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圣帕特里克节这天，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负责国外情报的丹尼尔·科尔曼特工驱车前往弗吉尼亚州泰森斯角，去新的岗位报到。离1996年的那场暴风雪已经过了几周，路旁的人行道还埋在一堆堆灰色的雪下面。科尔曼走进一座名叫格洛斯大厦的、毫不起眼的政府办公楼，在第五层出了电梯。这里就是亚力克站。

中央情报局的其他情报站，都分布在各自负责的不同国家；亚力克站是第一个“虚拟”的情报站，离兰利的总部大楼只有几英里远。在组织结构图上，这个站点被标为“恐怖分子资金链”，隶属中情局反恐中心。但实际上，它的工作就是追踪一个人的活动——奥萨玛·本·拉登，他以恐怖活动的主要资助者知名。科尔曼第一次听说此人是在1993年，当时有一个国外消息来源曾提到某位“沙特王子”正在资助一小撮伊斯兰激进分子，他们企图炸毁纽约的标志性建筑，包括联合国大厦、林肯隧道、荷兰隧道，甚至还有科尔曼上班的地方——联邦广场26号。现在三年过去了，调查局总算抽出时间派他来查看亚力克站收集的情报，以决定是否需要展开调查。

亚力克站已经收集了35卷有关本·拉登的材料，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安全局的电子耳监听到的电话录音。科尔曼发现这些材料多有重复，而且无法让人得出明确结论。不过他还是就本·拉登建起了一份情报案卷，主要是想让它在工作中占一席之地，以防这个“资助伊斯兰激进分子的人”变得更危险。

和其他许多特工一样，丹·科尔曼接受了针对冷战的训练。他于1973年加入联邦调查局，做的是档案管理员。他有学问爱钻研，自然对反情报工作很感兴趣。20世纪80年代，他的主要工作是在联合国周围的众多外交团体中招募间谍；东德的一名大使专员是他当时最大的战利品。然而，随着1990年冷战结束，他发现自己所在团队的工作重心转向了中东的恐怖主义活动。新的转变让科尔曼有些措手不及，因为他在中东方面的经验很有限。不过，这种感觉对整个联邦调查局而言也一样。当时局里认为恐怖主义只是烦人的小事，而没有把它看作一种真正的威胁。在柏林墙倒塌后阴云散尽的日子里，要说美国还有什么真正的敌人仍屹立未倒，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1996年8月，本·拉登在阿富汗的一个山洞里向美国宣战。声明中给出的原因，是美国军队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5年之后仍然滞留在沙特阿拉伯。他宣称，“由于你们在我们的国土上耀武扬威，对你们进行恐吓是我们合法的权利，也是一种道德义务。”他自称这一宣言代表着所有的穆斯林，甚至还在这篇冗长的“圣令”中把矛头指向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本人：“威廉，我要告诉你：这些年轻人热爱死亡就像你热爱生命一样……他们不会要你做什么解释。他们会大声喊道，我们之间没有解释的必要，只有杀戮和斩首。”

除了科尔曼，在美国（甚至在联邦调查局）很少有人知道或者关注这个沙特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力克情报站的这35份卷宗描绘了一个以救世主自居的亿万富翁；他出身的家族规模庞大且极具影响力，与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统治者关系密切。他自己也因为在阿富汗发动反对前苏联入侵的圣战而名声大噪。由于读过不少历史，科尔曼看出了本·拉登在战争宣言中对十字军东征与穆斯林早期斗争的引用。实际上，这篇宣言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中的时间似乎还停留在几千年以前。文章里提到了过去，提到了现在，但却没有任何将两者区分开来的东西。似乎在本·拉登的世界之中，十字军的战争还在进行。拉登的愤怒如此强烈，这也让科尔曼难以理解。我们到底把他怎么了？科尔曼觉得很奇怪。

