,当地部落的首领说火山北坡希腊河沿岸有人染上一种怪病,这种病会导致出血、死亡和“怪异的皮疹”——而那片地区的猴子也因为同样的疾病而死亡。琼斯先生没去研究那些传闻,他也不可能确定这种疾病的起因。然而,在马尔堡病毒于德国爆发之前几年,埃尔贡山区很可能已经有过一次不为人知的病毒爆发了。
琼斯先生对马尔堡病毒爆发的看法让我想起照进黑暗洞窟的手电筒光束:让你看见热带病毒的源头与蔓延这场大戏的一角,视野有限,但足以令人不安。他说送往马尔堡的部分猴子捕获自维多利亚湖上的瑟瑟群岛。瑟瑟群岛位于维多利亚湖西北部,地势不高,覆盖着森林,从恩德培乘船很容易去。琼斯先生不记得高危之岛的具体名称了,只记得它离恩德培很近。总而言之,琼斯先生当时的老板与瑟瑟群岛的村民达成交易,从他们手上购买猴子。村民将猴子视为害兽,乐得摆脱它们,能换钱就再好不过了。商人就这么从瑟瑟群岛得到野生猴子,假如发现猴子生病,他就到恩德培附近的另一个小岛放生。来自瘟疫之岛的某些猴子最后很可能去了欧洲。
维多利亚湖面对瑟瑟群岛的西岸,在纸莎草丛和荒凉平原之间,有个名叫卡森赛罗的渔村。在村里你能看见瑟瑟群岛。卡森赛罗是全世界最早出现艾滋病的地点之一。传染病学家后来发现,维多利亚湖西北岸是艾滋病的初始传播中心。目前普遍认为艾滋病源于非洲的灵长类动物——猴类或猿类——然后通过某些途径传播给了人类。科学家认为病毒在从灵长类传播到人类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迅速突变,否则就不可能在人类群体中成功扎根。艾滋病病毒出现后的那些年里,卡森赛罗遭受了灭顶之灾。病毒杀死了很大一部分居民。据说艾滋病从地图上彻底抹掉了维多利亚湖沿岸的一些村落。
卡森赛罗的村民以打鱼为生,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因走私而闻名遐迩。他们用木船和机动独木舟跨湖来回运送非法物资,瑟瑟群岛是他们的藏匿地点。不难猜想,假如一名猴类经销商要在维多利亚湖左近运送猴子,多半会请卡森赛罗或附近村落的走私者帮忙。
说到艾滋病的起源,目前普遍认为在1960年代,非洲兴起了一门利润丰厚的新生意:向发达国家出口用于医学研究的灵长类动物。乌干达是这些动物的最大出口国之一。猴类交易在整个中部非洲开花结果,体系内负责抓捕和驯养的当地工作者暴露于大量野生猴子面前,而这些动物中有一些就携带了罕见的病毒。另一方面,这些动物被一股脑塞进铁笼,暴露于彼此之前,来回传播病毒。甚至,不同种类的猴子混在了一起。这为跨物种传播的病毒大爆发搭出了完美的舞台。同时也是病毒迅速演化的天然实验室,人类免疫缺损病毒(HIV)很可能就是这么产生的。HIV闯入人类世界会是猴类交易的结果吗?艾滋病来自维多利亚湖上的某个岛屿吗?某个高危之岛?没有人知道。当我们开始探查艾滋病和马尔堡病毒的起源时,光线总会渐渐黯淡,事实变得模糊不清,但你能感觉到隐藏的联系。两种病毒似乎都符合某种模式。
戴维·希尔佛斯坦医生得知马尔堡病毒对人类的危害后,说服肯尼亚卫生部门暂时关闭了内罗毕医院。整整一个星期,来看病的患者都吃了闭门羹,六十七人在医院内隔离检查,其中大部分是医护人员,包括给莫内做尸检的医生,照顾过莫内和穆索凯医生的护士,为穆索凯做手术的外科医生和处理过莫内和穆索凯的分泌物的所有护工与技师。结果发现,医护人员里有很大一部分都直接接触过莫内或穆索凯或两位患者的血样与体液。给穆索凯做手术的外科医生记得分外清楚,他们“被鲜血泡到了胳膊肘”,在隔离检疫的两周内提心吊胆,唯恐马尔堡病毒发作。一颗人类病毒炸弹走进医院的候诊室,在那里爆炸,导致整个医院停摆。夏尔·莫内就像一颗飞鱼导弹,从水下击中了医院。
谢姆·穆索凯医生从这种致命病毒的屠刀下侥幸逃生。他病倒后十天,医生注意到好转的迹象。他不再无声无息地躺在床上,而是表现出困惑和愤怒,并拒绝服用药物。一天,护士正想帮他在床上翻身,他挥着拳头叫道:“老子有棍子,小心我揍你。”就在这个时间点前后,他开始好转,许多天之后,他的高烧终于退了,眼睛也变得澄明;意识和人格重新出现,康复虽然很慢,但他彻底好了。目前他是内罗毕医院的一名主任医师,属于戴维·希尔佛斯坦的团队。访谈他的时候,他说他对感染马尔堡病毒的那几周几乎全无记忆。“我只记得一些片段,”他说,“我记得我严重意识混乱。在手术前,我记得我走出房间,点滴瓶就挂在身上。我记得护士一次又一次给我翻身。我不怎么记得疼痛了。能说得上来的只有肌肉和腰背疼痛。我还记得他对我呕吐。”医院里没有其他人确诊染上了马尔堡病毒。
在一种病毒试图“闯入”人类群体之中时,先兆很可能是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零星爆发,也就是所谓的“微爆发”。内罗毕医院的案例是孤立事件,是这种雨林病毒的微爆发,它在人类中启动致命爆发的能力尚不确定。
穆索凯医生的血液被装进试管,送往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为生物库增加马尔堡病毒的活体样本。他血液里的马尔堡病毒来自夏尔·莫内的黑色呕吐物,很可能源于奇塔姆洞。今天,马尔堡病毒的这个毒株被称为“穆索凯毒株”。其中有一部分被装进玻璃容器,永远保存于美国陆军冷库这个高危微生物的动物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