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新》半月刊与侣伦的佚作小说
迄今为止的各种香港文学史著作，在讨论作家侣伦时，对其坚持笔耕六十余载，为香港文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无不给予高度的评价。
但是对其早年的创作成就，由于资料的缺乏，也大都语焉不详，以致妨碍了更全面更准确地为侣伦在香港文学史上定位，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现在，随着早期小说《伏尔加船夫曲》和《一条裤带》的重见天日，侣伦文学历程中的这段空白，可以说得到了一个可喜的填补。
侣伦的短篇小说《伏尔加船夫曲》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上海《北新》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二十一号合刊“新进作家特号”，是一篇应征中选作品。
《北新》半月刊一九二六年八月创刊于上海，初为周刊，第二卷起改为半月刊，先后由孙福熙、潘梓年、石民等编辑。这是一份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的综合性刊物，除了小说、诗歌、散文和文学批评外，还经常刊登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医学方面的简讯和评论。《北新》曾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他的《〈阿Q正传〉的成因》《答有恒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重要文章都是在《北新》揭载的。《北新》的作者还包括了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郁达夫、林语堂、绿漪（苏雪林）、李劼人、李金发、冯文炳（废名）、许钦文、高长虹、梁遇春、黎锦明、赵景深等新文学名家，阵容颇为强大。因此，在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文坛都颇具影响力。
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北新》第三卷第五号刊出《“新进作家特号”征稿启事》，文中说：
本刊并不是单纯的文艺刊物，有时对于这一方面的作品难以尽量采登，这实在是一种缺憾。现在，为补偿这种缺憾起见，拟于本年暑假期内出一特号，大规模地采登新进作家的作品。
但理，我们说新进，并不是僭妄地以什么先进自居。我们应用这个现代字眼，意思就是指未知的或（未）成名的诸君。
我们盼望这回能够收到一些足以启示新的希望的作品：小说、戏剧、诗歌或小品文。
《北新》编者的意图很清楚，希望通过这次文学征文活动，发现和培养几位文学新秀。当时远在香港的侣伦显然读到了这则启事，他的文友谢晨光已在上海的《幻洲》《现代小说》《一般》等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而备受关注，他当然也很想在已取代北京成为全国新文学中心的上海文坛亮相，于是，以短篇《伏尔加船夫曲》应征。
原定于一九二九年夏季出版的这期《北新》“新进作家特号”，大概是因为稿源关系，一度打算延至一九三〇年一月才推出，最后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第三卷第二十、二十一号合刊问世。该期前署名“编者”的《弁言》，对是次征文的宗旨和结果有进一步的阐述：
这里所发表的作品，虽不敢说篇篇都是杰作（这在任何刊物都是不可能的），却很有几篇是很足以使我们觉得快慰的，尤其是因为这些作者几乎都是本刊的初次投搞者——至少在我们就可以称为“新知”，如果我们不配以“新进”称呼他人。
我们并不敢厚着脸皮以什么“先进”自居，而且我们也知本刊并不是什么文艺界人的“龙门”。不过，我们既是编着这个刊物，而这刊物在事实上又博得了（这，我们当然不敢“贪天之功”）较大数目的读众之购阅，和许多作者们之投稿，则我们自不妨利用这个机会（资格？地位？）来搜求一些未知的朋友们的作品而予以所谓“大规模”的展览——说得堂皇一点，是要看出“新的希望”来。实在地，谁不盼着有生命，有力量，尤其是足以窥见这时代消息的新的作品呢？所以我们虽不敢（这是第三个“不敢”了）一概抹杀已成的作家，却总禁不住一种迫切的心情，以期待着新进者。
《弁言》透露了围绕《北新》这次“新进作家特号”征文活动在上海文坛发生过争论，主要是“新进作家”的提法引起了不同看法。撇开这一点不谈，《北新》“新进作家特号”还是很有看头的。除了侣伦的作品，后来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以“岭梅女士”笔名写的小说《遇合》，后来成为“京派”知名作家的李同愈的小说《在饭厅里》、满红的小说《老太》、后来活跃于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坛的李白英的散文《世界的沉默》和君羊的独幕剧《两年之后》均榜上有名，也均有一定的艺术水准。他们后来的文学道路也证明了这次征文活动是基本成功的，有意义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次征文并未评奖，侣伦这篇《伏尔加船夫曲》虽然在《目录》上排名第二，当然也并未获得并不存在的征文奖第二名。
尽管如此，在《北新》“新进作家特号”中，侣伦的《伏尔加船夫曲》确实占着重要的地位。这篇小说写香港都市男女的情感纠葛，颇具现代气息，也颇具港味。男主人公婚外恋，自以为得计，其实妻子早就有所觉察，故意在星期天提供机会让丈夫与其“恋人”绮芬单独相见，正当他要对绮芬进一步表示亲热时，不料妻子突然归来，使他陷于尴尬的境地。但她并没有大吵大闹，使事态弄得不可收拾，而是又出人意料地同意陪伴他去观看电影《伏尔加船夫曲》。在影院中，他亲眼目睹那位和他谈情说爱、卿卿我我的绮芬，正和一位男青年偎依在一起，才发现自己是被愚弄了，才觉得“还是爱自己的老婆吧”。
《伏尔加船夫曲》的情节并不复杂，但设计独出心裁，巧妙地以电影《伏尔加船夫曲》贯穿全篇，到底是邀请妻子还是绮芬去观赏这部名片，成为衡量男主人公这场婚外情的试金石。而且，小说对男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刻画十分细腻、老到，随着情节的推进，男主人公复杂心理的微妙变化也层层剥茧般展示在读者面前，颇具艺术感染力。创作手法的圆熟，人物对话的精彩，主人公性格的丰满，使这篇《伏尔加船夫曲》不但在《北新》“新进作家特号”中显得突出，满红、岭梅、李同愈诸家的作品都相形见绌，同时也成为侣伦早期小说的优秀之作。
《北新》“新进作家特号”出版之后中选的“新进”作家满红、岭梅、李同愈等位，都陆续有新作在《北新》揭载，侣伦也是如此。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北新》第四卷第七号又刊出侣伦短篇《一条裤带》。这篇小说写的是发生在当时南方农村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小说的情节有点扑朔迷离，但康伯之子阿安与芹姐幽会时不幸被人发现，以致一被抓走，一溺河而死，还是暴露了农村中封建宗法势力的强大和残忍。侣伦早期小说大都以香港都市生活为题材，这篇《一条裤带》是一个例外，它体现了侣伦小说题材的拓展和他驾驭新题材的功力，同样值得注意。
（原载二〇〇一年八月香港《作家》第十一期）