科尔曼把本·拉登“圣令”的文本交给了纽约南区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公诉人。这是一篇滑稽而怪异的文章，但它能算是犯罪吗？检察官们苦苦琢磨法律条文，发现了一条罕有引用的、制定于内战时期的煽动串谋法，该法令禁止挑动暴力行为及企图推翻美国政府。如果说这条法令能用在一个住在托拉博拉的山洞里、没有国籍的沙特人身上，似乎也管得太宽了；然而，科尔曼正是根据这有限的法律先例，为一个日后成为联邦调查局有史以来头号通缉犯的人建立了犯罪档案。当时，关注此事的依然只有科尔曼一人。

几个月后，也就是1996年11月，科尔曼和美国检察官肯尼思·卡拉斯和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去了美国驻德国的一个军事基地。那儿的安全屋里住着一个紧张兮兮的苏丹告密者，名叫贾迈勒·法德勒，自称曾在喀土穆为本·拉登工作过。科尔曼拿来了一个简报本，里面有本·拉登已知同伙的照片，法德勒很快就认出了其中的大部分人。他极力想让别人相信自己的故事，不过他显然认识有关的参与者。问题是他一直在对调查员说谎，说话时添油加醋，把自己吹嘘成一心要走正途的英雄。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检察官们想知道答案。

法德勒说他热爱美国。他曾经在布鲁克林住过，还会说英语。后来他又说自己逃走是因为想写本畅销书。法德勒一直很紧张，怎么也坐不住。很显然，他要说的事情还不止这些。调查员们花了好几天工夫，才让法德勒不再编故事，并承认自己是拿了本·拉登十多万美元逃走的。交代完这些，他开始不停地抽泣起来。这是审讯的转折点。法德勒表示，如果有一天对本·拉登进行审判，他愿意做官方证人；但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政府检察官们所能想到的指控都很轻。

然后，法德勒自己主动谈起了一个名叫“基地组织”的团体。房间里的所有调查员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法德勒详细描述了训练营和潜伏的分支机构。他谈到本·拉登喜欢购买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他说1992年的也门爆炸案是基地组织所为，而同年在索马里击落美国直升机的叛乱分子也是他们训练的。他交代了人员的姓名，还画出了组织结构图。他说的事让调查员们大为震惊。连续两个星期，他们每天花6到7个小时反复询问细节问题，测试法德勒的回答，看他所说的情况是否前后一致。他的答案始终没出过差错。

等科尔曼回到调查局，却没有人对此事给予特别关注。他们也认为法德勒的证言确实很吓人，可是又怎么能证实一个窃贼和骗子的话呢？更何况，眼下还有更重要的调查要做。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丹·科尔曼独自一人继续对本·拉登进行调查。由于他被派驻到了亚力克情报站，调查局多少有点把他给忘了。通过窃听本·拉登的往来事务，科尔曼绘出了基地组织的网络分布图。他发现基地组织的很多同伙都和美国有关系，这让他十分担忧。他断定这是一个以摧毁美国为宗旨的国际恐怖组织；可是，当科尔曼想与上级讨论此事时，上级却连个电话都不回。

无人理睬的科尔曼，只得独自思索那些日后每个人都会去想的问题：这个组织从何而来？它为什么单单选择攻击美国？我们怎样才能阻止它？他就像是一个观察着载玻片的实验室技术员，那上面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病毒。在显微镜下，基地组织的致命特性开始显露出来。这个组织很小（当时只有93名成员），但它是更大规模的激进运动的一部分；这种运动遍及整个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基地组织扩散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个组织的成员训练有素，久经沙场；他们的财力显然颇为雄厚。此外，他们还狂热地信奉着自己的事业，而且抱着必胜的信心。将这些成员团结在一起的人生哲学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以至于他们情愿——而且是盼望着——为之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想尽可能地多杀人。

然而，这种新威胁最可怕的一点，是几乎没有人重视它。它太怪异、太原始，也太遥远。美国人坚信，现代性、科技以及自己的理念，一定能防止历史上的那种野蛮场面降临到他们头上；面对这种信心，本·拉登及其追随者的挑衅姿态就显得很荒谬，甚至有些可悲。然而，基地组织绝非只是出自7世纪阿拉伯的古董，它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现代工具和现代思维。这并不奇怪，因为基地组织的故事其实是不久以前从美国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